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18)

　　新诗的优势和长处是十分明显的。它在总体上顺应着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遵循着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在近一个世纪的前行过程中，它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足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增光添彩的丰硕成果。比如，它在驾驭各种题材时可以不受束缚纵横不群的自由精神；它运用明白晓畅的语言捕捉意象、营构意境、酿造韵味的创造意志；它从内容到形式敢于打破一切窠臼的胆气、豪气与灵气等等。现在尽管对新诗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包括否定当代新诗业绩的种种论调，但只要平心而论，新诗总体上是不断成熟，不断向上，不断壮大的。至于现在新诗的读者在减少，一些诗报诗刊的印数在下降，这固然有新诗本身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大环境大气候(

　　如市场经济的大势，文化样式的多元趋向，文学的边缘化现象 )所致，不能因此而引出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悲观丧气的想法。当然，新诗的不足也很明显，我觉得主要问题是虽经长期磨练，新诗始终没有解决一个大问题，即如何真正达到民族化。这尤其表现在形式上。有人认为现在新诗的形式貌似异彩纷呈，实际杂乱无序。这可能说得有点过分，但也不是毫无道理。

　　旧体诗的优势与长处也历历可数。中国古典诗词高山大海般的辉煌，具有不朽的基因。这基因，在一些可以称得上精品佳作的现当代诗词作品里得到直接的传承。在形式方面，业经千秋锻造炉火纯青的各种诗词格式，可由旧体诗作者信手拈来，而不必像新诗作者那样，常因心无定法而横冲直撞。更为明显的是，旧体诗有先天可恃，它的立足与推进，依仗的是中华民族所特具的所谓“天人合一”的神话思维。这种神话思维在诗的形体格式上所达到的美学效果，容易符合诗性的高层次要求。至于旧体诗很善于运用最为简洁的语言和明快的节奏，恣意构创艺术形象、意象和意境，将诗或词推入高境，这已成为诗坛的常识。但还有一个毋庸讳言的常识是，旧体诗的优势又同时伴随着它的劣势。特别是形式方面的束缚，毕竟会限制诗人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桌子上的舞蹈要臻于完美，必是高手才有可能，一般人毕竟很难企及。而现代语言及语音等方面与古代大为不同，更使形式的束缚呈现紧张与沉重。旧体诗必须现代化，这一重要问题几乎已成共识，但至今收效甚微。新诗与旧体诗同为中国诗歌，各具优势与不足，理所当然地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而如果各自把对方和自身的长短处了然于胸，那么，相互学习借鉴以及如何学习借鉴，也就容易明了。至于个中具体细节，需要悉心研究。下面只谈一点，这一点可能会有争议，但我觉得十分重要。

　　仍就形式而论。纵观新诗长期以来的探索过程，形式上应以虽一贯倡导但未曾真正落实的民族化为目标，权衡利弊，然后作合情合理的升华和舍弃。换言之，要在体式上进行必要的规范。对于旧体诗来说，情形恰巧相反。鉴于多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创作上已有一种较持守势、一种较多突破的探讨和实践，应以现代化为目标，在体式上，进一步作合情合理的放开。这里牵涉到新诗与旧体诗所奉行的不同思维模式。我很赞同骆寒超教授在《 中国诗学 》一书中所阐述的有关观点：新诗人在作形式探讨时，“会把形式体系纳入于诗歌世界的逻辑关系中”，使形式“成为有逻辑意味的形式”，从而建立所谓“延展推进节奏形式体系”。而这种形式体系更接近于散文的性能。与之不同，旧体诗奉行的是神话思维，由此派生的回环节奏型形式体系，则与诗赖以具备恒久魅力的质的规定性较为吻合。既是如此，新诗如果在进行形式规范时，能够汲取旧体诗的成功经验，不是可以少走弯路吗？而旧体诗人如果能够发扬新诗人的自由创造精神，来改变目前许多旧体诗在形式上过于墨守成规的状态，在既能继承文化传统又能体现更新发展的前提下，大胆进行形式建设，不也可以使旧体诗更受欢迎吗？

　　可能与阻力

　　“比翼双飞”，不能不是中国诗歌走向繁荣昌盛的一项重要举措。而环顾目前文学发展的总趋势，以及当下新诗与旧体诗各自前行的姿态和具备的精神，也可推知两者并驾齐驱的可能。而且，“比翼双飞”已经被黄钟大吕般地提了出来，并且正被诗界响应，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在我的希望中，中国诗歌未来的最佳行进状态应该是，新诗与旧体诗不仅在总体上“比翼双飞”，而且这“比翼双飞”还在每一位优秀的诗人身上得到体现，即凡是优秀的诗人，既擅长新诗，也擅长旧体诗。

　　“比翼双飞”势在必行。然而，也不能不看到，“比翼双飞”作为倡议，时间还不长，诗歌界总体范围响应的力度也似乎不够。要把这种倡议化为诗人们的自觉行动，显然还有相当距离。实际上，在真正趋向“比翼双飞”的过程中，肯定存在不少阻力。这种阻力既在诗坛内部，也在诗坛外部。如果不加注意，“比翼双飞”仍有落空的可能。

　　对新诗来说，这种阻力虽然也会来自外部，但新诗内部即自身的因素也许更大。阻力能否排除，关键是看新诗人是否具备应该具备的一些素质，包括必要的艺术修养、心性修养比如思想理论水平。如果新诗人的素质很高或较高，就能对新诗目前的责任担当、优势条件与存在弊病认识清晰，判断正确；同时对旧体诗的长处短处有客观的估量与深邃的洞见。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涌起与旧体诗为伴，向旧体诗学习的愿望。如果新诗人的素质不高，就会对旧体诗视而不见，或见而有偏，也就说不上与旧体诗人们并肩而行了。

　　对旧体诗来说，阻力的情形也许更为复杂。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旧体诗人中仍有不少人，对新诗的现状存有不少脱离实际甚至不着边际的看法。尤其是眼下旧体诗要求复兴的声势比较浩大，而相对来说新诗却存在不少困难，这种现实容易使旧体诗人对自己忘乎所以，而对新诗人及新诗偏见加深。而另一方面，在实际上，旧体诗也还没有从困境中完全走出。特别是外界关系到旧体诗命运的方方面面，仍然还没有更好地为旧体诗的发展创造较为优越的条件。如果与旧体诗有关的方面，能把中华诗词的复兴与中国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给予更加强而有力的支持，“比翼双飞”也就增添了切实的保证。

　　根植民族沃土，繁荣时代新枝

　　——学习李长春、刘云山同志贺信的体会

　　兼谈旧体诗词的继承与创新

　　李文朝

　　今年5月底，在中华诗词学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分别向大会发来贺信。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分别发表了贺诗和讲话。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对中华诗词事业和中华诗词学会的重视、关心和支持，使中华诗词学会和海内外广大诗友倍受鼓舞、激励和鞭策。

　　李长春同志在贺信中指出：“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把中华诗词提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的认识高度。刘云山同志在贺信中指出：“中华诗词源远流长，那些震撼心灵、传之于今的不朽诗作不仅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把中华诗词拓展到“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的认识广度。两位领导同志的贺信，都深刻揭示了中华诗词民族性特质的悠久辉煌和源远流长。

　　李长春同志在贺信中还指出：“中华诗词学会团结广大诗人词家，不断探索旧体诗词与时代相结合的新途径，培养诗词人才，开展诗词研讨和对外交流，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先进文化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中华诗词学会进一步团结和联系海内外诗人和诗词爱好者，继续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关注火热的现实生活，创作出更多的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诗词作品，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刘云山同志在贺信中也指出：“中华诗词学会应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推动中华诗词文化繁荣发展。”要“不断开掘新的题材，创造新的语言，抒发新的情感，表现新的意境，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两位领导同志在贺信中，又同时肯定了中华诗词学会探索旧体诗词与时代相结合的正确途径，并对中华诗词学会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关注火热现实生活，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更好地推动中华诗词文化的繁荣发展寄予了厚望。

　　马凯同志《 写在中华诗词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

　　》的贺诗，没有一句政治家的语言，而是以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诗词意象，深刻揭示了旧体诗词本身应蕴含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又是春风染绿时，唐松宋柏吐新枝。缘何叶茂参天立，赖有根深沃土滋。”诗人政治家把中国传统诗词意象化为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它的命脉所系，是民族性的“根深沃土”；它的生机所在，是时代性的染绿“春风”和吐发的繁茂“新枝”。从而深刻揭示出中国传统诗词要发展、要繁荣，就必须植根民族沃土，繁荣时代新枝的文学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