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14)

　　广大的、激剧的奔跑

　　威胁着敌人地向前移动……

　　在震撼天地的冲杀声里，

　　在决不回头的一致的步伐里，

　　在狂流般奔涌着的人群里，

　　在紧密的连续的爆炸声里

　　我们的吹号者

　　以生命所给与他的鼓舞，

　　一面奔跑，一面吹出了那

　　短促的、急迫的、激昂的，

　　在死亡之前决不中止的冲锋号，

　　那声音高过了一切

　　又比一切都美丽，

　　……

　　如此炽烈的诗句是诗人满腔战斗激情的喷射，不过这是通过一系列群体与个人相结合的奔跃事件——具有同一种感兴意味却又分别作不同程度感兴增量的映象或意象的有机组合兴发感动出来的。它第一至第五行为第一个单元，首先表现了战士们满怀斗志向敌人冲杀过去的全景式场面，从中透现着一股为投身于这场战争而义无反顾的感兴意味。这以后连续出现了一组感发性能一致而感兴意味不同程度增量的映象或意象组合体，它们间显出了递增的感兴：作为第二个单元的第六至九行是个并列的介宾短语，它们以冲杀声、一致的步伐、狂流般奔涌的人群和连续的爆炸这四个特具誓死搏斗意味的映象组成又一个映象群，比之于上一个单元，虽具有同类感兴意味，但已大大增量。第十至十四行是第三个单元，写吹号者急吹冲锋号前进的视觉动象和在死亡前决不终止的号声交织在一起，这一串映象群所感发出来的感兴意味，比上两个单元同类意象群显然增量更多。最后两行是第四个单元，对这个以十六行诗形成的大诗行群映象流动中的核心——冲锋号声，作了“高过一切又比一切都美丽”的赞美，比起上面几个单元同类感发性能的映象群来，其感兴意味不仅又一次增量，而且作了一个总结。我们对《

　　吹号者 》中这个大诗行群作了这样细致的分析后，当可看出它具有映象感兴意味递增式的内在节奏运行特色，而且是抒情主体爱国情绪喷泻的真切表现。值得注意艾青诗歌的创造智慧是超常的。他看到映象感兴意味的增量在内在节奏外化中用作外化手段的“语言的抑扬顿挫”，即语言节奏，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运用，只有这方面处理得好，才能使这一场外化获得根本性的成功。于是，他大力起用了叠词(

　　第十三、十四行 )、叠语( 第六至第九行 )、排句( 第三至第五行 )和跨行( 第十二至第十四行 )，特别是第六至第九行的四个介宾结构短语的重叠，大大强化了语言的抑扬顿挫，使激越情绪的气势更盛，流动的速度加快，递增式运行的内在节奏充分得以外化。正是这种种，才促成艾青非得采用自由诗的体式来写此诗不可。

　　由此进一步证实，映象感兴意味递增式的推进型内在节奏的外化，更适宜于用自由诗这种体式。

　　结 语

　　经以上一系列探求分析，我们已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语：

　　一、内在节奏不是虚无缥缈的存在，它是情绪流动状态的表现形式。一切离开情绪表现来言说内在节奏，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场缘木求鱼而已。

　　二、感觉对象式映象的组合形态，是具体把握内在节奏的关键，而以映象感兴意味回环的组合、映象感兴意味递增的组合也就成了内在节奏两大运行模式。

　　三、认识内在节奏的切入点是运思阶段的结构特征，因此内在节奏也可说是一种内在结构形态。沃尔夫冈·凯塞尔在《 语言的艺术作品 》中说：“对于形式的探求，结构的研究作出了主要的贡献。”①

　　这是有道理的。

　　四、诗学中应尽量避免使用“外在节奏”这个术语。所谓的外在节奏只是内在节奏外化的手段，若把它和内在节奏并列会起负面效应；产生对立的认识，以致抛开内在节奏的决定性意义，奢谈音组半逗律，斤斤计较于平平仄仄，那就会进入误区。

　　五、映象感兴意味交替组合的回环型内在节奏适合用格律体式来外化，映象感兴意味递增组合的推进型内在节奏适合用自由诗体式来外化，把格律体诗与自由体诗对立起来，争个高下，是无谓的争论。格律体诗与自由体诗都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于都要服从内在节奏外化的要求。

　　诗与传统

　　中华诗词从尘封到复兴

　　——关于格律诗的回顾与前瞻

　　郑伯农

　　近二十多年来，格律诗发展的速度很快。目前，中华诗词学会拥有一万多名会员，加上各省市自治区、各县诗词学会和诗社的会员，全国经常参加诗词活动的人员达百万以上。据粗略统计，全国约有五百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诗词报刊，不算诗词集，光是这些报刊发表的诗词新作，每年就在十万首以上。《

　　中华诗词 》杂志创刊的时候，只有几千份。现在，它发行世界五大洲，每期印数二万五千份左右，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诗歌刊物。1957年初毛泽东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诗歌应以新诗为主体。现在，从理论上说，新诗仍然居于最显要的地位。就实际状况来说，格律诗的作者和读者量都不在新诗之下，甚至大大超过了后者，它的社会影响也不会比新诗弱。怎么看待格律诗的勃兴？怎么看待格律诗和新诗的关系？我就这些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新诗的诞生是天经地义的，但没有必要把新诗和旧体诗

　　对立起来，为了提倡新诗就贬低排斥格律诗

　　1919年3月，胡适编辑完成了他的诗歌作品集——《 尝试集

　　》，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新诗集。“五四”前后，为自由体诗歌进行开拓耕耘的还有郭沫若、康白情、刘大白、刘半农、俞平伯等一批人。胡适名声很大，但他的诗歌代表不了新诗的高水平。胡适自己说过，在新诗领域中，他“提倡有心，创造无力”。作为“五四”时期新诗成熟的标志，是郭沫若的《

　　女神 》。这大约已经是不争的历史定论。

　　自由体诗歌是适应历史的需要破土而出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诗歌的发展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许多诗作内容陈旧，形式呆板。梁启超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这话带有艺术夸张的色彩，但确实反映了当时诗界的沉沉暮气。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倡“诗界革命”，正是为了解决诗歌危机，给诗歌打开一条生路。新诗横空出世，的确是诗界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延续一千多年的诗词格律被打破了，诞生了一种不讲格律不拘长短的自由体诗歌。更重要的是，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个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内容，大踏步进入诗歌园地，使诗歌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毫无疑问，新诗的创造与普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白话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新诗的出世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伴随着新诗的诞生，却出现了对格律诗的简单否定，这个事实也是必须正视的。这不是新诗本身的过错，而是诗论者的过错。1919年10月，在编好《 尝试集 》之后，胡适写就一篇大文章《 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