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19)

　　陈奎元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则对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继承与创新的贺信精神，作了深刻而明确的解读与阐释。他指出：“大会上宣读了长春同志和云山同志的贺信，体现了中央领导同志对诗词创作的要求和对诗词工作者的希望。云山同志在贺信中说，‘希望广大诗词创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这几句话指出了诗词工作的方向和使命，诗词创作者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认真思考这几句话的含义，努力创作符合中华民族文化神韵而不是粗陋庸俗的作品；体现当代政治风貌而不是伤风败俗、误人害世的庸劣作品。”这些振聋发聩的话语，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

　　中国作协党组、领导和机关，对中华诗词事业和中华诗词学会的工作，给予了一以贯之的关心、厚爱与支持。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同志，在中华诗词学会“三代会”上的致辞，是科学发展观和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在文学创作领域的生动体现。李冰同志对中华诗词学会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中华诗词事业的繁荣发展寄予了殷切期望。他指出：“传承我国优秀诗词传统，繁荣当代中华诗词，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时代和人民在呼唤更多优秀诗词作品问世，期待当代中华诗词振兴。”他针对性地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希望积极反映当今的时代；第二，希望倾心锤炼诗词精品；第三，希望大力推动海内外交流；第四，希望认真学习新诗的优长。

　　李冰同志指出：“在我国几千年的诗歌发展史上有过多次嬗变，这也是我国诗歌长盛不衰的一个原因。旧体诗词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优秀的艺术传统，在当代仍有着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20世纪新诗的诞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近百年新诗的发展，也产生了一批代表作家和作品。旧体诗词与新诗是诗之两翼，应该各扬其长、各美其美。希望旧体诗词和新诗互相学习借鉴，共同铸造中国诗歌的辉煌。”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有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和中国作协的正确领导，有中华诗词学会和广大诗友的戮力同心，中华诗词这一深深植根于民族沃土的艺术参天大树，一定会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阳光、雨露，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旧体诗词与新诗都将沿着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艺术发展必由之路，互相学习，扬长媲美，比翼齐飞，共同促进中华诗国的发展繁荣。

　　诗与时代

　　诗歌与时代、百姓、语言之关系

　　谢 冕

　　今天上午的议题是诗歌标准问题。中国作协在北戴河召开“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令我感动，在我印象中，由中国作协召开诗歌理论研讨会没有过。我觉得中国作协过去对诗歌不是十分重视，现在开全国性会议，有这么多朋友参加，是非常让人鼓舞的一件事。高洪波是1980年在南宁见面，“南宁诗会”由几个高校联合召开，基本是民间状态。整整三十年了，中国诗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么多朋友在一起交流新诗存在的问题，发展的前景，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诗歌从未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缺席，而是充当了非常活跃的角色，在新时期以来的各个阶段都带动和促进了其他文学样式的发展。新时期如此，新世纪也是如此。

　　其一，在中国文艺的转型中，朦胧诗的出现，对新时期文艺的创新和探索，意义十分深远。其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诗歌始终坚持清贫的状态，诗人们始终坚持诗歌艺术的纯粹性。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艺术品质保持得最好的是诗歌。诗人也受到了物质的、物欲的引诱和干扰，但在所有艺术当中，诗歌是最清纯的。其三，诗歌的民间活动从未像现在这样蓬勃活跃。公开发行的诗歌刊物除了正式的上半月刊以外，都出版了下半月刊。无数的诗歌民刊、诗歌选本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每年都有多家出版社在出年度诗选。杨克坚持编了十一年的“新诗年鉴”。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太多了。企业家和官员也参与到诗歌的写作和出版中来，诗歌的写作和出版波及到身居官位的人，他们对诗歌作了非常多的贡献。这些都在证明，我们的诗歌充满了活力。在众多文学艺术形式中，诗歌是最有生机的一个。

　　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中国作协召开这个会适逢其时。当下诗歌众说纷纭，有迥然不同的评价，一个是好得很，一个是糟得很。说“好得很”的大多是诗人自己和诗刊主编，是编诗和写诗的人，说“糟得很”的是广大读者。我的态度，既不是好得很，也不是糟得很。我始终对诗歌状态不满意，持批评的态度，诗歌应慎言繁荣。在一次会议上，我讲到有些诗正在离我们远去。有人批评我的态度，说，不是一些诗离你远去，而是你离诗远去。今年我也有一篇短文《

　　奇迹没有发生 》。我期待着奇迹的发生，但是没有。

　　我要讲讲我的批评。一、新诗过于沉溺于私语状态，自说自语，新诗的多数写作者不关心自己以外的生活和社会。我们的时代是非常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中国的社会正面临非常巨大的变化，而诗歌写作几乎是与此相游离、相脱节的，有时甚至是无动于衷的。有人要追问我：你究竟要诗歌干什么？诗除了抒发性灵之外还要做什么？我们过去讲文学为政治服务，这固然不好，那么文学与政治不发生关系就好吗？什么是政治？政治是事关民生的大事情，诗歌不与它发生关系，就好吗？杰出的诗人都是站在他的时代前沿，用自己的诗歌高度概括时代，让人们通过诗歌看到时代精神和精神所达到的高度。郭沫若概括了“五四”时代精神，他的《

　　凤凰涅槃 》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狂飙精神。艾青也是这样的诗人，他的“太阳”也好，“火把”也好，都是中国人追求光明，把黑暗抛在身后这种精神的象征，表达人民不断抗争、争取民族自由、民族独立的愿望，高度浓缩了时代精神。可以说，50年代是特殊年代，5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体现了那个时代非常昂扬的激情。80年代，舒婷这一代诗人，用他们的诗歌概括了80年代中国人的梦想与希望。批评舒婷的人说她写的是“小我”，颓废的、软弱的。但她所表达的美丽的忧伤，概括了一代青年的普遍的心理。这就是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重大变革的时代，那些诗能让人通过它看到时代浓缩的影子。写个人情感的诗歌，必定要有一个渠道通往大众的心灵，引起大众共鸣。我不满意的第二点：诗和语言的关系。诗人滥用口语。语言的美丽降低到零点。诗是语言的精粹，最美的语言都在诗中，因此诗歌被称为“文学的皇冠”。写诗的人应该知道，每个字每个词都是要千思万虑考虑出来的。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爱诗，但怕写诗。而现在的诗歌怎么变得那么容易写了呢？对此我不理解。我们应该大呼一声：赶快停止诗歌语言的鄙俗化，让诗歌回到精致、精炼、精美上来。诗绝对不是到语言为止，而应是到境界为止，到韵味、胸襟、精神为止。自由，自由，自由，我赞同杨克的意见，诗是最不自由的。

　　谈到诗歌标准。标准是很难建立的。不存在标准。在没有主潮的时代谈主潮，在没有权威的时代谈权威，在没有标准的时代谈标准，怎么办呢？今天谈标准问题，是因为标准有重新提出的必要，有焦虑。我们正处在焦虑当中，我不清楚怎么摆脱焦虑状态。

　　我们今天是有好诗的。譬如史铁生《 遗物

　　》：“如果清点我的遗物，请别忘记我的老树。我的希望在那儿生长，又在那儿凋零，萌芽、落叶都是。如果清点我的遗物，请别忘记我的那片天空，我的生命从那儿来，又回到那儿去。”他是用生命来写这首诗的，个人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在诗中得到了深度的提炼。他的语言也是空灵的，在节奏、韵律上是考究的。这首诗就发表于《

　　诗刊 》2009年2月份下半月刊。可见，确实有好诗，但还未被发现。

　　( 本文系编者根据现场记录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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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本质与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