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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鑫散文《四方客》:个体记忆、乡村文化与故乡情结
来源:《胶东文学》2024年第4期 | 远心  2024年04月24日16:48

读卢鑫的散文《四方客》,好像跟着他的叙述,重返童年的故乡。每个在乡村长大的孩子,都有一个乡村记忆里的故乡,这是我们的幸运。无论面对现实还是文学,在个体记忆、乡村文化和故乡情结之间,都有宽广的探索空间。有一个已经消逝的完整的乡村可以追忆,可以记述,但我们的书写似乎很难传递那个乡村铸造在我们肉身和灵魂中的一切。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脑海中的记忆,对于个体,对于乡村,对于未来,究竟有什么意义?那些没有乡村记忆的人,又将会产生怎样的反应?

文学是用来对抗遗忘的。文学必然要从个体出发,个体的生命轨迹内化为个体的精神成长、自我反思、自我探寻,向内走得越深,反而越能走向其他个体。深度真实的精神心理呈现,将迈过不同经历的榛丛,直达丛林深处的水源地。只有当读者通过文本和作者进入到同一片精神森林,才能实现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散文不仅仅是某个个体的记忆,散文也是小说,散文也是戏剧,她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映照百态人生。

《四方客》循着乡村声音记忆展开叙述。在对做席梦思床垫、奶奶的呼唤、劁猪佬劁猪、童年冒险顽劣事、炸山开路等乡村记忆的叙述中,循着个体感觉和记忆的光影展开。

正如作者所说:“我的这篇故事,恰似诗人即兴唱出的作品,并不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而是倚仗心灵叙述线。”什么是心灵叙述线呢?记忆的光影,声波,感知,闪回?通读全篇我们会发现,这篇散文的叙述视角是杂糅的。时而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时而是第一人称,时而是成年人“我”的回忆,且常从回忆中跳出来以现在视角进行观察和补充。杂糅的叙述使得叙述姿态和语气并不一致,显出回忆的恍惚性。多声部杂糅的叙述是当代小说常用的手法,带来特殊艺术效果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前后消解”的负面效果。

乡村文化记忆,是中国人故乡情结的重要寄托。如今,城市里出生长大的一代也开始有了城市文化记忆。在城镇化速度如此之快的过去三四十年,乡村文化像一棵老树迅速凋零。这篇文章不乏对“劁猪佬”工作流程的精细描写,没有被劁的公猪同母猪的欢爱片段,以及过年杀猪记忆。猪是田园之“家”的重要家畜。通过一个男孩儿的视角叙述出来,显然包含了个体认知启蒙的复杂意义。说到猪,多半会想起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那是一只让人过目不忘的猪,他写出了猪的自由个性、追求自由过程的跌宕起伏、自由的最后胜利。他把虚构写得十分真实,叙述语调平实而幽默,刻画出那头猪骨头里的执着和坚持。早年读王小波读不懂,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暴露,那么玩世不恭,人到中年再读,不得不惊讶于他对人性虚伪、狡诈、懦弱的刻骨观察,能够揭开面纱,直达人性和社会真实。在这方面,《四方客》写猪,贯穿了劁猪佬、猪的欢爱、杀年猪等,但对这些民俗记忆的反咀,还需要更深层的穿透力,这或许是散文之奢求。文学大家汪曾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出的一批带着回忆色彩的小说和散文,便是在历经生活磨砺之后,以平实之笔淡淡写成,自然呈现“山高水深”,此为文学之较高境界。而从写作规律来说,大多数作家都要经历青年练笔的过程,在不断的书写中去思考发现,方能具备很强的思想穿透力。

《四方客》的语言有一点儿杂糅,有一点儿古意,但并不十分造作。比如鲁迅的语言杂糅古文,风格独具,《野草》是隐喻式的,《朝花夕拾》平易近人,小说和杂文更加活泼多元。而周作人、林语堂、老舍、沈从文的语言,则走向了生活化地域化,贴着现实语言而养成个人风格。贾平凹的散文平白如话,无论短长,都有意思、有意味,他在中国民俗文化生活里,淡定中透着智慧。如何去锤炼语言?恐怕还得“好好说话”。把文学和生活拉得更近一点儿,情感的迷雾散开一些,理性精神、建构能力、表达技巧,这一切都要在“好好说话”的基础上。其实就连现代诗歌,这些年也开始锤炼来自生活逻辑的平实,在日常经验中表达独特观察。

读《四方客》,我能感觉到作者写完这些回忆后,还有意犹未尽处。或许是情感的依恋,或许是认知的苍茫,有一种淡淡的怅惘留在末尾。这也不是作者一个人的,而是一代有乡村记忆的人对于故乡共同的情绪。作者的原乡村可能已经淹没在三峡大坝修起之后的水底了,迁徙后的新村或许已经不是原来的故乡。这也是近四十年来中国乡村变化的典型状况。中国传统村庄里那些原生态的记忆,和几千年来的传统民俗相关。那里面的朴素、悲悯、敬畏、愚昧,来自彼时彼地的生活逻辑,只有不断从当代回望,从自己亲历的现实生活和过去生活的对照中,才能见出一些分晓。

正因为苍茫,所以应该不断书写。期待作者在乡村记忆和都市生活对照视角上,写出更多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