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16)

　　1976年春天，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它的武器是鲜花和诗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是花的海洋、诗的海洋。天安门诗歌中有新诗，绝大多数是旧体诗。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民选择了旧体诗，历史选择了旧体诗。当时人们写诗不是为了当诗人，也不是为了表达个人的闲情逸致。人们被抑制多年的思想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了。“诗乃心声”，他们选择了诗歌，选择了格律体，作为表达心声的载体。天安门诗歌用千万人的行动说明，旧体诗并没有过时，相反，人民认为它是表达自己心声的适宜形式。1976年秋天，“四人帮”垮台了，媒体陆续发表了陶铸、胡风、聂绀弩、郭沫若等人的旧体诗，给人带来很大的感情冲击。天安门诗歌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也谱写了我国诗歌史的崭新篇章。此后，格律诗的复苏，就成为一股不可扼制的浪潮。新时期伊始，各地纷纷成立诗社。1978年10月，军队和文化界的一批诗词爱好者在北京成立“野草诗社”，这是新时期第一个群众性的诗词组织。《 诗刊 》复刊后，在臧克家等同志的倡议下，每期开辟两页的版面专门刊登旧体诗。1981年，《 当代诗词

　　》在广东创刊。不久，三湘大地办起了《 岳麓诗词

　　》，胡耀邦同志亲自题写了刊名。它们都是专门刊登诗词的刊物。到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全国已经有了近百个诗社，格律诗的刊物也有了好几家。1987年10月，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在会上讲的：“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诗词组织。现在，把这个空白补起来了。”早在1983年，萧华将军和甘肃省的一批同志就提出倡议，成立全国性的中华诗词协会。1985年，中华诗词学会筹备组在京成立，向全国发出《 筹建中华诗词学会倡议书 》。在1987年的成立大会上，文艺领导部门负责同志明确阐述了新诗和格律诗同荣并茂的重要方针。当时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给大会的贺信中说：“在我们大力提倡和发展新体诗的同时，应当支持并开展对古典诗词的理论研究工作和用古典诗体和词体反映新内容的创作工作。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诗歌艺术的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促进诗歌百花齐放的重要一环，因为这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来，诗词界在党的关怀下，在中国作家协会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

　　一、为恢复和确立诗词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的应有地位而呼号呐喊，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说理工作。到了世纪之交，诗词界提出“三入”(

　　入史、入校、入奖 )，即文学史应当讲述现当代诗词；大中小学应有讲授现当代诗词和诗词格律的课程；国家级的文艺评奖应涵盖诗词佳作。这个主张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

　　二、为繁荣诗词创作、研讨诗词理论、健全诗词组织、壮大诗词队伍、开展诗词培训和中小学诗词教育办实事。

　　目前，全国除了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自己的诗词学会。许多地区不但有省级的诗词学会，连区、县甚至村镇也有自己的诗词学会。在县、村，诗词多数和书、画结合起来，会员们既写诗，也练书法、画画、写对联，对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净化当地的思想风气起了很好的作用。前年，我们接到湖南宁乡寄来的一份材料，题目叫《

　　诗词战胜了麻将 》，讲他们那里开展诗词活动之后，把赌博的风气压下去了。宁乡的情况不是极个别的，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发现，越是基层，那里的领导往往越重视诗词。因为诗词具有悠久的历史，为群众所喜爱，开展诗词活动能够有效地净化社会风气，提高人的思想素质。在有些基层，诗词学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联系老干部的重要桥梁。老同志退下来后，就去写诗、练书法。既能老有所乐，又能为社会作贡献。在海外，特别是华侨聚居的地方，诗词活动也十分红火。华人组织诗社，经常唱和，印行诗集，不断地与国内的诗友、诗词组织进行联系。可以说，诗词已成为联结炎黄子孙的重要精神纽带。

　　比起前几年，目前诗词界的创作水平有一定的提高，被戏称为“老干部体”、“格律溜”的那种低水平之作少了。许多作者都能驾驭格律写出自己的人生感悟。为引导创作向纵深发展，在去年召开的中华诗词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把“提高创作质量、推出精品力作”当作学会的首要任务提出来。今年9月，我们在山东召开学术研讨会，着重探讨“精品战略”问题。大家认为，诗词作者也要深入生活，了解人民的心声，这样才能写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佳作。大家还认为，要加强诗词的评论和评选工作，这样才能使佳作不被汪洋大海般的新作所淹没，能够脱颖而出。现在，诗词界不但有一批成就卓著、为诗词界所公认的老诗人，中、青年中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作者。中年人如云南的王亚平、新疆的星汉、江苏的钟振振、北京的赵京战、四川的蔡淑萍、上海的杨逸明、湖南的蔡世平、熊东遨、江西的胡迎建、海南的郑邦利……青年人如陕西的魏新河、北京的尽心、董澍、江苏的李静凤……可以说，我们有了不同年龄段的创作梯队。但精品力作、特别是富有时代大气的振聋发聩之作，仍然很少。大约现在生活比较平静，难以出现毛泽东、鲁迅、陈毅那样浩气逼人之诗。我们今后将在推出精品力作上进一步努力，希望得到诗歌界各方同仁的鼎力支持。

　　新诗和格律诗不是互相排斥、你进我退的对立关系，

　　应当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互相促进

　　20世纪是新诗取代格律诗，在诗歌舞台上大放光彩的世纪。现在，新诗充当诗歌王国独生子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l世纪将是新诗和格律诗联起手来的世纪，是新诗和格律诗比翼双飞、同荣并茂的世纪。

　　一个长期困扰人的问题——文言文问题。在当今，一般人已经不用文言作为交际工具了，为什么格律诗还保留着文言文的若干特征？我以为，不能把格律诗和文言文等同起来。古代民歌是口语的诗化，不是书面语言。文人诗中有一些离口语很远，但也有不少明白如话。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居易的“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当代格律诗和文言文的联系比较密切，但也不能说，它用的统统是文言文。毛泽东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陈毅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都是很口语化的。清末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这是很正确的。当时的不少诗歌离口语越来越远，用典太多，追求古奥生僻，这是一大弊端。“我手写我口”，意味着诗的语言应当生活化、口语化。但把它绝对化，就会产生另一种弊端。诗要明白晓畅，也要含蓄隽永。诗的语言不等于自然状态的口语，它应当比口语更凝练、更简约。古人讲锤字炼句，道理就在这里。“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这样只能写出顺口溜，甚至连顺口溜都不如。正因为如此，格律诗很注重从文言文中吸取养料，因为文言是以简约著称的。不但当代格律诗，当代戏曲、歌词都大量从文言文中吸收营养。“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

　　京剧《 智取威虎山 》 )，“皓月当空照，清气满九州，玉宇乾坤朗，金轮上高楼”(

　　歌曲《 喊月 》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要求写诗完全像说话一样，这就把艺术和生活混淆起来。不仅格律诗，新诗也不能完全等同于日常口语。为什么有些新诗被人说成分行的散文？韵律问题，是原因之一；语言提炼得不够，也是原因之一。

　　新诗和格律诗在形式上差异很大，正因为如此，它们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人们会问，既然新、旧体都有长处和短处，今后会不会出现一种融新、旧体之优长于一身，弃新、旧体之不足于门外的最“完美无缺”的新诗体？是的，新、旧体诗作为文体的长处和短处都是很明显的。新诗很自由，接近口语，易学，易懂，能够很方便地容纳各种各样的内容；但不够凝练、比较散漫、缺乏形式美、难记难诵。格律诗凝练、概括力强、琅琅上口，易诵易传；缺点是艺术规范太严格，语言和口语有距离，不易掌握，不易普及。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既有长处，又有短处的。想创造一种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诗体，是不可能的。新诗诞生以来，人们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模式提出种种建议。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想改进新诗的人，总嫌它太自由无度，总想给新诗这匹奔马安上笼头，套上鞍子，设定种种行为规范。想改进格律诗的人总觉得这种诗体限制太多，要给它松绑。我以为，新诗和旧体诗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它们都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进行艺术革新，但它们无须在文体上互相靠拢。为了取得各自的发展空间，它们应当努力弘扬自己的长处。自由诗如果没有必要的自由度，就不叫自由体。格律诗如果不讲押韵、平仄、对仗等等，也不能称为格律诗。让自由诗格律化，格律诗自由化，只能泯灭各自的特色。最近，山西诗家李玉臻写了一首诗，新体和旧体交错着使用，一段格律体，一段新体，结合得很自然。即使有了李玉臻这样融新、旧体于一炉的诗章，它也只能是诗歌百花中的一个品种。我们的诗歌不能只有一种诗体。诗要繁荣，就要百花齐放，新体和旧体都要放。就旧体来讲，古风、绝句、律诗、词、散曲、小令当然是不可废弃的，自度曲、新古体、竹枝词、民谣体……也都可以尝试。没有竞争，没有艺术样式和艺术风格的多姿多彩，就不会出现诗歌的全面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