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

　　张同吾

　　尽管古今中外的诗家和学者对诗的本质和功能有千差万别的解说，当我们逐渐挣脱了对“诗言志”和“诗缘情”简单化、浮泛化、狭隘性的认知之后，却无法否认，诗是最富有个性和人性的文学样式，同样也无法否认，诗人的文化性格、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都具有时代印痕。特别是优秀诗人，他们是以先知般的直觉，领悟到时代的精神命脉。平庸的诗人和睿智的诗人有许多区别，其中之一：前者是浅显地、表象地、概念化地解释时代、讴歌时代；后者则是在诗的云霞中流动着时代之光，那是一种渗透，是一种交融，是一种自然天成，同时又是一种超越。越能体现诗歌本质的作品，就越能从不同侧面表现时代情绪，体现一个时代的快乐和痛苦，那是在霞光丽日或是阴霾满天的背景下灵魂的光亮。仅就俄罗斯诗歌而言，我们会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叶赛宁的诗中，看到生活的不自由与灵魂的自由；20世纪的黎明用冬宫的炮声结束了千年的专制，然而一种政治乌托邦以另一种形式禁锢人的自由，人性是不可泯灭的，许多诗人和画家、雕塑家几乎同步以现代主义的夸张和变形，隐喻和象征，表现人民的愤懑和向往。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说：“我疯狂地想要表现我们苏联社会的全部，不遗漏任何一页——我们一起苏醒的希望还是有的。”艺术和诗歌都无法描写每一页，却能表现时代情绪，我们从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叶夫图申科这些诗人的作品中，已经感到人性的复活和时代的觉醒。美国诗歌同样如此。我们从惠特曼的诗中，看到西部大开发的精神力度；我们从桑德堡的诗中，看到城市崛起的时代文明。由此可见，真正的诗人，倘若真如哲人所说是“时代的骄子”，不管是颂歌还是挽歌，是进军号还是小夜曲，都从不同视角以不同形式表现历史踪影、文化印记和时代精神。

　　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 重铸桂林山水，再造盛唐之音

　　》，旨在呼唤诗的生命之树注入时代精神内涵，使之在时间里长新。我国古代诗人们，并没有写作的使命感，却有心灵的自觉性。初唐的青春气息浸润着诗人的心扉，诗歌便从六朝宫廷靡靡之音走向广阔的生活，呈现出清新之风和鲜活之气。诚如闻一多所赞扬的卢照邻的“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和骆宾王“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还有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 》的那种轻盈、流畅和安详，“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诗人的思绪荡向辽远，他探究“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闻一多说，这是“一个更深沉更宁静的境界！”诗人看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更渊默的微笑，这是“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如强烈的宇宙意识”。我说，只有那么清新明丽气象高远的时代，那种开放的文化氛围和安详的生活景象，才能有这种青春气息和静谧情愫，才能让诗人去思考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的哲学宏奥。这是一个穿过历史烟尘新生的、充满朝气自由开放的时代，自然会有“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向往和迷茫，生发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感触。这个时代赋予诗人灵魂的自由和文化的舒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相辅相成，前者是时代开拓的开阔胸襟和尼采那种伟大孤独，而后者是豪气满怀气象高远的劲健意绪。这是文化进程的铺垫，从此产生了气宇轩昂的盛唐之音，才有李白的《

　　将进酒 》那种超拔尘俗、藐视权贵、纵酒高歌的酣畅淋漓和放达浪漫。与之相同步飞腾的是音乐、书法和舞蹈，是王羲之、孙过庭、虞世南、褚遂良的轻盈飘逸、婀娜多姿，张旭、怀素的狂放飞动。而盛唐的音乐、舞蹈都吸纳了少数民族明快激越的旋律，与书法的奇绝变幻相映，共同构成盛唐的文化气象。这些都是音乐的诗、建筑的诗、形体的诗，都以强烈的个性特征和情感色彩，与书写的诗一起，内在而又熨帖地表现了时代精神。

　　我们正置身于伟大的时代，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全面复兴，改革开放是这个时代的宏阔主题，也是其精神命脉，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是斗争哲学的结束、营构和谐社会的开始。这不仅使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革，而且催动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历史观念、审美意识乃至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嬗变，无疑在诗中已有鲜明的体现。随着生产力的解放，逐步有了人的解放，中国人开始进入一种相对自由的境界，开始有一种自主意识，并且向往有个性有尊严地生活。马克思早就呼唤：“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我们清除一切自命为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从而清除虚伪，因为妄想成为超人和超自然的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l卷第151页 )他所指的“宗教”是人为制造的禁锢人性的法规和理念。只有今天，我们才能拨开历史的烟尘，谛听到真理的声音，让人的鲜活的生命在诗中复活。我们从舒婷和李小雨的爱情诗中，从朱增泉的军旅诗中，从吉狄马加的民族风情诗中，从雷抒雁的许多精湛短章中，从西川、翟永明等许多青年诗人的作品中，从大量抗击冰雪和抗震救灾的诗篇中，从李瑛等人的政治抒情诗中，既看到一个民族崭新的精神面貌，又从更深层的诗学本质上体现人类意识。只有这个宽容的时代，才让艺术风格、审美个性乃至创作方法多元共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诗人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但是诗歌显得平庸和细琐，缺乏表现时代精神的大气磅礴激人奋发的诗篇，缺乏传达人民心声感人肺腑引人共鸣的诗篇，缺乏思想深邃感情厚重震撼灵魂给人启悟的诗篇，缺乏表现真善美新颖独特情思优美让人的心灵得到抚慰的诗篇。

　　在若干缺憾中，比较突出的是有大量作品浅显、浮露和概念化，缺乏新诗的审美发现，缺乏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而流于类型化的表现内涵。更为突出的是语言芜杂、平淡，缺乏诗的意韵和情韵。我们往往把语言视为情感的载体和灵魂的外壳，于是无数认识论的成果和类型化的认知就用语言承负托载了，于是无数思想的屋宇就用语言金镶玉嵌了。殊不知语言是文化的江河，靠它的流动和浇灌，诗人的心灵的原野才会花红草绿水碧山青；语言是生命之光，靠它的辐照，诗人才会风情万种。是人的有文化的生命激活了语言，给名词以诗化的命名，给动词以中国式的金刚怒目或柔情似水，给形容词以精约而典雅的形式，于是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特色和现代意识相交融，才能形成稳定的形神合一。

　　诗歌是流动的美学，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诗人素质的提升，会更好地继承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吸纳外国诗歌艺术精华，一定会产生更多更好的体现时代精神的风格多样、绚丽多姿的艺术精品。

　　诗与时代的再思考

　　朱先树

　　关于诗与时代的关系，这的确是一个老话题了，在许多人看来，“至今已觉不新鲜”。但老调必须重弹，目的是为寻找其在今天应有什么新意。为促进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对诗歌理论的研讨这是不能不做的一件事情。

　　一

　　我始终认为，诗人和诗都是具体时代的产物，古代诗歌是如此，当代诗歌也是如此。诗只能是具体时代的现实感悟，总是因为带着时代的某种特点而为人们记忆和传诵。当然，诗作为一种艺术文体，它不同于历史，而是一种诗美形式而存在，而诗美虽不重在事件和事实的记叙，却必须要有一种精神的支撑。孔夫子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所以能留传久远。屈原的《

　　离骚 》以及其他作品，因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才具有了永恒的撼人心魄的力量。汉魏六朝诗歌，突出亮点是建安诗人的“风骨”之作，“国家不幸诗家幸”，那些悲凉慷慨的歌唱，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主旨。唐代李白诗中的人格力量，杜甫的“穷年忧黎元”，都是具体的时代现实赋予的一种诗人秉性，使他们成为后人尊称的“诗仙”、“诗圣”。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直到清代的龚自珍、黄遵宪，作为历史人物，他们也许都算不上最显赫，但他们永远活在自己的诗中，或者说活在他们的诗歌精神中。而新诗的奠基者之一郭沫若，他的《

　　女神 》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呐喊，这更是改变不了的公认事实。这一切似乎都可以说明，诗人与诗都是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的，是具体时代产生了这些诗人和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