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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困局中探寻精神归途 ——评南翔小说集《洛杉矶的蓝花楹》
来源:中国艺术报 | 陈劲松  2024年04月08日16:22

自大学时代发表作品迄今,南翔从事小说创作已逾四十年,先后著有小说、评论及非虚构作品十几种,并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等殊荣多项,可谓笔耕不辍,佳作纷呈。新著《洛杉矶的蓝花楹》收录了南翔近年发表的八个中短篇小说,出版不久即入围“探照灯好书”月度中外文学佳作书单。全书八个精彩故事,构设了类型多元的人生困局,通过呈现“境遇各异的普通人的苦乐、迷茫和挣扎”,揭橥当代城乡生活的曲折幽微,进而探寻各类人群现实困顿背后的精神归途。

较之以往作品,小说集《洛杉矶的蓝花楹》有着一以贯之的优雅隽永质地,题材广泛,视野开阔,语言轻盈,内容围绕底层、生态及历史三个维度展开,兼具丰富的生活信息量、独特的审美信息量与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小说艺术炉火纯青,讲述故事雅俗共赏,各个层次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情感共鸣。其中,《洛杉矶的蓝花楹》将目光聚焦于一对异国他乡的恋人,着重表现异乡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隐藏的则是一个家庭和时代的复杂表情。《打镰刀》《竹管风铃》《老药工和他的女儿》共同筑造了一个亲情、友情、爱情交相辉映的情感世界,彰显出浓郁的人情与人性之美。《海钓》《红隼》以小见大,明心见性,表面讲述的是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实则张扬了一种时代弊病之外的真善美。《遥远的初恋》《远去的寄生》游刃于历史和现实之间,记录了这一辈乃至上一辈的苦痛与热爱,表达人生无常和世事变迁的同时,伸张志向、集藏趣味。整部作品传统与现代兼收,故事和情感并蓄,赓续了汪曾祺等作家对于文字的节制与考究,情节生动,风格凝练,更加重视对现实的关注、对时代的雕刻、对历史的省思、对人性的拷问、对生态的敬畏,以及对城与人之关系的辨析和洞察,充分体现了一位优秀作家的良知、品格及其小说的精神旨趣。

具体说来,《洛杉矶的蓝花楹》《老药工和他的女儿》《红隼》三篇作品,分别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人类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角度,碰撞出意蕴深长的火花,较有代表性,也最为我看重。中篇小说《洛杉矶的蓝花楹》关注的是文化碰撞。小说塑造了一位来自深圳高校、离异带娃的向老师,访学洛杉矶期间对其尚读小学的儿子因关注、焦虑太多,以致与她的恋人、美国货车司机洛斯尔在育儿生活、家校沟通、职业选择等方面的理念产生天渊之别,人物冲突与故事张力也由此生发。这其中当然有中西文化差异的因素,但更多还是“中国式家长”对于子女的过分苛刻,美其名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过是将其当成了自己的附属品或盲从的工具人,而非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正常人。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这确乎是当前很多“中国式家长”争相“内卷”而陷入的一个人生困局。如何破解?窃以为,无论多子女还是独生子女家庭,与其片面追求成绩优异、人生完美,不如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创造力,使之人格健全、精神健旺。

中篇小说《老药工和他的女儿》在情感碰撞中引出文明碰撞。小说以老药工熊炳根勠力传承中药炮制技艺为主线,以女儿熊梦芳与两个男人的情感纠葛为副线,讲述了一个不乏温暖却又耐人寻味的跌宕故事。之所以温暖,乃因为作者用凝练缜密的文字,深刻透析了当下城市人的生活及情感处境。无论是老药工与熊梦芳之间的父女情,还是“我”与胡风益之间的师生情,抑或是胡风益与熊梦芳之间的男女情,都写得摇曳多姿,起伏生动,撼人心魄。之所以耐人寻味甚或发人深省,乃因为中药传承之难背后,折射的是手工与机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乃因为男女情感纠葛之中,映照的是沿海与内地、物质与精神的差距和角力。孰是孰非?作者并没有提供明确答案,但主人公最后的选择已然告诉我们: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技术,虽能让当代人过上更加方便快捷的生活,却也失去了享受传统手艺的细微与乐趣,而两者原本可以相得益彰、相向而行;沿海的发达与物质的丰盛,虽能满足万千淘金者的梦想,却也让他们在无法止步的追求中逐渐迷失自我,回归故土,回到原初,不是逃离,亦非躲避,而是坚守底线、不忘本心;爱情与婚姻若没有经济基础为前提,或许举步维艰,而若没有精神共鸣为支柱,必将貌合神离、行之不远。小说就在以上主线和副线之间交错推进,叙事节奏从容不迫,虚构与非虚构手法转换自如,集中展示了南翔“三个打通”的文学创作观,即历史与现实打通、虚构与非虚构打通、自己经历与父兄辈经历打通。这种创作观,在《打镰刀》《遥远的初恋》《远去的寄生》等作品中亦高度体现,读之心有戚戚。

短篇小说《红隼》选择从生态维度表达碰撞,这也是南翔近年倾力而为的创作类型。在作家契诃夫看来,好的故事背后,总是藏着另一个故事。《红隼》就是这样一部小说,一个关于自闭症儿童豌豆的爸爸因无法与他交流而出差逃避,与豌豆及其妈妈情感出现隔膜裂隙的故事,套着一个豌豆细致观察偶降自家阳台的一对红隼并与之亲切交流、悉心呵护的故事,两个故事互为表里,并行不悖。这种叙述方式,和小说集中的另一部生态小说《海钓》异曲同工: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故事,伴随着海钓放生的故事。南翔曾说,“人对动物的悯恤,当然也是悯恤本身;人对情感的珍惜,更是留恋与追挽有温度、有质量、有美感的生活”。此种评判,同样适用于《红隼》《海钓》。不过,南翔生态小说的看点与价值不仅在于写出了人类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更在于“一定是要带着人所必然要与之共处、与之共生、与之共命的万物”,这体现的是一个作家的悲悯情怀。正如他荣获第六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优秀作家奖时的授奖词所言:“南翔创作的触点往往从人与自然的夹角上生发,以巧思妙构融通‘常’与‘变’,为中国式生态文学走出类型化、通向经典化做出了可贵的审美探索。”

尾篇《远去的寄生》中,昔日同窗许大哥谈及寄生当年莫名消失后说:“人的命运,跟大时代的命运一样,充满了太多的偶然。”人生的许多困局,命运的各种遭际,恰恰源于这些偶然。作为局中人,芸芸众生唯有不懈探寻精神的归途,方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向困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