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库兹金老人梦见，他家的房子那儿什么都没有了，空空的——一片光秃。早晨起床后他心里沉甸甸的。可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弄不明白，于是开始等待火灾的到来。不久就有一些载重机停到街上。其中一辆举起站着工人的塔吊。工人们像往年春天那样，着手修剪电线旁的树枝。一帮人围上来央求他们多锯掉些，好让房子里更明亮。库兹金也和妻子抽空来到外面。他的瓦里娅答应一个工人给他瓶酒，然后指给他自家屋旁的一棵白桦树。油锯尖叫起来，但老人也拗不过妻子，就整个儿泄了气。这时邻居都给工人张罗起喝酒来，于是工人们一个接一个砍掉了所有的树。

“明年春天他们就不用再来这里了，”老人猜想，“或许，永远也不会来了。”望着舒展在眼前的地平线，库兹金记起了那个关于光秃土地的梦，于是慢慢向家里踱去，妻子则心满意足地紧随其后。她开始准备午饭，老人则望着窗外陷入深思。当醉醺醺的工人离去之后，堆满了树木的绿色街道上人群散去。在那些刚刚长成、此刻却在尘土中渐渐萎去的树枝中间，一个邻家的小女孩放声大哭。她一条腿瘸了。老人来到街上，拉起小姑娘的手，把她领回家中。

“你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吗？”瘸腿姑娘提醒他。

老人向妻子转达了小女孩的话，可瓦莉娅置之不理，不想和他一起去别人家蒙受耻辱。库兹金最后还是决定去给小姑娘过生日，就向妻子要钱买礼物，但她不知是第几次提醒他，他没有领到退休金。老人的手指自动攥成拳头。为了不使它打在瓦莉娅身上，他跑出了家门。

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已经很久没有人给他借过钱了。他疲惫地穿过堆满了树木的街道，像是穿行在暴风雨过后的森林中。在最顶头的一棵圆木上歇了一会儿后，他开始艰难地往河对岸的邻村走去。他的一个儿子成家后在那里建了一幢房子。库兹金边走边回忆自己的一生，这段路就显得不那么漫长。到儿子家时，只碰上他的两个孩子在家。“也许这样更好。”老人拿定了主意，就开口向他们借巧克力糖。

科斯佳和娜斯捷契卡不情愿地从自己的小密室里取出一小块巧克力糖。现在老人步履艰难地踏上归途，但此刻他觉得生命之路简直长得没有尽头。黄昏时他总算赶上了邻居家的庆祝会，并把巧克力糖送给今天的小寿星，感觉非常幸福。

他被让到桌旁，客人们正在拼命闹嚷。库兹金千方百计巴结他们，低三下四地应酬着，傻乎乎地笑着。邻居们不明白，最近他怎么变得这么奇怪。

可想而知，他喝醉了，趴在桌上就睡着了——人们小心翼翼地推醒他，他抬起头，忘记了微笑。人们问他能不能自己回家。库兹金点点头，覆在秃顶上的几缕灰发散到脸旁，他也不整理一下它们就闭着眼睛走下台阶。走出楼门他被横在路上的一棵白桦树绊了一下跌倒了——正是他以前栽下的那棵树，这令他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

第二天他一醒来就感觉不舒服，第三天还是不好，第四天——瘸腿小姑娘的生日之后他病了一个星期。刚要恢复的时候，科斯佳和娜斯捷契卡就来要巧克力糖了。老人决定装醉，孩子们就向奶奶诉苦，说爷爷不还给他们巧克力糖，可老太婆根本就不理他们。等他们一走就像往常一样开始数落丈夫，而没有去可怜他。

就这样，科斯佳和娜斯捷契卡每天都来要巧克力糖，而爷爷每天都装醉。孩子们往爷爷鼻孔里塞铅笔，挠他的脚后跟，上床爬到他身上，往他身上倒茶水——库兹金一概都像牛一样哞哞叫着，好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孩子们终于明白：爷爷没有身份证就得不到退休金，怎么可能还给他们巧克力糖呢？

当然，他们有一些亲戚可以毫不费力地帮老人办下身份证，可孩子们平常不喜欢他们，不太敢去找他们。当然爷爷可以自己去找他们，可他羞于去找：他不想承认，现在谁都超过了他，没有人比他过得更糟。科斯佳和娜斯捷契卡决定去找一趟曾在村苏维埃工作过的杜西娅婶婶。

因为得了白内障这位妇女嫁得不算好。当孩子们求她帮爷爷办身份证时，她被触动了。这个深受孤独折磨的女人差点没哭出来。当杜西娅来到老人家里主动提供帮助时，他觉得自己与她是一样的不幸，感同身受而流下了泪水。

于是这个在村苏维埃当清洁工的杜西娅开始往城里跑，简直踏破了那里的门槛。正赶上人们对库兹金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没人理会杜西娅，没人关心库兹金为什么没有身份证。而老人害怕，如果别人问他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他真不知该怎样回答。他根本就没幻想一切能进展顺利。也许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尽管杜西娅是一个清洁工，可她不是在别的地方工作，而是在村苏维埃，这就决定了一切。但国家的身份证表格不够，直到秋天库兹金才拿到身份证。

正好到了选举的时候。老人以前没有身份证也就没有户口，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类活动。现在当他从信箱里取出邀请信时，就开始急迫地等待选举日的到来。他让妻子给自己置备最好的衣服。妻子也被他的好心情感染——要知道他们多年来都垂头丧气地过着生活，现在机会来了。

久已盼望的这天终于到来了。库兹金拉上妻子的手向选区走去，可他们在街上一个人也没碰到——谁也没有看到他们是多么幸福。在苏联时代每逢这样的选举日，宣传员们早晨六点就用木棍敲打墙壁，生怕给人一点安静的时刻。人们意识到，上边同以前一样，给予他们的依然是虚伪和欺骗，就坐在家里不出门了。

选区里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们正百无聊赖地坐在长长的桌子边。两位老人一出现，他们就找到了消遣的对象。这两位不幸的人使他们高兴起来。他们互相使着眼色，呵呵地暗笑。库兹金不知道该投谁的票，该往哪儿去，怎么站起来，往哪里扔选票，而他的瓦莉娅根本就是个文盲。他和她按照指点把该做的都做了，特别高兴，特别满意自己什么都按照要求做对了。从选区出来，他们就沿着封冻的河岸到杜西娅家做客去了。

随后走出三名骑着白马的警察，他们后面紧紧跟着一只同样是白色的不丁点大的小狗——冲着白马和警察不停地吠叫。警察望着远方，望着地平线——一切都那么空旷和光秃。如果没有封冻的河岸上这只家养的白色小狗，那真是可怕。

当杜西娅往桌子上摆碗碟的时候，两位老人望着窗外飘洒的雪花。这种感觉太好了，太妙了。只要老人能到选区去，他全部的余生就可以都这样欣赏雪花。由于过分激动，老人流汗了。河边有风向他吹来，他急忙斟上酒。这酒苦得让老人弯下了腰。杜西娅不知从哪里读到可以往茶里添酒，他们决定尝试一下。

炉子上的茶壶还没有烧开，大家又看窗外的雪花。水终于开了，放上茶叶，给每个杯子斟上茶水，再滴上点劣质酒，这种精致的饮料就做成了。

往回走的路上，风变大了，又开始往脸上吹。雪花变成了雨水——先前的雪是温暖的，而现在的雨四处飞溅，冰冷刺骨。老人勉强拖着双腿，觉得自己要生病了，就是那些加了酒的热茶也无法阻挡。

老人一到家就赶紧躺到床上，叫来妻子。瓦莉娅熄了灯，脱了衣服躺到他旁边，他们已经很久不在一起睡觉了。库兹金抱着她亲吻着。老太婆幸福地很快就睡着了。可他睡不着，感受着心脏在胸膛里的跳动。

二

孩子们听说爷爷病了，就决定趁现在不算晚，再去找一趟爷爷。因为要是爷爷死了，他们就再也得不到自己的巧克力糖了。当然，他们很害怕现在去找他，但不能再拖延了，他们甚至决定逃课。一走出村子，他们就在桥上听到对岸的教堂里响起了钟声，是那么洪亮、欢快、铿锵、有力。虽然天空灰暗凝滞，但雪地却白得耀眼，天幕打开，阴霾即散，太阳正跃跃欲试，就要放出光辉。

在去对岸找爷爷之前，他们决定去教堂祈祷一下，保佑爷爷归还巧克力糖。神父从那个敞开的“圣障的中门”中走出来，他一边划着十字祝福大家，一边低声唱起来。他宽宽的、留着胡子的面庞红得发亮，就连这个教堂神龛里的圣像也面色红亮起来——一样是圆圆的面庞。突然传来蜡烛断裂的声音，可神父继续小声祷告着。在圣像上方，在神父上方，在他微弱的伤了风一样的嗓音上方，有冬天里在祭坛旁复苏的蝴蝶在香气缭绕中盘桓，在躁动不安的空气中颤动。神父忽然话语急促起来，孩子们不明白他在唱什么，惊慌失措起来。教堂里的人越聚越多。当孩子们挤出人群时，被突然降落的大雪搞得头晕目眩，在他们祈祷时，雪花已经把周围的一切都刷新了。娜斯捷契卡头晕起来。科斯佳扶着妹妹，使她不致跌倒，由于她而有一个清晰的想法闪过他的脑际，那就是：爷爷一得到身份证就生了病，如果他没得到身份证就会健健康康，他们为什么要去求杜西娅婶婶呢！

从教堂出来后孩子们心里更害怕了，于是自己给自己唱着祈祷歌，好像为自己的胆小而羞愧。他们走进屋，靠近爷爷躺着的那张床。

他消瘦了。双眼下面现出深蓝色的晕圈。老人的目光望向很远的一个地方，那里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无论这有多么可怕，孩子们对死亡的好奇心却在增长。奶奶从一面墙根踱到另一面，望望窗外，双手紧贴大约已经红得发烫的两颊。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向爷爷提巧克力糖的事。又过了一个小时，老太婆焦急起来，坐到窗边的椅子上。她望着窗外，头靠放在窗台的双臂上，眼睛没闭就睡着了。

“马上就买了瓶酒，”老头转向孙子孙女，“喝完后就忘了背着奶奶把钱藏到哪儿去了，”他嘟囔着，“现在只能等下次发退休金了。”

瓦莉娅奶奶在睡梦中听到退休金这个词，立即清醒过来，别人还没注意到就已经站在了老人边上，踮起脚尖，想听清楚老头说的每个字。孩子们藏到柜子后面躲她。她像瞎子一样用手掌在自己面前摸索着，柜子后面的科斯佳和娜斯捷契卡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必要，因为她眨了一下眼，安琪儿就消失了。当孩子们探头向外看的时候，她已经是另一副面孔了。

老太婆俯身看着丈夫，眼泪从他的双颊流下来。他努足了劲转身面向墙壁。孩子们看到眼泪就从屋里溜了出去。走到院里科斯佳抓住妹妹的手。娜斯捷契卡困惑不解地环顾四周，他却指给她看板棚旁边的白桦树。自从街上砍掉树木之后，院子里就剩下了这棵孤零零的白桦树，它高高挺立在覆满积雪的房顶之上。小姑娘仰起头不禁赞叹了一声，而科斯佳没有说话，只是把她的手攥得更紧。每个树枝上都立着一只胸脯粉红、头上有一束蓬起的羽毛的小鸟——这是太平鸟。它们总是在冬天出其不意地出现，整窝整窝地飞来。一看到它们就令人心生愉悦，而且这愉悦会久久留在心中。科斯佳和娜斯捷契卡陷入沉思：为什么太平鸟恰恰在今天、在此刻飞到老人的院子里，落户在他的白桦树上？

孩子们向对岸自己的村子走去，一路上默默地望着地面。天渐渐黑了，天色暗下来——他们原谅了老人不能归还巧克力糖，再也没有想起这件事。

三

葬礼过后，众人散去，瓦莉娅奶奶脱下破旧的靴子——穿了整整一天，它们都湿透了。把靴子放到炉边烘烤，然后脱下袜子，晾到从炉子连到墙边的绳子上。临躺到床上睡觉前，她忽然想起还有一件事没干。她不知道祈祷，但生平第一次需要在圣像前鞠躬。她甚至不知道，圣像上画的那个圆脸庞、面色红润的年轻人到底是谁。

度过了这沉重的一天之后，她疲惫不堪地躺下来，好像陷入了地下。凌晨她做了一个梦：院子里开进一辆装满粪便的汽车。车子在板棚旁停下。车里跳下一个浑身是力的男人，可她知道这是她的老头，只是他总爱转身背对着她。然后他打开板棚，开始在木工台旁的搁板上寻找什么。

老太婆想起圆梦书上说的“梦到粪便——就是有钱”的话，猛地跳起来，在睡衣外披了一件大衣，光着脚就跑到院子里，穿过雪地进了板棚。在木工台旁的搁板下，她找到了丈夫的退休金。回到屋里，老太婆重新数了一遍钱，高兴得不能自已，看来总算可以过更长一段时间了。她看到床没有收拾，就开始铺床。这时圣像上一个她不认识的圣人说，她的枕头放得不对。

“那放哪儿？”她问道。

他说了，老太婆就把枕头放到他指的地方。白色的枕头映在镜子里——房间里亮了些，也由于这光亮暖和了些，一股甜甜的气息弥漫开来，在这片幸福的氤氲中她想起巧克力糖的事。于是到商店里买了一块最贵的巧克力糖和一双胶靴。回到家，她穿上靴子，把巧克力糖放到圣像下的搁板上。老太婆坐下来，幸福地穿着靴子，看着巧克力糖。她真想尝一尝，就忍不住剥开糖纸咬了一小口：这样再给孩子们真够让人羞愧的，于是一整天她都这样一小块一小块地掰着，最后自己把巧克力糖吃完了。晚上她穿着新靴子直接躺到床上，甜甜地睡着了。

第二天她在泪水中醒来。为了驱散心中的痛苦，她来到邻居家，只碰到瘸腿姑娘一个人在家。在丈夫的葬礼之后老太婆能和她说什么呢？她转身往回走，但小姑娘叫住了她。瘸腿姑娘说她梦见了老人，他走到他们旁边，唱着欢快的歌曲。当她问他：喂，你过得怎么样？他答道：“我在这儿真好啊！”老太婆没法分享她的快乐，因为今天她梦见的库兹金是黑黑的面庞，以后每个晚上梦见的都是这样的面庞。她梦中的他可能一直会是这个样子了，因为她忘不了老人生病时带着眼圈的极其虚弱的面庞。要知道，她和他，和这个醉鬼已经受尽了生活的折磨。

作者介绍

尤里·安纳托利耶维奇·佩特克维奇，1962年出生，俄罗斯小说家、艺术家和电影导演。

佩特克维奇经历丰富，涉猎甚广。与自己的生活追求相同，他的文风也是自然质朴。他的小说文字浅显易懂，几乎没有雕琢的痕迹。故事情节简单，节奏平缓。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不幸的人群。然而透过表面的素朴和平淡，读者常常能感受到涌动在其中的辛酸、悲伤与无奈。这与作者身上的一些白俄罗斯民族性格——对压力的隐忍、对命运的顺从等息息相关。佩特克维奇已经被某些评论家誉为“近年来最优秀的俄语作家”，说他的笔下反映了普通人“存在的全部真理”。

短篇小说《一小块巧克力糖》发表在《旗》杂志2004年第9期上，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作家的创作风格。库兹金老人向自己的孙子孙女借了一小块巧克力糖，作为邻家瘸腿小姑娘的生日礼物。生日宴会结束了，可老人穷困得连这块糖都还不起。原因是：老人没有身份证，因此得不到退休金。在朋友的帮助下，库兹金终于得到身份证，并且平生第一次参加了选举。心情激动的老人在回家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直到死前他都没有能够还上那块巧克力糖。一位老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没有一丝抱怨和叹息。他的生命是如此卑微，只有他的老太婆和邻家的瘸腿小姑娘在梦中与他相会。与以往作品相同，佩特克维奇的这篇小说依然体现出一个由信仰、爱和人的痛苦组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