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赵本夫长篇新作《荒漠里有一条鱼》（《小说月报（原创版）》2020年第4至5期）三十余万字，我一口气读完，不仅不嫌其冗长，反而有点意犹未尽。人物情节某些细部似乎还可以留出更多篇幅加以精细描绘，但既然整本书已经写得酣畅淋漓，局部有所节制甚至随处留白，也无伤大雅。

比如鱼王庄新一代领袖、村长老扁的后继者“抗战”率二十多位青年令人振奋的回乡过程还可以大书特书。孤僻、坚韧而善良的中日混血儿鲁明独闯北大荒以及他与老扁之间的心意相通，或许可以跟占领鱼王庄城堡、毁坏三十万株树木的日军小队长龟田联系起来，独立成章加以深度开掘。浑身散发异香、以不知餍足的疯狂交媾终结“鱼王庙”传说的神秘女子为何很可能就是高贵圣洁的梅子姑娘？曾经挽救老扁性命的新华社黄姓记者为何在老扁为秋月的官司主动打电报求援时杳无音信？作者花了颇多笔墨描写的小乞丐“螃蟹”跟心中女神杨八姐情感“归零”之后究竟有没有变成“泥鳅”似的十恶不赦的坏人？日军掠夺木材，大炼钢时野蛮砍伐，都写得惊心动魄，而第三次“割尾巴”毁林却一笔带过------这些虽然都点到为止，但作为长篇小说的“部件”已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节制和留白的好处是不仅可以给读者留出更多想象的空间，也可以让作者腾出手来，牢牢抓住一部大书的主轴，即鱼王庄人一百年前赴后继、防风固沙、植树造林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进行充分描绘。

结撰这样一部人物众多、事件纷繁、大跨度时空转换的长篇，作者必须先立主脑，扣紧主线，然后才能针脚细密铺排副线，才能在叙事逻辑上分出主次、先后、内外、明暗，为自己获得更大的挥写的自由，最终将围绕主线展开的异常酷烈的人类生存境遇和异常坚韧的人类求生意志一步步铺展开来，一层层写深写透。

赵本夫毕竟是一位在长篇小说技艺上高度成熟的老作家了，他在宏观布局和微观调配上处处显出指挥若定的真功夫。经过新冠肆虐人心惶惶的几个月，有幸展读这部主旨在于描写人类生存极端艰难而求生意志又极度坚韧的小说，自然有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激励。小说只字未提当下全球性疫情（神医“梅三洞”抗击瘟疫应属事先设定的情节），但一部主要采取历史题材的苦难之书写得如此饱满激越而又从容不迫，恰恰在苦难的深渊生出拯救的希望，当下的读者能够从中感受到某种精神上的充实与慰藉，也就无怪其然了。

二

小说以“黄河故道”两岸荒原深处鱼王庄村长老扁带领全村人一边讨饭一边“栽树”为主线，采取大跨度时空转换与穿插，最终编织了一出涵盖上下一百年、方圆千万里的历史与人生的大戏。

起笔就追溯远在老扁当村长前，鱼王庄之为鱼王庄的由来。首先是清咸丰五年六月十八日黄河决堤，改道，以原本在“堤外的官地”勉强安家的贫苦渔民老八为代表的第一代劫后余生的灾民在沦为生命禁地的黄泛区重新聚集繁衍，形成原始部落式的鱼王庄。其次是这以后，鱼王庄人齐心协力开始栽树。

这又分两个阶段。起初是黄泛区边沿凤城县（原型是作者故里苏北丰县）大药房主人、富可敌国的梅云游放浪形骸，四海漂泊，最后为鱼王庄人绝地求生的意志所折服，迷途知返，毁家纾难、资助本来跟自己毫不相干的鱼王庄人，把栽树作为他晚年第一要务和终极的生命寄托。梅云游死后，其子梅三洞收养的弃儿老扁和梅三洞与法国家庭教师玛利娅所生的混血孙女梅子先后来到鱼王庄，继承梅云游遗志，开始第二阶段更加漫长、更加艰辛也更加卓有成效的栽树。

如果说具有强大生殖力与劳动力的老八是鱼王庄的建庄始祖，是“鱼王不死”和“有求必应”的“鱼王庙”神话的制造者，那么梅云游则是鱼王庄百年栽树大业的始作俑者。

如果说老八及其同代人，包括老八儿子“大船”及其数代子孙担任鱼王庙看庙“斧头”（暗中给方圆几十里不孕妇女授孕），主要代表着人类在生存绝境中仅剩的纯粹生物性求生与繁衍的意志，那么梅云游及其后继者老扁、梅子、忠心的老管家程先生以及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全体鱼王庄人不惜一切、义无反顾、坚忍不拔的“栽树栽树栽树----”，则代表着鱼王庄人超出单纯求生与繁衍之上而展开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与追求。老八、大船、几代“斧头”们和梅云游、老扁、梅子、程先生这两条线及其各自牵涉的众多人事合并起来，就构成了搁浅泥淖几十年竟始终不死的“鱼王”的巨大象征的全部内涵。

从老八一家被洪水冲散，到垂死的老扁梦见其后继者抗战在自己肚子上种出一棵树，大概跨越了从晚清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整整一百年。鱼王庄小历史和中国社会大历史纠缠在一起，人事代谢，沧海桑田。因为鱼王庄人要活下来，保证每年开春能够栽树，就必须四处要饭，所以远近数千里，甚至远到北大荒和青海，都留下他们的足迹，更不用说梅云游的全球探险。小说的空间布局非常大胆（梅云游撒哈拉历险简直是一篇浪漫至极的传奇），这与大跨度时间转换结合起来，使整部小说叙事显得格外包罗万象，气势撼人。

小说叙述的核心是鱼王庄人凭着鱼王不死的信念始终不渝地“栽树栽树栽树-----”这并非出于本能和愚昧的疯狂之举，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精神与意志的决断。小说开头通过小乞丐螃蟹的回忆，让我们听到鱼王庄人集体外出讨饭前，村长老扁在“誓师大会”上的几句狠话：

“不管你外出干啥，也不管你走多远，到腊月里都一定赶回来，赶回鱼王庄栽树！大年初一开始，栽一春天树，然后再出去。这是咱鱼王庄的律令，谁都不能违反！”

“鱼王庄不治住风沙，就永无出头之日！治住风沙就得栽树！想栽树就得活着！活着就得出去要饭！到这地步，没啥丢人的！”

“鱼王庄立村百年，都是四面八方自愿聚来的，自从我管事，只许进人，不许出人，这也是鱼王庄的律令！”

事实证明，鱼王庄人虽然恨极了老扁的严厉苛刻，但又着实敬佩其人格与苦心，基本没人违反“律令”，包括一贯与老扁为敌的泥鳅。鱼王庄人就是按照老扁颁布的“律令”，坚持一边要饭，一边克服种种天灾人祸，为子孙后代而不是为自己栽树。他们自己这一代甚至以后几代人都注定享受不到树木成林之后的幸福生活。栽树对于他们，纯粹是一种自觉坚守的精神追求。

三

读《荒漠里有一条鱼》，读者自然会想起中国新文学一个基本命题，即苦难书写。

“五四”新文学一百多年，无数中国作家都曾用各自的方式竭力写出一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在给萧红《生死场》作序时似乎不经意间说出的这句名言，简直成了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最高“律令”。这是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读者们心知肚明的一个基本事实。

简单说来，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特点之一就是使尽浑身解数，将他们笔下的男男女女们放在自然和社会无比严酷的环境里，看他们如何绝地求生。这也正如鲁迅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比起俄罗斯作家写苦难，写残酷，写绝望，中国现当代作家也确实未遑多让。从鲁迅、李劼人、老舍、柔石、路翎等到王蒙、陈忠实、路遥、张炜、贾平凹、莫言、余华、苏童、阎连科、曹乃谦、艾伟、朱山坡等，往往也正如鲁迅论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力求“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

当然不能简单照搬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来认识所有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如何具体地将小说人物“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如何具体地“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在不同作家那里总是显出千差万别。尽管如此，鲁迅的论述仍然具有高度的概括力。

但令人感到难堪的是，对比鲁迅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论述，又总会暴露出中国现当代作家某些难于克服的不足。

我们的作家在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写苦难，写残酷，写绝望，可能并不输给谁，但如何把人物放在“万难忍受的境地”，“用了精神的苦刑”来“试炼”他们，从而“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还是显得不够深沉弘大。往往如鲁迅所说，仅仅把人物推进“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由此固然写出了人物所处“境地”的“万难忍受”和“骇人的卑污”，却并未如何深刻弘大地“表示出人们的心来”，倒是往往只能表现出人们的近乎麻木的忍受。

质言之，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要么消极地借用对“骇人的卑污的状态”无所不用其极的描绘来控诉和批判现实的不公，或者写出人们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麻木地“活着”，要么就同样消极地写出人们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并不麻木而是相当“骇人”的“活着”，即抛弃一切道德伦理与理想盼望，在生命保存的意义上单纯为活着而活着。这也可以借用鲁迅的话，就是要么“辛苦展转而生活”，要么“辛苦麻木而生活”，要么“辛苦恣睢而生活”。这里有同情，有愤怒，有冷静，有狂热，有痛心疾首，也有纯粹展览、宣泄、猎奇与炫耀式的苦难描写！至于笔下人物是否“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则很难想象，因为这始终就很少被成功地描绘出来。

应该将《荒漠里有一条鱼》置于这一文学史背景来考量。

四

在赵本夫笔下，所谓“万难忍受的境遇”与“骇人的卑污的状态”几乎无处不在。

小说一开始写咸丰年间，黄河涨水，下游两岸居民经常能看到被大水冲来的上游男女老幼的尸体。一名武官在庆祝大堤补齐的典礼上手起刀落，毫不犹豫地斩杀了突然跳出来的裸体疯女人，以除晦气，祭河神。这还只是全书残酷描写与卑污叙事初露端倪。随着黄河决堤，无数跟老八一家相似的民众“几乎全在睡梦中被洪水卷走，像卷走一窝蚂蚁”，此后大面积的残酷描写与卑污叙事就几乎从不间断了。

首先是大水过后，“黄河故道”成了风沙蔽日不宜稼穑的黄泛区。除了一些顽强的植物和野兽，方圆数千里一度变为人类禁区。但大灾之后的孑遗之民无处可去，他们留恋故土，渐渐还是闯入禁区，按照近乎原始部落的方式重新聚集，结果就有了本书集中描写的荒漠深处的鱼王庄及其周边的“一百单三村”。

这里的“居民”常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他们的所谓生活无非就是维持继续这样子生活下去而已，别无他求。起初他们与世隔绝，像野兽一样生老病死。后来发现了黄泛区周围村镇（或者被后者所发现），但也无非去那些地方乞讨，只要不饿死，还是回到各自的“原始部落”。

满足基本生存之后，剩下的任务就是繁衍后代。由于近乎原始部落，所谓婚姻家庭就极不规范，很多男女只是“露水夫妻”，儿女也大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更无论爱情和廉耻，能够生养就是莫大的奇迹。“斧头”们如何让那些来鱼王庙烧香求子女的妇女们怀孕，几乎是公开的秘密，“那些求子求女的男人们，其实大部分是知道怎么回事的，可他们选择了佯装不知。其间蕴藏了一个令人肃然的精神内核，就是对生命的渴望和尊重。在一个鲜活的小生命面前，所有人类的道德伦理都显得暗淡无光！”“那是鱼王庄的生命宗教”。在老八和“斧头”们的时代，甚至还谈不上什么“万难忍受”与“骇人的卑污”，因为单纯求生存的人们来不及思考这些问题，也没有什么外来思想资源刺激他们去思考。

对此作者显然不只是同情，也有肯定和赞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并繁衍后代，本身就已经是值得赞美的生命奇迹了。

但是随着梅云游带着现代文明闯入这片原始部落，情况为之一变。尽管梅云游纵火烧毁鱼王庄人东倒西歪的窝棚之后为他们搭建的“新居”也仅够遮风避雨，但梅云游毕竟给他们带来对外部世界的粗浅认识，对未来的渺茫希望。确切地说，是梅云游给鱼王庄人强迫灌输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生活目标，就是防风固沙、植树造林，由此改良气候与植被，渐渐将黄泛区变成真正适宜稼穑居住之地。

梅云游十年栽树的事业随着他寿终正寝而几乎中断。这项事业起初完全出于梅云游的恩赐和强逼，并非鱼王庄人甘心乐意；又完全仰赖梅家的财富做支撑，而随着日军进驻梅云游留下的神奇城堡，随着梅云游倾家荡产，鱼王庄的栽树事业也就难以为继，村民们几乎又要退回到过去的原始部落状态了。

在这节骨眼上，老扁、梅子和忠心耿耿、一介莫取的老管家程先生先后来到鱼王庄，接过梅云游的未竟之业，情况又为之一改。

老扁不同于梅云游，他不想坐吃山空，他也不能凭借巨大的财富恩赐给鱼王庄人食物和树苗。他让鱼王庄人认识到“栽树”不是为了别人，乃是为了自己，因此不能依靠他人恩赐，只能依靠自己，“梅云游先生披荆斩棘，已经为咱们开了一条路，把命都搭在这里了，咱们不能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栽树是咱们自己的事，不能老是指望别人！”“咱们鱼王庄人要活得有点志气。”

老扁甚至看出一条更大的出路，就是联络周边“一百单三村”一起栽树。但他未能说服那些村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深明大义的王县长一声令下，老扁才得偿所愿。

一贫如洗的鱼王庄人如何靠自己栽树？这就有了老扁为他们颁布的鱼王庄“律令”：以乞讨维持生存，能生存就坚持栽树！这在逻辑上似乎颇为自洽，却让胸怀理想一心栽树的鱼王庄人立即碰到价值伦理上的悖论：他们为栽树付出一切，结果他们的生命还抵不上一棵树。许多鱼王庄人自愿死后遗体充作栽树的肥料，他们“埋一棵树，心里还能小激动一下，盼着它能成活、长大。埋一个人，只是可惜少了一个人手”。为了渺远的将来，“人不如树”成了几代鱼王庄人必须正视也必须接受的现实，否则他们随时都会放弃栽树这一崇高的理想和终极追求。为了实现将来的文明生活的理想，鱼王庄人在眼前必须比梅云游时代更加自觉地忍受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生活。

比如他们必须继续维持着从老八和“斧头”们传下来的普遍乱伦的两性关系与婚姻习俗。十几岁的姑娘花花外出乞讨被人欺负怀孕，回来后只能屈辱地生下孩子。“鱼王庄人只能拼命，用生命换取生命，再用生命养育生命。”他们必须长年累月含垢忍辱，以四处乞讨来维持栽树大业。必须接受老扁无情的鞭子随时抽打在自己头上，男女老幼都不敢在栽树上有丝毫懈怠。他们可以痛骂老扁，可以合伙发泄，围攻老扁，把老扁打得死去活来，但到头来还是要接受老扁的领导，继续千方百计地栽树。

鱼王庄人为了栽树而经历的屈辱、不公、丑恶、污秽乃至留下永难愈合的心理创痛。最极端的一幕，就是任由老扁将其新婚而未入洞房的妻子草儿的初夜拱手送给日军小队长龟田，以保住受到日军威胁的辛辛苦苦成活的那三十万棵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树。草儿因此终身疯狂，老扁因此必须终身供养不让自己靠近一步的疯狂的妻子，并忍受全鱼王庄人包括高傲的梅子的蔑视与仇恨。草儿的悲剧不仅是老扁的屈辱，也是鱼王庄人共同的屈辱。老扁甚至还让日军自由出入鱼王庄来玷污民女。他因此戴上了汉奸村长的帽子，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栽树和保树。可悲的是，即使蒙受如此奇耻大辱，那三十万棵树还是在日军即将投降的三个月之前被砍净伐光，其间还白白葬送了几十名试图反抗的老人的性命。

屈辱和失败并没有击垮老扁，也没有击垮鱼王庄人。这并非因为老扁和鱼王庄人麻木不仁，不知痛苦和不知羞耻，而是他们胸中仍然保持着用栽树来改变后人命运的那一团希望之火。在这团圣洁的希望之火面前，一切的痛苦和屈辱都可以忍受，也必须忍受。

鱼王庄人（包括梅子）因此终于原谅和理解了老扁，尽管在他们内心深处常常还会泛起对老扁的蔑视和仇恨。这就正如单身汉老冉向乞讨时收留他们一行人的老和尚所倾诉的：“鱼王庄人为了那片树林子活得像狗一样。但老扁坚持几十年，领着大伙栽树护林，又让他觉得是个了不起的事。在老扁身上，有多少光芒，就有多少丑恶；有多少丑恶，就有多少光芒。他无法对村长老扁有一个准确的评价。”看上去颇为深沉的老和尚竟不知所对，这不禁令倾吐者老冉大失所望。老冉想在老和尚这里为老扁（也为鱼王庄人）讨一个说法。其实老和尚的无话可说不就是对老扁和鱼王庄人“准确的评价”吗？谁有资格评说老扁及鱼王庄人呢？正如梅子后来所说：“鱼王庄没人该受责备。”

当梅子针对秋月报复性地杀死哑巴的姐姐姐夫而说出这句话时，她不仅想到因草儿之事一直被她蔑视和仇恨的老扁，大概也会想到她自己。那个不时蒙面去鱼王庙与“斧头”疯狂交媾、令最后一代“斧头”精尽人亡的神秘女性很可能就是她。就连冰清玉洁的梅子也无法始终掩藏和压抑自己的另一面。为了栽树，鱼王庄人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他们都被推进了“万难忍受的境遇”，都落入了“骇人的卑污的状态”。

《荒漠里有一条鱼》主要着力点就是将鱼王庄人推入如此“境遇”和“状态”，然后再来看他们的精神因此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五

其实，老扁和鱼王庄人为了“栽树”而甘心忍受“万难忍受的境遇”和“骇人的卑污状态”，这本身就足以表现他们精神上的可贵甚至高贵。

他们并非因为麻木才忍受一切，或自欺欺人以苦为乐，也并非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那样基于宗教信仰而作出“伟大的忍从”，乃是在感受到现代文明之后，清醒地意识到境遇的“卑污”和“万难忍受”，却单单为了那只能留给子孙后代的渺远希望而逼迫自己不得不去忍受一切“万难忍受的境遇”与“骇人的卑污”，并在这样的忍受中逐步彰显精神的坚韧、圣洁与美好。

有了这种精神的底色，鱼王庄人某些并不一味忍受的思想言行，表面上似乎有悖于他们基于世俗理想的另一种“伟大的忍从”，但细究起来，精神深处还是一以贯之。

比如鱼王庄许多女人蒙受日军侮辱，或者像小姑娘花花那样外出乞讨受辱怀孕，为了生存，准确地说是为了以最卑微的生存来保证自己可以完成栽树使命，只能忍受。但也有不能忍受者如草儿，以及比草儿还要刚烈的秋月。

“七月”跟草儿、秋月都有所不同。她本是乞丐，但毕竟成了高贵的梅云游正式结发的妻子，受到梅云游百般宠爱，也深受现代文明熏染。但为了生存，为了保全梅云游的名誉，七月不能不一再忍受泥鳅的侮辱。这种忍受既没有使七月像草儿那样陷入疯狂并疯狂致死，或者如秋月那样一旦爆发就不惜鱼死网破，也没有令七月随波逐流，渐渐忘却奇耻大辱，自己也变得“卑污”起来。她虽然在凤城隐姓埋名，立下脚跟，子女都很有出息，甚至在日军威胁下机智果敢地救下梅子，但她始终无颜跟梅家后人老扁与梅子“攀亲”。仅此一点，就很可以见出其心性的高洁。

不必再说卧薪尝胆、含垢忍辱矢志不移的老扁了。除他以外，鱼王庄男女老幼可圈可点者也不在少数。

比如为救游击队而不惜以身犯险的单身汉老冉，出于自尊不肯受城里人的歧视而讨得更多，宁愿去乡下不受歧视而讨得更少。那个在大庭广众之下刀砍自身、“卖惨”得钱的武二竟然无偿给病家献血。他为了秋月的官司，更是和老冉一样忧心如焚，倾尽全力。自命不凡自得其乐的小乞丐螃蟹受尽“破裤子”之流的凌辱，心中却始终怀抱着对女神杨八姐的美好念想。一旦念想破灭，他也曾决定破罐破摔，“穷斯滥矣”，预备像“泥鳅”那样无恶不作。可一旦得知秋月蒙难，立即自告奋勇跟随老扁和梅子赶赴千里之外的“古城”去拯救秋月。虽然最终未能救下秋月，螃蟹却因此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至于抗战率二十多位年轻人凯旋，动员结伴而来的青海姑娘竹子以鱼王庄为家合力栽树到底，而自卑委屈孤僻的混血儿鲁明千里独行，在北大荒喜获丰收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把劳动果实献给鱼王庄。这些年轻人所走的道路不同，却同样慰藉了老扁的心，使他在垂暮之年看到鱼王庄栽树大业后继有人。

鱼王庄人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们从善如流，或者说他们内心天赋的善根积极响应了外来文明。如果鱼王庄人都像泥鳅那样冥顽不灵，怙恶不悛，那么梅云游、老扁、梅子、程先生这些外来户带来的现代文明在这块贫瘠土地上也就无所施其技，梅云游所灌输的“栽树”理念，老扁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含垢忍辱、不假外求、持之以恒、守望相助），梅子默默地向全村推广医药卫生常识，她对女性和儿童特有的关爱，她始终强调的自尊与自律，程先生平时在经济上严格把关精打细算，最后“抖落”一生积蓄告别鱼王庄时所显示的那份忠诚、清廉与耿介——所有这一切也都会付诸东流。

鱼王庄人最大的美德当然还是凝聚为始终坚守栽树的理想。为了共同的栽树理想，他们外出乞讨不管走多远，寒冬腊月必定如期赶回，好参加正月初一全村的栽树活动，然后再外出乞讨。如此信守誓言盟约，对一个据说历来以多疑少信著称的民族而言，不能不说是极其难能可贵了。

“栽树”“保树”是他们的终极理想，也是他们生存的底线。只要能“栽树”，能“保树”，就什么都能忍。一旦践踏他们的底线，令他们不能栽树，或所栽之树将要被毁，他们就会为了心中的理想之火而不计后果，奋起抗击。

为保护那起初的三十万棵树木，鱼王庄年轻人群情激奋，情愿与树木同归于尽，也不愿领受龟田“好心”的庇护。若非龟田事先将他们“请”入城堡软禁起来，这些年轻人肯定会像几十位未进城堡的老人那样拼死一搏。在大炼钢铁的时代，面对凶神恶煞般的砍伐大军，鱼王庄人果然上演了集体护树、男女老幼一人抱住一棵至死不松手的惨烈一幕。

赵本夫就是这样将鱼王庄人置于“万难忍受的境遇”和“骇人的卑污的状态”，讲述他们如何为了“栽树”而忍受到底，或者忍无可忍而拼死一搏。这群蝼蚁似的栽树乞丐们心灵的强韧、美好与圣洁也就由此被作者用近乎赞歌与颂诗的语言展现出来。

一个古老民族能够绵延数千年，它的文明长河始终不曾枯竭，其中必有奥秘存焉。探索这个奥秘，是无数现当代中国作家的共同心愿。《荒漠里有一条鱼》就是赵本夫以他自己的方式对此千古奥秘的一次大胆探询。

2020年6月4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