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历史总体性”作为方法

依据小说题材来划归作品的类别或潮流，这在小说遥远的开端便是一种传统。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文学作为“生活的模仿”，在社会剧烈转型期，也互文性地对时代予以回应，文学思潮或流派的产生和更迭也比以往更为快速和剧烈。因这些题材的分流而对创作贴上的标签，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是一种“历史标识”。

文学作品总是带有历史标识的，卢卡契称之为“历史总体性”：“存在于真正结构形式中的直接的现实既不是经历它的结构和发现这个结构，而发现它们的途径，也就是在它的总体性中，认识历史过程的途径。……因为历史的现实性只能在一种复杂的中介过程中才能实现、理解和描述。然而不要忘记，直接性和中介本身就是辩证过程的（诸方面）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存在于理解它的认识中的每个阶段（将能理解它的心理状态）。”[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M].王伟光译，重庆出版社：1989：173]历史总体性并不一定是直接从外部强加在客体身上的，也不一定具有直接性，它不是“是”或者“应该”，而是一种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验世界的客体将被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方面来理解，即作为总是社会状况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历史变化的进程中。杰姆逊称之为“政治无意识的叙事化”：“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它作为一个缺场的原因，我们除非通过文本的形式，否则便不能接近它，而我们对它的研究，对真实本身的研究，必然要通过以前的文本化，通过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杰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既然是一种“无意识”，它就是写作者即使想逃逸也无法真正离开的。

但是，历史总体性与历史标识并不是绝对的。首先，从理论上讲，历史总体性中也包含了差异性，甚至，它可以被解构为差异性构成的运动痕迹：“人们肯定永远不该对这样的路标放弃历史性的确认，但我想知道是否有东西可以在此呈现一种惟一的‘历史性标记’的形式，甚至这个总是是否可以这样的形式被提出来，而是确切地隐含一个也许应该被悬置起来的编年史工作的公理系统……每一个‘解构的’阅读都呼唤着存在于这些多样性的‘标记’中的别样的‘标记’中的别样标记，但我不知道它们将围绕哪一个伟大的轴进行运转。”[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M].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7]强调总体性还是差异性，只是切入的视角不同。其次，历史总体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呈现形式和程度也完全不一样。陈晓明将历史总体性归结为一个现代性现象：“在相对意义上，任何时代都可以归结出它的历史总体性；不管是高度整合还是多元分化的时代，立有某种历史的共同性决定一个时代的总全特征。……当然，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历史总体性是现代性社会的特征。现代性创造出一个组织严密的民族—国家制度，竭尽全力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尤其包括思想资源，它必然要创造社会共同的目标，使社会的力量构成一个趋势，因而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就显得特别突出。”[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袪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7]的确，自现代性发轫以来，文学的思潮化、流派化趋势都发展得更明显——这正是“历史总体性”的重要标识之一。在西方，无论是现代性萌芽期的文艺复兴，君主专制时代的古典主义，大革命时代的启蒙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代性弊端逐渐暴露的19、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都在历史变迁的压力下，试图对历史总体性做出文学上和艺术上的反应：可能是一个希冀与推动的“正题”，也可能是一个逃避、疏离乃至批判的“反题”，可能是主动参与时代而做出的有意识回应，也可能是受到潜在影响而无意识地追随了某个精神趋向。

相比西方，中国的现代性历程进行得更加剧烈，社会总是处在总体性的变异之中。相应地，中国文学潮流的更替变化也特别迅速。如果文学叙事是对时代的一种理解方式，那么这种理解当然会包括对自我、自我与时代关系的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身处变革时代的中国作家似乎有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对时代做出回应的焦虑，甚至是给自己或自己的作品烙上“历史标识”。我们的文学研究，当然也会习惯性地将特定作家归入一个或两个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从而给他一个与时代相联系的身份归属，从而更直接地嵌入“历史总体性”之中。

但是，这样的归类是否总是很可靠？是否会简单化地以共性遮蔽了个性？本文将要进行解读的曾剑小说，便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将曾剑小说归入军旅文学类，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从题材上看，他的小说表现的大多是军人的生活。不过，他的军旅小说又不尽符合我们对军旅小说的通常理解。除了抗美援朝题材小说《枪炮与玫瑰》，大多数小说描写的都是和平年代的军人生活；主人公也不是头顶光环的英雄，而是最普通的常人，他们操心的是生存、生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又接近于20世纪以来兴起并且一直势头不衰的底层叙事，或许还有一部分接近乡土叙事。然而，归入后两者也有些似是而非：一个生长于湖北、扎根在辽沈的作家笔下的白山黑水，能否算作“乡土叙事”？那些批判性较弱而包含更多温情的作品，又能否算作典型的“底层叙事”？……总之，我们很难将曾剑的小说归类到具体的某一题材范围之内，因为他的作品兼容了多种题材，以丰富的小说图景实现了对单一题材的变调与突围。

二、乡土叙事之“变”：从故乡到他乡

曾剑出生于湖北红安，创作生命却是在辽宁沈阳展开的，作为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他的文学生涯与军旅生涯是分不开的。所以，曾剑小说有他从小熟悉的“红安系列”，但奠定他的文学影响的却是军旅题材的“东北系列”——如《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等。这并不符合我们对于乡土叙事的常规理解，因为大多数的乡土叙事都是作家书写自己熟悉的故乡。以同样是沈阳作家的马秋芬为例，她也写东北黑土地、写“冰排”，但她本人就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连文学语言都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然而，军旅生涯本就意味着从故乡到他乡。曾剑笔下的湖北红安、玄武湖，与东北大兴安岭、辽西草原同样富有乡土的质感，是否算是乡土叙事的一个变调呢？

曾剑写乡土的小说，无论取材地点是湖北红土地还是东北黑土地，使用的都是诗意的风景描写，对具有地域色彩的生产与生活活动进行细节把握，并且塑造出具有“坚毅而又隐忍的性格、苦难而又丰饶的人生”的人物，朴实而有质感。如《整个世界都在下雪》、《武湖梦》，这是纯粹的乡土题材，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湖北。《整个世界都在下雪》写一个疯女人的故事，她生在乡土却渴望从乡土中逃离，表现形式却只能是爱上不属于那个世界的“城里人”。她因被一个美术老师抛弃而患上精神病，那个“城里人”分手时说了一句“你的头发真脏”，她便不分冬夏，跳进河水里没完没了的洗头。后来，她又把帮助她的扶贫干部当成了抛弃她的恋人，为他盘起头发、打扮得漂漂亮亮，不顾一切地跟随他，使这个38岁的已婚男人面对无法抗拒的热情，变得如“黑夜里的一个孤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却在成群结队的城里人无节制地打捞河蚌，而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的时候，挺身而出，“手拿长镰刀，双眸如电，”赶走了这群贪婪食客。[刘凤阳：曾剑《整个世界都在下雪》：幸福的热望[J].文艺报，2020年8月3日]而这类渴望摆脱匮乏与无知（与其说是物质上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追求爱与幸福，又保持着乡村人的朴质、正直的人物类型，在曾剑的乡土叙事中比比皆是。《武湖梦》里几个到武湖边为李老板种水田的打工年轻人，也都怀揣各自的梦想，如想上作家班的“我”、想为美丽的未婚妻水莲买金戒指的蝈蝈。虽然他们会为了拿到几个工钱而卖力干活、忍气吞声，甚至水莲抛弃蝈蝈而和李老板的儿子在一起，山菊看不起水莲的行为却还是悄悄收下她送的玉镯，生存的卑微令人心酸；但他们仍然保留着不可侵犯的尊严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穿军装的牧马人》《冰排上的哨所》等作品，取材已是军旅生涯，然而这些作品对自然风物的描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刻画，仍是如红安系列一样富有质感。其中人物也保留着“乡下人”和“军人”的双重身份认同，他们脑子里想着过好日子、娶妻生子等“乡下人”关心的问题，也同样热望幸福，在卑微中维护尊严、在失落在寻找希望——这些特质让他们跟纯粹乡土叙事中的人物很相似。如《穿军装的牧马人》中，深山牧马、黄昏救鹿、山洼遇熊、日暮葬犬等情节的描绘，非常富有东北山区的地域特色。而主人公黄叶青“黑皮肤，娃娃脸，月牙眼，自来笑”，像山里的放牛娃。他被安排牧马，是孤独的、失望的，“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不能是我？这两个巨大的问号，像两把弯刀，砍在我脑子里的每一根神经，折磨着我。”而他与马的“互动”，透着乡下孩子特有的亲近自然的质朴：“它们（马）看不见我手中两把无形的弯刀，只看见我疯子一样手舞足蹈。看什么看！我训斥着我的‘兵’：都欠收拾！它们就老老实实低下头，故意把草吃得唰唰响。”他在山中的美景、动物的陪伴、战友的关心，以及父亲的教育带给他的质朴的责任感、身为军人的模糊的荣誉感中，逐渐超越了眼前苦境。总之，曾剑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军旅文学气息和深厚的乡土情怀味道，其作品是两者水到渠成的兼容与再造，”[刘恩波：曾剑的小说风景[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2）]显现出基于乡土叙事、又超越乡土叙事的审美特质。

二、底层叙事之“变”：从生存到生活

90年代中期，底层叙事在中国文坛上出现，随后在21世纪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曾剑小说“选取的都是底层角色，讲述的也是寻常生活，”[徐艺嘉：温情叙事与诗意表达[J].神剑，2014（5）]他笔下的人物，是“失落的”、“受压抑的”、“生存空间逼仄”的[周建新：唯美与理想主义的高度融合[EBOL].2016-05-20]。这完全符合底层叙事的特征。他们有的身处恶劣的驻防环境中，如天寒地冻的冰排、虫蛇出没的孤岛。而更多的是上升途径堵塞，困于底层而看不到未来。如《穿军装的牧马人》中的黄叶青，带着父亲的期望来到部队，本来打算“在崇山峻岭中真枪实弹地干几场”，却被分配到深山老林中一个人放一批退役的马。《饭堂哨兵》中的哨兵本来期待着能给首长当警卫，却被指派到饭堂的一个哨位，他虽然能够直接面对首长和机关干部，以标准的军姿迎接和送走每一位来吃饭的军官，但是，“每一个人同他打招呼，没一个人问起他的名字，”他感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落。还有《故事平淡》中的苏橘在部队只能给人理发，《士官的白天和夜晚》中写报道的一级士官“我”不成功的报道……这些底层士兵的生存境遇，与《武湖梦》中的打工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把军旅题材与底层叙事结合，是曾剑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

但是，曾剑小说也并不是典型的底层叙事。底层叙事所突出的底层苦难，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是人被苦难挤压到仅仅是在生存，而不是在生活。同是辽沈作家的马秋芬的一些作品就是典型的底层叙事，《蚂蚁上树》、《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中的主人公为了生存，对于爱情、幸福都已经麻木，更谈不上尊严、理想、审美、追求。但曾剑小说中的人物对生活有期待、对未来有向往，他们拥有军人使命和人格尊严，有着超越现实境遇的丰富的精神世界。

这些底层士兵籍以超越其生存处境的，一是自然之美。曾剑小说故事发生的驻防地，经常是远离都市喧嚣的宁静肃穆的所在，而其中的主人公又保持着能够领会自然之美的质朴心灵，美好的风景与美好的人物相映而成为一个纯真世界。《冰排上的哨所》中的兴凯湖处处是纯净的美景，“紫红的光线涂抹在湖面，魔法似的将冰变成淡蓝，远近层叠的雪堆的像蓝色波涛，”“成片的紫，在夕阳里亮着，能看见淡紫的弧形地面线向两边泻去。湖面上空气清冷，冰在阳光下像耀眼的镜子，似乎是眨眼间，太阳隐去了，换成了月，毫无遮挡地将明澈的光洒在湖冰上。”这景致虽寂寞，却也能净化人的心灵。二是生活的趣味。如有的主人公与动物“打成一片”而化解了寂寞。如《穿军装的牧马人》中的黄叶青救鹿、葬犬，而感情最深的还是军马：“在雪地里，它们有的低头，有的仰望，在冰雪里‘闲庭信步’。这些马的体型保持得很好，像军营里的男人，有着强健的肌肉。”三是人性的温情。对故乡亲人、爱人的怀念，以及部队中战友的支持，更是支撑他们的精神动力。《饭堂哨兵》中寂寞的哨兵在深夜人们离去的时候回忆家乡，“这个时候，家乡的田禾长势很好，蛙声开始鸣叫，宁静了整个乡村的夜。乡村的夜，是梦乡，那么甜美，他那么真切地嗅到了泥土的味道。”他想起新兵连的战友，也想起未婚妻槐花，憧憬着他们未来的美好生活。同时，班长的劝解也让他对未来升起了希望，决定“从明天起，只想站岗的事；从明天起，当个好哨兵。”《穿军装的牧马人》中的黄叶青也得到了团长的关心，他感到团长的语气虽然平淡，“却像冬天里的炊烟，让我感到家的温暖。”这些底层小人物的心灵是有归宿的。四是军人的使命感与人的尊严。“曾剑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军旅生活中除了有金戈铁马的雄壮美，还有一种坚守日常责任的中和美。”[宋先红：军旅作家曾剑小说的“三美”[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2）]《武湖梦》中的打工者有自己的尊严，军旅小说中的士兵也有自己的使命。他笔下的士兵无论对生活多失望，都不会怠慢身为军人的纪律和责任。《饭堂哨兵》展现哨兵在晨昏更替、寒来暑往的变换背景下一直不变的立正与敬礼姿态，成了一道风景，他自己也“蜕变成一个老兵，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真正的军营男子汉。”

这些温暖和乐观的因素，一方面弱化了底层叙事所通常具有的社会批判和人性反思意义，另一方面也让光明照亮了“墙角的阴暗”，使曾剑的底层叙事带上了军旅文学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把底层叙事的模式、手法与军旅的题材、特质结合起来，赋予底层叙事以温暖和乐观的色彩，使人物不止在生存、也在生活，这在底层叙事中又成了一种变调和突围。

三、军旅叙事之“变”：从宏大到微观

如果乡土叙事与军旅叙事的结合，赋予了乡土叙事从写故乡到写异乡的更广阔的视角；底层叙事与军旅叙事的结合，赋予了底层叙事从写生存到写生活的更乐观的情调。那么，军旅叙事与乡土叙事、底层叙事的结合，便赋予了军旅文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的更加日常化、个人化与抒情性的色彩。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与时偕行”的新变，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军旅小说从整体上实现了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从政治视角到人性视角的转变，人物形象方面也呈现出“去英雄化”的趋向。而曾剑的小说（尤其前期小说）大多以和平年代军人的平凡生活为题材，这与军旅小说的大体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而特别的是，曾剑的小说在描写战士们日常生活时，倾注了作家的主体情感，以艺术化、审美化的书写为我们开掘了深入了解军营生活的途径，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担当的士兵形象，表现了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观念的时代嬗变，使得小说带有微观叙事的特征。

曾剑小说的微观叙事特征，首先表现在日常性。曾剑的大部分小说的时空均设定在部队军营，兴凯湖、小木屋、冰排上的哨所构成了一个个具象的叙事空间。作家从个人主体经验出发，以日常化叙事试图还原真正军旅生活中的苦与乐、爱与愁。而且，如《今夜有雪》中以营长李明辉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作品并不占多数，曾剑小说更多的是描写边防兵、守岛兵、理发兵、饭堂哨兵、牧马兵等部队中的基层士兵日复一日的平凡军旅生活：养马、理发、饭堂站岗、写报道、押送坦克、常规执勤……他们想的也多是怎样排解寂寞、首长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我”，以及记功、升迁、复员、回家、与爱人结婚等等一系列的常人琐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底层士兵虽然在部队中做着最琐碎的日常工作，却无一例外地怀揣拿真枪上战场的“英雄梦”。而日常生活的重复和细碎却消磨了这种“英雄性”，于是我们在曾剑的小说中看见了诸多苦闷失意的士兵。但事实上，这种日常性的倾向并非对士兵心中英雄梦的真正消解，曾剑从未放弃过塑造真正碧血丹心的士兵形象，而是将军人的价值内核熨帖在细小的生活事件中，从而表达出和平年代，军人内在的理想信仰与精神向度。也正是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之间，我们勘探到了作家将切身体验与感悟与文字融为一体的隐秘心事，也在军旅题材宏大坚硬的外壳下，看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情感丰富性，拓展与加深了军旅文学的书写空间与情感内蕴。

个人性也是曾剑小说微观叙事的特征之一。大多数小说都是以“我”为主人公来进行第一人称叙事的，具有鲜明的个体化色彩。这一方面来源与作家自身的从军历经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曾剑深谙小说的叙事技艺，以“我”的视角凸显了在场感，又与作家熟悉的军旅生活拉开了距离，在小说世界中将其视为陌生化审视的对象。曾剑小说多见丰富而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大量传达人物的主观情感和感受，并且与具有画面感的景物结合在一起。如《穿军装的牧马人》中那段人与马的互动，以及人在寂寞中对马的心理投射，生动而传神。《饭堂哨兵》在宁谧的乡村景致回忆中，展开哨兵的内心世界。《冰排上的哨所》以“电视信号不好，没有图像，声音像从沙尘暴里传过来，沙沙响。寂寞像阴影一样袭来”这样的形象语言来传达哨兵的寂寞。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抗美援朝题材的《枪炮与玫瑰》与记述红安革命老区一个家庭“四代从军”的《向阳生长》，也融合了微观叙事：他所熟悉和擅长的对个体命运及情感世界的关注。

曾剑小说的微观叙事特征，还体现在小说的抒情性。抒情/诗性一脉小说自现代文学时期沈从文、废名等人的拓荒，在当下的文学场域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甚至在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浸润下，抒情性成为了一种稀缺且宝贵的文学质素。尤其是在“硬核”的军旅兵营题材小说中，抒情性便更值得珍视。曾剑的小说富有诗意，许多评论者也指出过这一独特的审美特质。曾剑本人也曾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写作受迟子建、苏童等当代作家的影响。诗性的语言营造诗性的意境，也内化为人物对生活、战争、历史以及人性的诗意理解。《枪炮与玫瑰》中，曾剑不吝笔墨营造了寒冷恶劣、硝烟弥漫的战争氛围，同时又赋予其中的人物以坚硬且柔软的情感世界，正是战士心中对战友情、亲情与爱情的坚守才使得战争也焕发出浪漫的色彩，枪炮战火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化为战士们前进的动力与远方的风景，于是小说传达出战地洗礼过的土地也能长出玫瑰的美学理想。《向阳生长》中杨向阳一生的成长史，便是一部家族史、乡村史，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共和国发展史，向阳心中内心的坚韧刚强与坚定的理想信仰将苦难吸收为成长的养料，表达出一代时代新人的价值观念与精神风貌。

结语

总之，曾剑小说“扬眉剑出鞘”，以军旅题材为底色，并实现了军旅叙事、乡土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熔，丰富了这几类题材的内涵，并拓展了它们的外延。就乡土叙事而言，曾剑小说完成了从故乡到异乡之变。他的作品中有和多数乡土作家一样的写故乡的“红安系列”，也有军旅生涯中撷取的写异乡的“冰排”、“牧马”等，东北大地在他笔下同样展开为富有质感的乡土世界，他也在不同的乡土中寻找同样的人性人情。就底层叙事而言，曾剑小说完成了从生存到情怀之变。他的作品也像其他底层叙事一样瞄定小人物，写他们的人生如何被化约为“生存”的挣扎，不同的是他们身为军人，总是有超越生存的情怀。就主流叙事而言，曾剑小说完成了从个人到历史之变。军旅题材大多属于主流叙事或宏大叙事的范畴，而曾剑小说由于兼容了乡土叙事与底层叙事，并采用“我”的第一人称视角，而具有鲜明的个体性与抒情性，以个体存在构入群体历史。他的微观叙事与个人色彩，虽然有批评者认为是限制了创作的视野和格局，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他与回应时代的“表意焦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瑕不掩瑜，从起初的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向阳生长》，曾剑持续建构着自己的小说世界，创作疆域逐渐扩大，艺术手法日臻成熟，在当代文学领域独树一帜；与此同时，曾剑的小说发出了和平时期军旅小说的时代强音，也为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自信提供了现实与艺术双重层面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