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2)

　　“大我”概念的边界在哪里？是指社会统治阶级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还是一个民族几千年文化积淀中“公认的”的正面部分？抑或是某个历史时期中的攸关民族核心利益的中心任务？

　　“大我”是个常量还是个变量？也就是说，一首激动的颂诗在一个时期看似“大我”的典型表达，而过了几年，看过去，是不是就是“小我”的变态抒发，甚至就是一枝毒草，比如特殊政治年代里“就是好，就是好”的那一类文学作品？

　　“大我”指的是不是全民各阶层的共同利益所在？某个重要阶层的利益诉求，我们能不能赋予一顶“大我”桂冠？

　　“人民的心声”是个全面的组合的概念，还是某个单一的价值指向？如果，“大我”是个组合的概念，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大我”是很多“中我”意志的集合体？也就是说，多个的“中我”联合而成了一个“大我”？也就是说，是不是表达出某个“中我”的利益诉求、情感诉求，那么，“大我”中的某个重要侧面也就同时得以表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我”的抒情，就是“大我”的表达？

　　再接下来，便就是“中我”与“小我”的关系了。在诗作者中，“小我”是指你个人特立独行的一种极端情感，还是代表了一部分“小众”的共同情感？而这一部分“小众”，是不是又是“中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即便是“特立独行的一种极端情感”，就是指的一个单一的自然人吗？是五十亿分之一，还是五十亿分之很多很多？

　　说到这里，我便想起了我们这代人当年的上山下乡，以及在那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多元的情感表达。我这个“知青”，是诚心诚意唱过“上山下乡就是好”的颂歌的，我在兵团“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上是作过“炼一颗红心”之类的“讲用报告”的，我的嗓音在那个时候很是慷慨激昂，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也为生产建设兵团后期蜂拥而来的无法抑制的“思想杂音”忧心忡忡，也奉命查问过知青连队中私下里广泛传唱的“知青之歌”(

　　有的地方叫“南京之歌”、“长江之歌” )是怎么回事，我也跟当时官方社论所持的立场一样，认为那些只知在歌曲中呼叫“爹娘啊”、“城市啊”的心声，是扭曲的，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典型表现，是一批“小我”在无奈的歌声里发泄对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的不满。

　　而后来出现的“知青大返城”的戏剧性变化，证明“知青之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绝大多数“知青”心声的，也就是说，是对当时极“左”思潮及其恶果的一种抗议、一种反拨。紧接着，国家主流政策的大调整迅速导致了“小我”转变为“大我”，而且，那首长期匿名的“知青之歌”马上有人出面认领了，他们的理直气壮的历史讲述公开地出现在主流报刊上，同时，广大“知青”也对表现出他们心声的无名诗人和作曲者，表示了极大的尊敬。

　　所以，由这个事例引出一个疑惑：我们的表现“小我”的文学作品，会不会在某一时期，又突然被人理解为这是真正的“大我”写作？会不会有新生代的评论家摘下帽子向他们大声表示敬意，一般受众也会不会如梦初醒，原来“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啊？

　　或许，这样一种极端的说法，是不是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只要抱着诚挚的态度抒发自我感情，“中我”甚至“大我”就会悄然呈现于“小我”之中，也就是说，“打通两界”会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

　　最后，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又由谁来准确鉴定“大我”与“小我”，鉴定正常与非正常，鉴定健康与非健康？官员吗，评论家吗，政策吗，社论吗，生产力发展标准吗，社会公德标准吗，民间舆论吗，民调数据吗，历史吗，历史的历史吗？

　　再最后，如果这个大家最爱说的“大我小我”命题，被虚无化了，被“相对主义”取代了，被架空了，那么，我们今天又将如何有意义地来讨论这个课题呢？

　　我想，“大我小我”之说，肯定不是一个“伪命题”，这个课题的意义，应该是重大的。形象化的“大我小我”说法，之所以延续至今，并且也被今天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确定为议题之一来加以讨论，肯定有其合理的意义所在，不会虚无。

　　所有这一连串大小问题，在我脑海里沉沉浮浮，始终没有厘清。我经常试图与人探讨，但终究不得要领。目前，我继续聆听有关这一重要课题的各种阐释与教导，彬彬有礼地点头；我也继续在各种讲座中希望朝气蓬勃的青年习诗者要努力成为“大我”的传播者，诗须言志，须有现实的担当以及历史的担当。但是，我知道，关于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从某个角度看，眼下，真的还未及深耕。

　　希望精耕细作；希望在我饭碗的旁边出现一把深刻的锄头；希望评论家发人深省由表及里的开导；希望我们的僵硬的大脑皮层能在深层次上被突然触动，包括我这块一唱就激动、激动过后又总是不甚开窍的榆木疙瘩。

　　时代与诗人们应有的姿态

　　刘立云

　　时代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词，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词。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时代这个词的庞大和沉重而不去搬动它，穿越它，把诗歌的根须扎进它的内部去，又最容易成为一个空洞的词，一个大而无当的词，一个文化官员们仅在祝辞和报告中放在第一部分热情推销的一个词。更大的误读还在于，人们常常把时代当成政治文化的同义语，把时代写作等同于政治写作，意识形态写作，甚至诟病为应景和遵命写作。比如洪水来了写抗洪，地震来了写抗震，奥运来了写奥运，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到了写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等等。误解和误读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必须有人站出来理论了。历史或许会证明，假如这种误解和误读来自诗人本身，这可能是我们这代诗人共同的悲哀。换句话说，如何看待和反映我们正在面对的时代，这已经成为当下诗坛不可绕开的问题。

　　正在成为过去的几十年，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和国际地位，大众的思想、行为和生活内容等等，都在发生巨大而又难以估量的变化，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变化还在各个领域继续广阔深入地进行着，扩展着，许多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无不让我们始料不及，让我们常常有种似梦非梦的感觉。站在今天这个位置，冷静、客观地回顾我们走过的路，便会发现我们的社会，我们在现实中生存的每个人，我们的城市、乡村，我们的思想意识、环境和眼中的诸多事物，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再把今天中国的这种巨大变化放在她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去看，放在世界的同一坐标上去看，我们或许会为这个时代的变化大吃一惊。就像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业和农民还算比较熟悉，但让我大为惊异的是，原本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显得最为被动的农民，他们对今天这个时代的认识，却比我们生活在城市和文化圈里的人要敏锐得多，深刻得多，只政府免除皇粮国税一项，在他们看来，就是个划时代、创世纪的大事件，用他们的话说，这在历朝历代都是闻所未闻的。而时代的最大变化，还在于社会形态的快速递进，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已开始显山露水。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在这几十年中令人惊奇地走过了西方社会逶迤地走了上百年的路程。从理性上分析，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正在成为我们当下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加激烈，更加触目惊心。也就是说，时代在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在当今中国，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态度和生活视野，都已具备许多只有现代社会才可能出现的状态。虽然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社会的现代性，严格来说，还是初级的，粗糙的，有许多地方还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混乱和丑陋。由此说到当下的诗歌写作，充满动态的时代变化，其实也在考验着诗人们的智慧、远见和对诗歌本身的操作和把握能力。非常明显，这个时代为我们的诗歌创作既带来了众多值得深思熟虑和层层解剖的复杂内容，也带来了让它走向更高层次的挑战。使我们略感欣慰的是，我们的诗人和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一起经历了它的颠荡、沉浮、游移和盘桓，与我们的人民一道承受了因时代变化而引起的恐慌、软弱、迷茫，甚至恐惧。这为我们期待的那种诗歌的出现，作好了必要的铺垫。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时代的巨大变革，诗人们盲目乐观或者妄自菲薄，再或者像某些官员那样好大喜功，仅仅把目光停留在时移物迁之上，都是肤浅的，无法担承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如果只把眼光盯着社会变革所引起的心灵哀叹，或一味地吟哦社会转型中的失意和落寞，与这个呼啸而来的时代相比，同样存在很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