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1)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时代的确不同了，社会现实急剧变化和发展，我们应当对当今所处的时代现实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和正确的理解。现实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在忙碌之余，娱乐休闲的多样选择，加上科技发展，网络的兴起，阅读的快速直接，更多人已进入一种浅层“读图”方式，诗歌欣赏很难成为一些人的首选需要。而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的精神向往与追寻则处于迷茫甚至缺失状态。许多问题也由此而生。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党和人民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胜利的同时，除了加强政治思想的教育和引导，先进文化的建设就更为重要了，而诗歌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诗歌从审美的角度看，可以净化人心，让人的精神情感高尚纯洁，在今天多元丰富的诗歌创作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亮色。特别是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发生之后，诗人和诗都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产生了大量的作品，在全国人民奋起抗震救灾的斗争中，诗人和诗都没有缺席，从而让我们看到了诗的希望。诗与时代，与现实逐渐又有一种贴近的感觉，希望能由此而创造出一种好的诗歌创作氛围来。

　　二

　　要说清诗与时代的关系，重要的是还要正确认识和理解诗人的自我。从创作的意义上说，诗是诗人自己个人的创造。表现时代也是通过诗人的自我去实现的。关于诗人的“我”，长期以来，诗歌界一直存在着“大我”和“小我”的争论。如果这个问题存在的话，在诗中有“大我”和“小我”，我以为都是有道理的。只是各自强调的内容不相同而已。因此在一定的创作状态下，提倡表现“大我”或“小我”，也许都是合乎情理的，是一种创作走向的倡导的需要。但我以为，诗人的“我”就是“我”，从每个诗人的具体情况出发，从创作的角度讲，是无法区别这个“我”的“大”或“小”的。每一个时代都只能有大诗人、小诗人和一般诗人的不同。这是由每一个诗人的才华、性格、气质、思想、学识等综合因素决定的，而大诗人，无论在什么时代，他们除了是诗的天才之外，他们对社会、历史、现实都更要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他们要在哲学、文学、心理学，特别是诗学方面都要有充分的准备，这就是思想和文化的高素质要求，从而才能写出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作品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时代能有大诗人，如果这样的大诗人还没有出现，我们需要呼唤，并为他们的产生创造适合的条件，能让这样的诗人和诗更多更快地出现。这里有两个认识上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认为诗只能是“小众化”的，让诗的自我萎缩。人们常说“诗是文学中的文学”，从诗的表达要对诗意的提升和语言的精致等要求看，这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来，诗和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诗的确应有自己的特殊的表现要求，但并非就以为是一种唯一的“高精尖”，让常人无法抵达，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专有。事实上，主张诗是“小众化”的，而与大众无关，如今许多诗的小圈子、沙龙活动盛行，自我娱乐甚至互相追捧，都以为只有自己是天下第一。他们所谓“非官方化”，让诗与社会时代无关，与别人无关，这是一种自我孤立，是使诗走向琐屑低俗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就是有少数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他们写诗，把目标定在为享有一种时代历史的权利份额上，让诗自我膨胀，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的才华，更不了解如何才是对时代历史作出真正的艺术贡献，而只想到怎样能更早进入历史，如简单的表面的代际划分，似乎就可借此占有了历史地位。如70后、80后或90后，从生理年龄划分是可以理解的，但以此区别诗人就未必合适。其实任何时代诗对历史的艺术贡献都是由老、中、青诗人共同完成的，时代历史是无情的，它只能在时代和审美的坐标上来选择诗和诗人。如果真有代际划分，那也只能是文学史家和诗歌史研究者，为叙述历史的需要，科学地说明艺术流变和发展走向而采用的一种方式，这应当与诗人和创作本身无关，只有诗人的自我标识和心理归属的向往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对每一个诗人来说，由于生活环境和经历阅历的不同，他们的作品对社会、对广大人群的影响也会是有区别的。有位大作家曾说过，“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各种各样诗人和诗的存在，这也是形成诗的良好生态所必须的。从这个意义上，诗的“大我”和“小我”都有存在的理由，但诗人必须要有一种自觉意识，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时代，努力为时代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三

　　如果客观冷静地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会注意到，过去我们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候，谈到诗与时代和现实，总是离不开现行政治甚至具体政策的实施，这就使诗歌以至整个文艺创作的道路越走越窄。在某种情况下，时代现实就是政治，成为了创作的一种神性桎梏，实际上不但扼杀了一些诗人的创作活力，也使诗的创作逐渐离开了时代和现实的真实，也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审美需求。

　　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社会经济蓬勃发展，诗歌创作则以美的探索和追求代替了政治的呐喊，以个人的歌唱代替了抽象的所谓集体意志的表达，使诗人以个性化的方式对时代、社会、现实、人生进行诗意的感悟与表达成为可能。但矫枉过正，超越了一定的度，在以后的发展中，却又使少数诗人的创作走向了另一极端，主要是少了精神的向往和支撑，诗在走向平凡的同时，有的也走向了平庸，这也使对诗怀着诚挚忠贞的人们感到遗憾和无奈。今天诗歌的这种状态，正是需要我们通过艰苦的努力去逐渐改变过来，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处理好诗与时代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了。

　　新时期以来，我们曾努力倡导诗人的个性化创作和诗坛多元化格局存在的合理性。如今，应该说这种愿望已成为现实。但在面对丰富与多样的统一中，确实又已经掺进了某种芜杂和混乱。因此我们需要呼唤诗歌精神的回归，在丰富与多样中，提倡诗人要有一种自觉，强调在新时代，特别是对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文化品格的实现，应当明确提到日程上来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认识和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和谐发展的进程中，在维护诗歌良好生态的前提下，我希望诗人能有更充分的深层次心理准备和文化的积累，耐得住寂寞，不能浮躁和急功近利，我们相信诗是不受物质利益诱惑和驱动的。诗是“抒情”“言志”的，是一种人的纯粹的精神情感表达。诗要表现时代和现实，但并不是只注重事实事件的具体表象描写，而是更注意时代情绪和人民大众的精神理想的表达。这些年，由于老、中、青诗人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已经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只要我们在这方面奋发努力，真诚地维护诗歌，促进诗歌的振兴和发展，让诗歌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诗歌也就会有美好的未来。

　　“大我小我”，须待细究

　　黄亚洲

　　关于诗歌表达心声的“大我”、“小我”之辩，一直是个话题，是个辩题，是个课题。几十年来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论述和教导，我也曾以此题论述和教导新生代的诗歌爱好者，我们觉得这个题目比较好说，容易说得严肃说得崇高。但是，今天，若真要把这个“大我”、“小我”正式放到文艺理论的层面上加以探讨，我想，恐怕还得再细究一下，这似乎不是一个三下五除二的直白的话题。

　　算起来，我也有四十年的诗龄了。四十年里我努力把我的长短句子卷起来，卷成长长短短的喇叭，真挚地吹奏“时代最强音”。我的绝大多数诗作被认为是阳光的、明朗的、“与时代同步”的，因此有不少人称我“主旋律诗人”，我一直不认为这个称呼含有多少贬意。

　　我确实喜欢在前沿“行吟”，也就是所谓的“在场”，或是“在线”。譬如，五年前，我参加中国作家“重访长征路”活动，在大渡河小凉山以及雪山草地之间，边走边唱，写下一册《

　　行吟长征路 》，还以此诗集获了鲁迅奖；譬如，两年前，南中国遭遇雪灾，我急随中国作家采访团赶赴重灾区黔南州，还爬上积雪皑皑的山头向抢修电网的英雄们朗诵我的献诗；譬如，汶川大地震的第九天，我就随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赶到四川，奔走于山崩地裂后的都江堰、绵阳、绵竹、北川、什邡、汉旺等地，十天间写下一册诗集《

　　中国如此震动 》，采访团长高洪波在四川现场就为这册匆匆写就的诗集写了序言；譬如，为了国人瞩目的“北京奥运”，我应《

　　光明日报 》约请，特地开设“诗歌专栏”，每日以诗歌作评论，十六个奥运日在《

　　光明日报 》发表了十六首诗；譬如，我今年写的反映“玉树抗震救灾”的诗，《

　　文学报 》在“全国哀悼日”头版推出；譬如，我今年写的反映“上海世博会”的诗，《

　　光明日报 》也于世博会开幕当日在头版推出……我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是想说明一个“当代”诗人是如何慷慨激昂地冲在“当代”进行“诗言志”的，是想说明一个诗人在试图表达“大我”上有如何的一腔激情。

　　我不否认，我的这些歌唱，确实蕴含“时代强音”。这种“时代强音”与“大我”的心声，应该说，有某种基本的重叠，但是对于“大我小我”概念的理论阐述，则比一个诗人的即兴歌唱，要复杂得多。

　　似乎，有下列几个问题应该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