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若论当代作家的土地崇拜倾向，赵本夫无疑是此中代表。这位“地母三部曲”的作者，一直对乡村、田野和土地怀有浓厚的兴趣。对他来说，土地才是一切生命的依托。如其在一篇题为《寻找自己的世界》的旧文中所坦言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泥土的气息能让我沉醉。”[1]确实如此，长篇新作《荒漠里有一条鱼》便清晰呈现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泥土气息”消失后的世界。围绕大洪灾之后“无土时代”的危机感，小说贯穿了一个从荒漠到绿洲的乌托邦方案，这也是这部亦真亦幻的小说最为动人的篇章。

相较于多数作品文学主题的隐而不彰，《荒漠里有一条鱼》主题的鲜明显豁是显而易见的。再加之在不同场合，作者郑重地讨论过“书写生命韧性”的话题。看得出来，所谓“生命的韧性”，早已被作者视为民族内在生命力的核心议题。小说通过黄泛区的洪水，书写民族的苦难，以及苦难下的生存。面对灾难深重的历史，“韧性”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这也被顺理成章地上升为一种“民族寓言”。然而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一关于“生命韧性”的文学主题究竟是如何生成的。也就是说，在这部小说中，所谓的“韧性”叙事是怎样被组织，被讲述的。在我看来，这里当然离不开“鱼王”这个关键意象的征引，以及小说中贯穿性的三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首先值得讨论的便是荒漠里的这条“鱼”。

“鱼”的由来似乎颇有几分神秘，它可以追溯到作者少年时代关于“鱼王”的记忆。甚至，究竟是记忆还是传说，早已混淆不清。不过这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意象本身便足够震撼：干涸的黄河故道，遍体鳞伤的鱼王，仅靠腮边的一团泥浆顽强地活着，而身上剩下的鱼鳞依然金光闪闪。这条身陷困厄仍然葆有尊严的神秘鲤鱼，是作者少年时代最难受也最感动的记忆。是的，他从这种苟延残喘中看到了不屈服的韧性，对于生命的渴求，以及可贵的尊严。于是在他这里，落魄的鱼王成了大洪水最后的馈赠，成了生命尊严的象征。“我写的这本书就是我早年积累的东西，一条鱼的故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件事，可能早就忘记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它的价值，但是我发现了它的价值。我一直念念不忘，一直在找它的价值在哪里，于是，我找到了这本书。”[2]作者念兹在兹的那条“鱼”，终于被他写进了这本书里。

这条神秘的鲤鱼，也存在着极为有趣的意象叠加。一方面当然是黄河的意义。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里自然包含着大地与人民，生殖繁衍和文明赓续的独特意蕴。另一方面，鱼王同样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尤其是作为祥瑞之物的鲤鱼。既是与生殖崇拜紧密相连的独特标识，又极具中华民族文化特性。于是，这个留存在作者记忆之中的简单故事，天然便具有了丰富而阔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这种意象的叠加，为小说接下来共同讲述有关生命韧性的独特主题，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正是基于这一丰赡的意象，我们能够将这种生命的韧性迅速上升到民族寓言的高度。这大概就是贺绍俊老师所说的“从生殖到生态的现代寓言”[3]的题中之义吧。

当然，鱼王的意象固然构成了整部小说的“题眼”，但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主题的达成还是离不开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由此观之，《荒漠里有一条鱼》里轮番出场的三个人物便值得认真分析了。

三个人物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是鱼王的发现者和拯救者——渔夫老八。黄河决堤的大洪水吞没了他的家园，二十多个子女都杳无踪迹，他自己也在洪水中失去了一只手臂，却幸运地死里逃生。独臂老八流浪多年之后，又重回已成荒漠的故乡，与一头幸存的大黑牛相依为命，并试图重建家园。

小说中，独臂老八犹如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一位远古时代的英雄。这位大洪水的幸存者，似乎是最接近“鱼王”的人物。这不仅仅表现在他顽强的生命力：失去了一只手臂，也能在大洪水中顽强地活下来；也表现在他惊人的繁殖力上，大洪水之前便有二十一个子女，而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又让早已被宣布为无法生育的弃妇枣儿成功受孕，一次诞下四个儿子。在此，独臂老八便是“鱼王”多子多福的人间写照，也显然象征着人类先祖蓬勃的生命力。

小说接下来的故事则更具寓言意味。几年后，老八偶遇失散的儿子大船，陆续也有其他的流亡者聚拢到一起。人们在荒原沼泽耕种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困守在泥泞中挣扎多年的鲤鱼王。这是一条真正的黄河鲤鱼，碗口大小的鳞片，只是靠着腮边一汪混浊的泥水顽强地活着。用小说里的话说，“这一汪浊水，维系着一个苦难、神秘而倔强的灵魂。”[4]老八父子被鲤鱼王永不屈服的求生精神深深震撼，他们解救了鲤鱼王，并建立了鱼王庙，父子世代守护于此，守护鱼王。老八要大家也要像鱼王一样，再难也要活下去。于是便建立起荒原上的第一座村庄——“鱼王庄”。当老八在世时，他和鱼王庄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再难，有鱼王难吗？活着，活下去！”正如小说所写到的，“这个独臂汉子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开辟的是一个人类的新纪元。”[5]小说在此无疑凝结着洪荒时代文明重建的寓言，多少也包含着创世神话的意味。

第二个人物便是荒漠上植树造林的“始作俑者”梅云游。作为富家子弟的他本是商业奇才，身为南北大药房的少掌柜，他轻易便通过重组经营模式，挽狂澜于既倒，将家族生意越做越大。面对危机，他总能处乱不惊，轻松化解，笼络人心也别有一套。按理说庞大的家业令他衣食无忧，本该是众人羡慕的“人生赢家”，然而他却别有志向。他不愿像父亲一样，一天到晚死守在店里，更确切地说是，不愿忍受生活的寂寞和平庸。他在修路造桥建学堂之余，总是不断“折腾”，寻求自我认定的人生超越之途。他一生云游四方，览遍人生美景，最爱的是“美景美食美酒美女”，甚至偏执地信奉“吃喝玩嫖才是雅事”。相较于生命的长度，他更加迷恋的是生命的密度。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生命的挥霍与耗费。这种挥霍与耗费，在梅云游来到撒哈拉大沙漠时抵达极限。这里既有天堂一般的美，又有地狱般的恐怖。这是一处令人恐惧、敬畏又迷恋的所在，暗示着爱与死的极限。

梅云游极为任性的撒哈拉之行，换来的只是同行者的无谓牺牲。小毛和翻译的死，虽令梅云游心存愧疚，但也终究没能唤起他对生命的敬畏。这位天下顽主，世间的疯子，从撒哈拉沙漠侥幸逃脱之后，依然信马由缰，为所欲为。好在他将新的兴趣转向了黄河故道的荒滩，一掷千金的豪购，仍可被视为富家公子任性而为的荒唐之举。

直到有一天，当他百无聊赖地巡视自己的荒滩时，惊人的发现终于使他开始检视自己的生活，进而对自己荒唐任性的人生有了深刻反省。原来在那荒滩的深处，竟然生活着一群衣不蔽体的拾荒人部落，这破破烂烂的人群，仅仅靠拾荒为生。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生存，对于梅云游来说是如此容易，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那样艰难。当这个简单而残酷的道理如此直观地摆在他面前时，一种心灵的触动终于切实地发生了。

如我们所看到的，梅云游一下子被那些贫贱而顽强的生命击倒，他向着那片破烂的棚子和破烂的人群跪下了。人生信条的崩塌令他泪流满面，在那一瞬间，他终于明白了生命的高贵。“高贵不是财物，不是地位，不是无忧无虑优雅地生活，那活得太舒服太轻松太容易了。”“在绝境中顽强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生命的高贵。”[6]

生命的韧性，就像沼泽中芦苇的蓬勃，这让梅云游这位挥霍无度的生命耗费者自惭形秽。不错，他从这些卑贱的拾荒者身上，洞见了生命的强大和高贵。由此对自己过往的“吃喝玩嫖”充满了厌恶，并决心帮助这些拾荒人改变，开拓一种新的生活。于是，这便有了他在荒原上植树造林，防风固沙这个极其宏伟庞大的计划。为了鱼王庄的植树事业，这位公子哥不惜倾家荡产，至死不渝。

在梅云游之外，这里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梅云游乌托邦事业的继任者，那位弃儿出身的老扁。三个人中，老扁在小说里占据的篇幅无疑是最大的，尽管他的出场颇为负面。小说让他一上来就是一番大言不惭的说辞，将要饭的事情讲得理直气壮，还颇为戏谑地以村党委的名义给要饭的村民开具介绍信。甚至在送走村民的时候，他也不忘以扒房子、除名相威胁，警告村民千万别忘了腊月里回鱼王庄栽树。

在老扁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以栽树为中心的。他常常会手持一根鞭子，像魔鬼一样驱赶着饥饿的村民去栽树。在他看来，为了栽树，动员不产粮食的鱼王庄村民外出要饭，显然不是什么不太光彩的事情。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像鱼王庄这样男女老少结伴乞讨的“乞丐村”并不少见，这也是小说的现实依据所在。

老扁身上的坚韧主要体现在，他为求栽树的“不择手段”。为了心中那个光荣的梦想：让荒漠变成大森林，他和鱼王庄人甚至愿意忍受巨大的苦难和屈辱。日军侵华时期，老扁为了保护几十万棵树木不被砍伐，主动报名去当伪村长，三天两头提只野兔去日本人的据点，和龟田小队长喝酒，甚至主动从村里选派十几个青壮年去据点里当皇协军。这里最无耻的是，老扁把新婚妻子草儿送给日本小队长龟田糟蹋，令妻子从此疯掉。然而可悲的是，这些耻辱的交换，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树林。甚至在历次的社会运动中，鱼王庄的树林一次次被砍伐，鱼王庄人的梦想一次次被毁弃。

老扁一生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枷锁和骂名，小说也在不断地追问，他究竟是不是汉奸？然而正如小说所言，“在老扁身上，有多少光芒，就有多少丑恶；有多少丑恶，就有多少光芒。他无法对村长老扁有一个准确的评价。”[7]老扁的形象体现的是“通敌”与“抵抗”的复杂交织，他通过隐忍来寻求保护，这种模糊的行为，有利于形成对于过往文学中刻板人物形象的反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赵本夫如此说道，“塑造老扁这个人物是困难的，评价这个人物同样困难。我只能说，他是那种一生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依然泪流满面的人。”[8]在他这里，老扁的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同样体现的是生命的韧性。

小说便是以这样的方式，通过三个不同时空的贯穿性人物，来反复讲述同样的主题——生命的韧性。倘若说独臂老八是神话时代的英雄，一个塑造鱼王崇拜历史起源的非凡人物，他将鱼王的韧性作为一种值得记取的美德，铭刻到先民的记忆之中；那么浪迹天涯的梅云游就是传奇世界的征服者，一个成就乌托邦冲动的另类英雄，值得铭记的是他坚定的理想主义，以及围绕理想展开的实践执行力；而接过梅云游衣钵的老扁，虽说只是现实生活中无奈隐忍的失败者，但在他的沉默和怯懦中蕴含着笃定的信念和更加强悍的生命力。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于民族文化的立场的精神开掘，暗含非常微妙的情感态度变化。即从“五四”以来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极为流行的国民性批判立场，转移到一种国民精神的深入挖掘上，这里隐隐包含着一种从启蒙主义向民族文化深度认同的微妙转向。如人所知，国民性批判总是与启蒙主义紧密相连，倾向于将古老神秘的东方国度，视为“时间上滞后”，“空间上特异”的所在。面对沉沦的土地上沉默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是我们习惯的情感态度。这显然也是赵本夫这一代作家极为熟悉的“知识系统”。

然而，如赵本夫所追问的，“我们经常看到批评国民性的文章和小说，当然一些落后愚昧的东西要批判，但我觉得仅仅到此为止是远远不够的，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历经灾难还能走到今天，一定还有更内核更强大的东西。”[9]灾难深重的国民，他们的麻木和沉默只是一种选择，目的是为了活下去。而沉默不是懦弱，忍受不是麻木，他们背后是强悍的生命力。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或者说文化再生能力，就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人，不可能被打倒的内核。这些正是赵本夫的独特发现。这种从国民性批判到民族文化的自我肯定，显然映现的是文化复兴时代的自我意识，这在赵本夫这一代自上世纪80年代而来的作家那里，也是极为难得的文化自省和转轨。

当然，一方面是文化意识方面的深切变化，但另一方面从文学形式上看，《荒漠里有一条鱼》仍然体现出了蓬勃的创造力。也就是说，赵本夫虽然从思想意识上告别了“80年代”，但小说的文学形式上依然非常切合“80年代”的叙事实验。这便要言及他将这次创作所概括的，“弥天大雾中的冒险行走”[10]。这里的“冒险”指的是，为了避免小说的“僵滞呆板、索然无味”，作者以任性而为的方式，选择的“即兴写作，随性挥洒”的写作旅程。或许在赵本夫看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才是创作“有灵性的作品”的重要契机。尽管与85新潮一代作家存在着诸多差异，但也出于对那种亦步亦趋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强烈厌弃，赵本夫和他的同代人也深切认同当年余华所宣称的“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11]。这或许正是叙事冒险得以展开的重要前提。

具体到《荒漠里有一条鱼》里，作者有意采用了类似“团块式”或“片段化”写作方式，目的在于打破时空顺序，让老八、梅云游与老扁等不同时空的故事相互缠绕，以便呈现出小说世界里缤纷错杂的面貌。于赵本夫而言，这一切都是为了避开“僵滞呆板、索然无味”的传统故事结构，而效果显然并不糟糕。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枝蔓似乎都从一片“混沌”中自然生长起来，而故事的走向也确如作者所言的“可以随时改变”。大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孟繁华教授将其称为“本土化改装的‘后现代小说’”[12]。尽管总的来看，小说还不太够得上过于“后现代”，但某种“格式的特别”依然是无法忽略的。

注释

[1]赵本夫：《寻找自己的世界》，《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

[2]任沁菲、杨雨禾：《“灵”和“魂”的生命颂歌：听赵本夫诉说〈荒漠里有一条鱼〉》，“江苏文学”公众号2020年8月7日。

[3]贺绍俊：从生殖到生态的现代寓言——读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5期。

[4] 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21页。

[5]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23页。

[6] 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41页。

[7]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12页。

[8]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在弥天大雾中行走》，《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5期。

[9]徐明徽：《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塑造黄河故道的“灵”和“魂”》，“澎湃新闻”公众号2020年8月31日。

[10]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在弥天大雾中行走》，《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5期。

[11]余华：《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作家》1996年第2期。

[12]孟繁华：《威武雄壮的生命浩歌——评赵本夫长篇小说〈荒漠里有一条鱼〉》，《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7月2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