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批评的自我批评

何平

有小说家说：“中国的小说评论家是一群苍蝇。”（李师江）更早的时候，同样是一个小说家说：“当代文学评论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伙面目猥琐的食腐肉者。”（韩东）我相信，大多数文学批评从业者面对这些鄙薄文学批评的言论肯定心怀沮丧。批评和创作“强烈的敌意”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远的不说，新时期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那真是一个创作和批评耳鬓厮磨的蜜月期。余生也晚，没有咸与革命，但从前辈往事中还是能隐见盛景的。按下这个不说，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并没有因此后继乏人。而且随着大学文学研究生的强劲增长，文学批评从业队伍泡沫式的膨胀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会改变。但谁都知道人数的倍增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的中兴。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文学批评生涯起于批评式微的不幸时代。而且在我短暂的十数年的文学批评从业经历中，我也曾经真切地怀疑过我所做工作的意义，如果我所做的工作只是类似密室隐修的自我修炼。事实上，绝大多数文学批评从业者也只满足于自说自话，文学批评的阐释和自我生长能力越来越萎缩。而这恰恰是令人担忧的。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文学批评并没有去开创辽阔的言说公共空间。相反，文学批评式微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学批评越来越甘心龟缩在学院的一亩三分小地，以至于当下中国整个文学批评越来越接近于繁琐、无趣、自我封闭的知识生产。因此，现在该到了文学批评自我批评、质疑自身存在意义的时候了。

首先，要追问的是，“谁”在批评？批评从语源上来自希腊文krinein（判断）和kritikos（能批评的人）。能否作“判断”，能否做“能批评的人”，是对每一个批评从业者的基本考验。“谁”在批评，出乎其外是文体、修辞、语体等等，入乎其内则是批评者的独立精神立场和文学观，及批评站在什么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观察当下的文学批评，是“谁”在批评，是“谁”发出的声音，越来越不清晰。千人一腔，我们感觉不到文学批评从业者独立的文学观，感觉不到他们的体温和心温。在这里，我们甚至不害怕批评者的偏见和异见。一定意义上，最可怕的不是偏见和异见峰起，而可能是唯存共识。因此，理想的文学批评生态是不同精神立场和文学观的并起和交锋。

其次，是为什么要进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仅仅是作为人文学科的“非常精确的智识劳动分工”（萨义德），作为谋生手段之一种而存在吗？即便从“智识劳动分工”角度所赋予文学批评的文学史、文学理论、媒体批评的职责，我们的文学批评也不能算称职。而且，除此之外，文学批评应该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介入到现实中间。

再次，就是怎样进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从业者必须意识到的是在当下中国生活并且进行文学批评实践。无论怎么说，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从业者仍然是文学教育、作品遴选和推介以及文学传统积累等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从业者只有通过广泛的批评活动才有可能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建立起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同时重新塑造文学批评自己的形象。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

批评家印象记

何平侧记

王尧

在一大堆文弱的书生中，何平虎虎有生气，甚至有些野气。

两三年前，在南方的一所大学开会时，何平留给我这样的第一印象，我记不清楚那次会上我们有没有交谈。何平的举手投足和他的谈锋，让我最初的感觉是，多年的学院生活并没有完全改造了他。在今天中国的学院，格式化的训练，通常会模糊掉人的轮廓特别是棱角，会让好人更好坏人更坏（如果可以两分法）也会让坏人变好好人变坏，也会生产出一些不伦不类莫名其妙的人。后来，我不时看到他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杂志上的文章，觉得他论文的篇幅长而且有力量，以为这样有特色的批评家并不多见。

这两年，我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何言宏教授学术上联系颇多，因为有了言宏兄的介绍，我与何平的往来也逐渐增多。何平读博士的导师是著名学者朱晓进教授“朱老板”。何平与我见面，也称我“王老板”，让我十分惶恐。虽然以年龄和辈分来说，我也做了几年“老板”，但我很不习惯这样的称呼，好像也只有何平一人这样叫我“老板”，我当然不敢把自己当“老板”，所以也称何平为“何平兄”。何平这样叫了，我也觉得有趣，有人把学界当作江湖，我不赞成，但人与人的关系有些江湖义气有些担当也不坏。我想，何平是一位有些江湖义气的学者。

在学术路径上，何平由中国现代文学延伸到当代文学，也不时以批评的方式介入当下的文学创作。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治文学的人若是在大学工作，大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何平追随他的导师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纯学术，比如，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文学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等，他都有所成就。我一直的想法是，如果没有受过纯学术的训练，如果没有学养的积累，要转身做一个好的批评家是困难的。一些批评家或许认为我这样的想法是偏颇的，那我说的可能是另外一类批评家。何平讨论当代文学史的文章，以及他的一些作家作品论，在我看来，都有我所说的那种由学者转身做批评家的那些素质。他的论文总是有一种理论背景，一种文学史背景的依托，是一种成熟的写作。但这种成熟不是迂腐，而是常常笔底有波澜、有生气，往往能够笔尖插入文本的深层次。何平论文的特质，在学养以外，他的思想和观点，常常有我前面说的那种生气与野气。所以，我有时觉得，何平应当集中精力做一段时间的文学批评。在当下的文坛和学界，能够集中精力做批评的同仁已经越来越少了。

当下文学的秩序之中，作家的分野是明显的。做学术和批评的人，关注的多是主流作家也就是为文学史框架所认可的那一批人，对类型文学、对民间的写作者常常视而不见。我自己做研究或者指导学生也不免带有这样的偏见。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文学格局是，如果只做“纯文学”研究似乎难以把握“全局”。在这一点上，何平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今年暑假时，我突然接到何平的电话，说他到苏州了，陪着一批作家参加凤凰出版集团的一个活动。他在电话里说的那些作家的名字，我只知道王跃文，其他几位我孤陋寡闻。等到见了面，一交谈，我诧异万分，在座的一位写小说的作者，说他的一本书发行了几十万册。而这本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可见我是在几十万人之外。再谈下去，我明白了这类作品的出版发行的运作方式和纯文学不同，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在这类作家身上处理得圆熟周到。而何平对此类现象的熟悉和见解也让我佩服。没隔多久，我和季进教授陪一位研究冒辟疆的日本学者去如皋，突然接到何平的电话，说他也和几位写诗的朋友快到如皋了。和他在一起的诗人，也都是“民间性”的，我熟悉其中一位。何平的这些交往，其实，可以看作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活动。倘若何平的研究和批评能够有所体现，我以为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有一家杂志约何平与我编选一期纪念五四的专刊，我们讨论了一个原则性的意见，我也约学生编选了，但这一工作最终流产。我不免遗憾，终于意识到我们要做一个“新青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何平说，杂志的主编还托他带了瓶酒给我，我说我不喝酒，何平说他也不喝酒。我想，何平应该能够成为批评家中的“新青年”，等他的新作出来时，我们把那瓶酒喝了。

（王尧，时供职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