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每一位小说作者都有他的文学地址或者文学地标。徐则臣笔下，广为人知的文学地标无疑是“北京”。2011 年，在《徐则臣中短篇小说创作 重构“人与城”的文学想象》中，我提到过“北京”之于徐则臣的文学意义，正是对于北京城里“特殊”人群的关注，使徐则臣脱颖而出，“他的笔下显现出了与老舍那京腔京韵完全迥异、与王朔式京城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学想象。那是作为美好愿景的北京，那是作为攀比对象的北京，是作为奋斗目标的北京，是作为各种欲望搅拌器和巨大阴影存在的北京……关于北京的想象、传说，与许多在黑暗中奔跑着的族群一道，构建了徐则臣关于人与城的陌生想象。”[1] 准确地说，“北京西郊”是青年小说家徐则臣的出发之地，是他初进文坛时看待世界的一个坐标，在那里，他写下《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等多篇引起广泛影响的作品。

我以为，无论是在中篇还是在短篇作品里，徐则臣都像是我们时代的微型摄像师。他讲述我们时代奔跑着的、流动着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他记下他们跑步时的速度，面目表情变化；跑步时的深呼吸、喘气、急迫以及匆忙……这些状态既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现实的——即使二十年过去，我们依然对那些奔跑在中关村街道上的人们难以忘记。那是我们的生活状态的写照，事实上，今天的北京街道上依然有奔跑的人群，他们是蹬着三轮车的快递小哥、外卖员，或是四处奔波的打工者们。

二十年前，徐则臣用“跑步穿过中关村”这样极具象征性的场景标记了我们经历过时代的速度感和地方感，这显示了当年他作为青年作家的现实感。——在中关村，一切刚刚开始，一切让人期待，人们小跑着生活。那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事实上，徐则臣笔下的人们一直在流动之中，从此到彼，从花街到北京。重要的是人到异地的生活状态和心灵波动。《轮子是圆的》中，他书写了在喧哗北京生活着的有着隐秘心灵世界的普通人。“这是被各种人群充斥的北京城，这是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是动态的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的人群。一个被忽视的人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眼睛中有亮光闪过。隐密的、旁人很难觉察的变化被徐则臣捕捉并有效表达。该怎么样看待这些人呢，也许作家没有答案，但这些人的表情他曾经再熟悉不过，他开始意识到生活中有些东西看起来普通，但从不平常。《轮子是圆的》使读者意识到，生活总能提供给我们丰富的困惑以及难以察觉的情况。不能蔑视任何一颗有温度的心灵，不能对心灵内部那斑驳而精密的纹理视而不见。徐则臣多年来对一个特定群体的凝视、体察与持续书写使我们认识到：小说家对人心的理解有多幽深，‘人与城’的世界就会有多精微，多宽广。”[2]

二

“在北京都得小跑着生活，慢了就要受指针的罪，那家伙比刀锋利，拦腰撞上咔嚓一下人就废了。”这是徐则臣在随笔《生活在北京》中写下的生活感受。这来自切身的经验被不断放大到他的写作中。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虽然书写北京生活的小说如此之多，但徐则臣为北京记下的“速度标记”如此令人记忆鲜明。这便是这位青年作家在当年为文学史留下的第一个文学印记。某种意义上，记下流动着的奔跑时代里人的处境和心灵境遇，是徐则臣给予当代文学的贡献。

“运河”则是徐则臣作品的另一个卓有文学史意味的地标。这个地标里当然也包括着花街人们的生活。但运河最为耀眼。在运河边上出生，长大，一路沿运河而上到北京，这是徐则臣的生活轨迹，但是，也是深具文学意味的象征。“北上”是实指，也是喻指。运河很早就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了，但成为重要的书写对象而不是成长背景，则是在《北上》里。

《北上》是有史诗追求的长篇，笃定、扎实、纵横交错，有静水深流和雄浑阔大之美。它追溯大运河的过往与来处，它以艺术手段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河流赋型。尽管书写的是运河儿女的故事，但并没有流于纯粹的运河人家故事，《北上》深具宏阔视野。在此之前，我们对运河的理解是片断性的、零碎的，《北上》赋予它一种整体性与生命的活力，徐则臣写出了这个民族之河的历史与此刻，使它栩栩如生地生长在我们民族文学的记忆链条里，一扫我们对以前运河文明的肤浅理解，小说进入了运河文明的内部。这多半与作家所采用的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有关。叙述时间上双线并行、上下交汇，那是 1901 年与 2014 年之间的交汇、人和人之间的交汇——1901 年谢平遥、小波罗北上，2014 年他们的后代重逢。时间是容器，是不同意义的汇聚，也是文明的碰撞。

小波罗来到中国寻找他的兄弟，由此，中国读者要跟随一位西方人的视角看中国，看中国人的日常和爱恨情愁，但这很容易变成东方主义的写作，就是一个西方人的猎奇。与此同时，徐则臣又引领读者以中国人的方式、中国人的视角重新看西方人。观看是互相的，是双向的，小波罗看中国的时候，他也在被观看。交汇的不仅仅是语言，还有文化与文明、东西方理念的交汇和相遇。深具世界视野的观看，是时间和角度的双重新鲜。

“京杭大运河究竟有多伟大，你在威尼斯永远想象不出来。”这是小波罗去世时的话，也是小说中极重要的表达，它是日常的，是深具现实感的话，但也有强烈的隐喻性。理解与观看并不是单从西方那边来的，也不单从中国去。《北上》对世界的理解不是单边的，也不是狭隘的，而是多方理解这个世界。西方人马福德爱上了如玉，他们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中国这片土地对于西方人来讲意味着什么？它包容、复杂、生生不息，它有它自身的生命力和生长性。站在世界视野里写中国人，写我们的先辈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以及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运河文明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北上》书写了作为民族文脉的运河，它是有生命能量的，它需要被我们不断擦拭，最后给予我们民族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三

“到世界去”是徐则臣随笔集的书名，依然是一个深有意指的动词。这是行动，更是文学意义上的流动。这具体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2020 年以来，《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玛雅人面具》《蒙面》《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等小说的发表，意味着徐则臣短篇系列风格的新变。这些小说都有叙述人“我”，“我”的身份是作家，是在世界游历、出访的作家，也是流动着。我携带着好奇，足迹跨过墨西哥，印度，美国……这是人和人的相遇，也是和文化相遇，是和自我相遇。相遇不只是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共性，更看到差异。《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中，丢失行李的故事被移植，放大，聚焦，在他人的叙述里，“我”是变形的，但中国猴子的登场使小说有了另外的妙趣——这是真实还是叙事的真实，这是文化碰撞还是一次镜像之旅？小说写了一种卓有意味的“反向观看”，中国作家看印度作家，同时印度作家也反向观看中国作家，隔膜、古怪、可笑，这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也是深有意味的文化交汇。

《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的交汇。从青年到中年，老冯身上有着许多“千山万水”：跨国求学、被离婚、被儿子憎恨……作为在美国高校教书的老师，他在被亲情撕扯时，也遭遇到另一种文化。女学生苏珊以莫须有的“性骚扰”诬陷他，使他陷入丑闻，也陷入另一种“风眼”中。——每个人身上都有时代烙印，每个人身上都有着文化、历史与现实的交汇。老冯的际遇里，个人与历史有着内在的勾连，正是这勾连使小说愈发辽阔辽远。《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中，我们看到“双向呈现”：当代中国和当代美国的现实、东方伦理与西方伦理、哲学思考与现实际遇……

在这些小说里，叙述人“我”是去到世界语境里的人，“我”观看、思考，发出独属于自我的困惑。而几乎每一个小说结尾都是“我”回到北京的寓所里反刍、凝视，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会如此扭曲？为什么如此古怪？为什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看到差异，也看到差异中的人与文化。

寻找文化的交汇点对于这些系列小说是重要的。作为作家，很显然，徐则臣希望小说人物身上能深具历史、文化的“附着”。这些人物，往往都处于文化和时间的交汇处，携带着不同文化因子。《玛雅人面具》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像中国人的人，一个奇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蒙面》里，我们来到了墨西哥，看到了一位蒙面的诗人，他是游击队员还是诗人？抑或既是游击队员又是诗人？

这些小说的母题是讲述一位中国写作者在这个世界的漫游，漫游不是为了融入，而是为了认识与理解。指认徐则臣近期小说具有世界性眼光是容易的，但是，这种“世界性”其实并不只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还包括世界意识以及世界文学意识。一如《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中所表现的，世界性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在发生，大环境真切席卷、涉及着每个个体的生存。

特别要提到的是，故事性在这些小说中正慢慢弱化。那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故事，戏剧性并不强。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不过是萍水相逢。但是片刻相遇或者对片刻相遇的捕捉正是这些小说的光泽部分。这些小说与徐则臣以往小说的不同在于，小说家将不起眼的故事点染而成一种奇异氛围、奇妙瞬间、难以言喻的文化境域。

在对谈《以文学的叙事参与世界性叙事》里，我谈到过这些小说的意义在于打破国别界限，它们引领读者看到文化与文化的流动，一个人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流动，也从中重新理解何为流动意义上的世界性和国际化。——“西方”或者“西方生活”在这里不是简单的“移植”，作家带领我们一起调整理解世界、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也让人想到，尽管世界性故事很容易写得传奇化和漂浮感，但这一系列短篇规避了这种风险，它们让人从中感受到一种新的中国小说气质，想到世界视野下一种中国小说叙事美学如何生成。

四

想到二十年前。在《一个人的乌托邦》中，我曾经写下“徐则臣是 70 后一代人的光荣”的判断，在当年，我认为正是对奔跑的流动的人的心灵状态的把握，使徐则臣小说卓尔不凡。也还记得十五年前，刚刚博士毕业的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里与徐则臣见面的情形，记得当时还有吴玄和李云雷。那时候的气氛热烈而温暖——当年的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们在一起聊了些什么？依稀记得我们讨论过哪些人算得上好小说家，以及哪些人是好的文学批评家。

说到底，对于一位优秀作家而言，他的理想不应该只是要成为一代人的骄傲，而是如何成为优秀文学传统中的坚固链条。——当徐则臣选定《聊斋志异》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这一博士论文选题时，意味着他开始思考一位真正的作家如何与他本民族的传统、历史和根处发生重要的关系，那便是他的历史意识。“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面对馈赠了我们语言、形式，馈赠了我们文学财富的前辈写作，其实就是面对传统思考如何自我更新，换言之，就是要思考如何从历史与传统中努力生长出属于我们的新的“血肉”和“筋骨”。从“跑步穿过中关村”到“花街系列”，从“北上”到“到世界去”，二十多年的创作里清晰呈现了徐则臣的文学思考与小说实践。

“唯有文学能持续地清晰地记录我们力争卓越的过程。”这是约翰·契弗的话，我以为用在徐则臣的创作中也是恰切的——在徐则臣二十多年来的作品中，潜藏着一位青年作家如何力争卓越、努力成为文学星空里“明亮之星”的秘密。

注释：

[1] [2] 张莉：《徐则臣中短篇小说创作 重构“人与城”的文学想象》，《文艺报》2011 年 10 月 1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