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与 “文学性”危机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中的观念曾经深刻影响了我。现在，世界、文本和批评家都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它对批评家的考验，首先是如何在这个世界自处。不只是批评家，那些创造了可以称为文本的作家身临同样情境，当下的文学知识分子（我把作家和批评家划到这个范围中）都在面对相同的情境与问题。在谈论种种问题时，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茫然和游移不定，世界太强大了，强大到让你觉得说自己是一粒尘埃时都过于放大了自己的体积和分量。但这不妨碍我和我的同行们在文学领域，偶尔也跨界去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且不管这些讨论是否有效。我越来越不安的是，这些讨论似乎成为我们确认自我的最后一种方式。
昆德拉在谈论塞万提斯的遗产时说，上帝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此刻，堂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现在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没错，我们遭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早在书本中读到了百年前甚至更早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便是在无数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更替和发展的。上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五四”为结束或开端，不仅塑造了现代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亦塑造了现代先贤和我们这一代。历史经验和现实经历现在重叠在一起，我们几乎是在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叠中讨论问题的，而问题和问题的语境又比“重叠”更为复杂。当我们面对现实之变手足无措时，我们对历史和历史在当代的新变同样缺少足够的认识。这是今天的文学知识分子遭遇到的挑战。
许多年前，我在一份南方的报纸上读到一句话：“在这里读懂中国。”当时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抱负，又以为“读懂中国”太难了。我们的研究者和写作者，终其一生，都是在努力“读懂中国”，读懂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过程而不是结论。史学界、思想史界有过“何为中国”的讨论，我们讲“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也许是“何为中国”的另一种形式和内容。所谓“历史中国”“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的不同面相都存在于“现实中国”之中，而文学只是这宏大结构中的一个环节。如果离开这个结构，我们谈创作谈批评，都可能是盲人摸象。
“读懂中国”之难与“读懂世界”之难是相互关联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晚清以降，中国人的“中国观”和“世界观”逐渐发生深刻变化，有学者把这种变化表述为从“天下体系”到“世界体系”。读康有为、梁启超，读鲁迅、胡适，读陈独秀、毛泽东，读先生们的《新青年》，读学生们的《新潮》，我们都能读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时对中国和世界的深刻认识，他们把信仰、人格、操守、识见等都写在文字中，并付诸实践，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包括他们在内的现代知识分子后来的道路不尽相同，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也有沉浮，他们的思想或相近或相左，甚至冲突，但仍然是我们今天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参照。当中国置于“世界体系”后，才有了中国的“现代”。没有“世界”，也就没有“现代”。因此，“五四”作家如鲁迅、郭沫若初登文坛时很自然地就带有了“比较”的视野，在对照中他们描写出了文学中的中国，以理念形式存在的中国，并用古典的骸骨创造性地表达一个似乎空茫的命题。我们今天说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现代化”和“中国式”两个关键词，它并不排斥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强调“中国式”。这也是在表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这几年写过抗战时期重庆的知识分子，写过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置身其中，我觉得无地自容。在这之前，我曾经于夏日的一个清晨徜徉延河边，延河和宝塔山是我青少年时期心中最重要的意象。又过了若干年，我站在黄昏中的巴黎墙边，突然想起延河的水声，我知道我对革命的理解也是肤浅的。从那时起，我恍惚间感受到了历史事件之间参差的对照与隐约的偏离。战争、革命、现代化，依然是文学知识分子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重写“宏大叙事”。天下承平已久，战争与和平又成为世界性话题，知识分子因此分歧种种。
“中国”“世界”之复杂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之复杂，也给文学知识分子的成长留下深刻的印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中，影响我们对中国和世界认识的重要事件至少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中苏论战、中美乒乓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上海公报》签订、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等。——诸如此类，或许就是“故事”和“故事”的“年代”。这些历史记忆和现实亲历错综复杂地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也重组了我们的“世界观”。在“全球化”这个词还没有退热时，我们遭遇了“新冠”，然后不管你是不是感兴趣，一些词不断缠绕你：地缘政治、产业链、脱钩、卡脖子技术、就业率、内循环和外循环、线上和线下等等。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我无法笃定这一切是不是仅仅是福楼拜意义上语词的空洞喧嚣，我也无法判断在自然科学的话语秩序中，这些概念的位置究竟在何处。过于膨胀的专业名词的频繁出现，让我们一次次将此无力地感受为自身的衰老。信息的密度不断稀释着我们对于人类基本命题的信心和判断力，我们似乎再也不具备古典的气魄，去论述世界历史的进程，去厘定人类的知识界域。文学知识分子过去并不热衷谈论这些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都是文学“外部”的主要部分，是与“文本”相连的“世界”的一部分。批评家和作家们终于发现，这些“外部”正在改造“内部”，“文学性”的变化、危机与这些“外部”因素密切相关。文学并不需要一一应对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整体上构成了我们的思想文化背景，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精神生活。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世界越来越陌生。——诸如此类，或许就是我们“讲述故事”的年代。
我对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专业领域所知甚少，虽然对思想史兴趣浓厚但也只有砚边点滴。面对如此复杂的中国和世界，就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而言，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共识”和在学术与思想训练中养成的知识体系与方法显然遭遇到了挫折。所以，我愿意坦陈自己的孱弱、困惑甚至是无知。不久前我读到了智利作家本哈明·拉巴图特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这是一部2021年国际布克奖短名单作品。我这里不讨论具体作品，也不讨论小说文本如何模糊了历史、回忆录、散文和小说的边界等问题，我要说到的是这部作品的名字，“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可以视为文学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一个精准表述。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并不是说我们之前运用的知识体系、思想方法和创作方法完全失效，相反，在“五四”新文化基础上，经过80年代反思与重构形成的关于文学与思想文化的诸多共识和价值判断仍然行之有效。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知识分子放弃了曾经的共识和价值判断。无疑，80年代也有诸多问题，包括没有形成思想文化再生长的机制，我个人以为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也是一个未完成的年代。另外，当我们从不再理解到再次理解世界时，需要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和思想方法，认识和处理80年代以来已经失效的经验。80年代之前，有一种主导性的理解中国与世界的方式，它的主导性框架可能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理论等；80年代重新产生一种新的理解方式，这种方式或许统合在现代/传统的框架之中；9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左和右似乎又是一种理解方式，统合在全球化的框架之中；新冠疫情以来，又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解方式，一些新的关键词似乎都在提示一种全新的理解框架在形成之中。我所说的这种“失效”“无力”和“挫折”或许体现在：一方面，这几种理解框架“重叠”在一起，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叠意味着多个传统、多个理解框架的重叠，这种重叠又伴随着价值观的冲突，这使我们感到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前述种种框架似乎有所失效，如今一系列全新的术语所暗示的正是这种失效，而新的理解框架似乎远未成形。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文学知识分子独自面对的形势和独有的困境与问题。我所说的文学知识分子也只是大致的划分，文学知识分子在人文知识分子这一大的范围内。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通常会说专家、学者、作家、诗人等。这几年“专家”成了一个很尴尬的身份，在网络视频和日常生活里，“专家”是被嘲讽最多的身份之一。这未必公平，确实有很多专家在各个专门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对许多事物的认识和判断，专家们也需要一个探索和认识的过程。现在公众对一些专家的不满，与这些专家背弃了专业精神有关。我听过一些专家关于国际政治关系、公共卫生问题的谈话，和许多人一样匪夷所思。我不清楚许多专家的那些令人质疑的见解是基于什么立场和专业背景产生的。我们可以做出简单粗糙的判断是，那些发表匪夷所思所谓见解的专家，显然缺少基本的人文素养。这些专家分布在不同的学科专业，而通病是人文素养的缺失，于是各种非专业的因素都可以干扰甚至凌驾于专业之上。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学者有强烈的专业主义精神，这是令人钦佩的。但他们很少对思想文化问题和其他公共领域的问题发表意见，这也是我们谈论知识分子通常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迄今不能完全回答“钱学森之问”，原因错综复杂。考察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少数而是多数专业人士缺少“通识”，也就是缺少对世界、历史、社会和人的基本认识和思考方法，现在不断强调的大学通识教育其实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这里需要提及的一个现象是，这些年被国际学术刊物撤稿的学者越来越多，学术伦理问题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人文素养问题。
人文知识分子似乎越来越陷入狭隘意义的学科专业之中，只关注学科内部问题，并在学术经济的循环中迷失，在重大的公共性问题上越来越缺席或失语，这种状况也导致人文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知识分子越来越失去公共性的身份，也越来越没有能力回应世界和现实的剧变。一方面，是专业精神的背弃和人文素养的缺乏，另一方面则是学科壁垒、学术经济的泥沼，这使得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上述时代和思想困境时，显得更为无力、浅薄或失语……当年金岳霖先生在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说，希望人文知识分子能够像苏格拉底那样，把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情怀和专业融合在一起。我以为各个专业内的知识分子，都应当追求这样的融合。这当然不是追求学科之间的机械拼贴，而是要达到一种有机的状态。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另外两个概念也随之出现，这就是“工业党”和“情怀党”。我对“工业党”没有研究，将“技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来推动社会发展，并视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但单一的技术发展造就什么样的社会也正是今天很多人，不只是“情怀党”忧虑的问题。关于知识分子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中外学界有很多探讨。技术的发展在改变世界，改变生活，改变思想和思维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或许要把人与技术的关系纳入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克隆、基因编辑、AI，这些年来不断挑战我们的认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意识到了技术对人类发展带来的危机，而很多人文学者也高度关注技术与人文的关系。近年来关于Chat GPT的讨论，文学知识分子尤为活跃，这当中虽有对个人创造性的写作会不会被AI替代的焦虑，但我也把它理解为人文知识分子对人文价值和人文学科的拓展性研究。工业党和推崇技术变革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知识分子在内，对生产力与技术变革的过度乐观主义和过度悲观主义同时呈现在今天的思想和文化讨论之中。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提供了他们把握中国改革和世界剧变的一条捷径，一个简明的理解框架。这是今天知识分子回应中国和世界剧变的一种努力。的确，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解释性是明显的，经济发展的急剧波动所带来的影响、技术的日新月异所导致的剧变，都凸显了其有效性。然而，这两种理解框架往往既遗忘了嵌入政治价值，也没有顾及人文价值或更广义的文化价值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使得我们理解现实与世界的方式变得冰冷乃至残酷，这本身无疑是时代危机的表征之一，也某种程度加重了这种时代危机，让我们感到更加不安、无力和飘忽。我谈论的重点不是知识分子与技术、人文与技术关系等宏大问题，只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网络技术的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因为网络技术的发达而滋生了网络文学，就像当年媒体的发达而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一样。差不多十年前，我参加一个网络文学的会议，一位与会者告诉我：你们大学老师研究的纯文学已经是旧文学，而我们的网络文学才是新文学。我当时没有和这位辩论，因为很多像我这样曾经研究“旧文学”的同行已经去研究他说的“新文学”了。但我告诉他，不以旧定义新，也不以新定义旧，这是基本的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纯文学对应的是通俗文学，有不少学者试图消解两者之间的分野，整合成大文学史，但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是，关于新文学的论述已经形成了一种逻辑的、历史的框架，若是整合，贯穿其中的逻辑、历史线索是什么。当分层的文学域被整合时，我们的学术思想是断裂的，统一论述的基础阙如。相对主义的语境之下，我们事实上的权宜之计只能是“纯文学的归文学研究”，“通俗文学的归文化研究”。准此逻辑，我们将如何统合莎士比亚和J.K.罗琳、鲁迅和张恨水。
在这个问题未解时，网络技术不仅以网络文学改变着文学秩序，更普遍的现象是，从微博到微信再到短视频，文化和文学的场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写作内容和传播方式、评价体系等，一个新的文学生产方式似乎正在形成。我并不认为技术和人文是对立的，技术必定会带来文学和人文的新形态，但这一过程应当是价值理性平衡工具理性的过程。短视频的流行让我们至少要反思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叙事的长度与篇幅，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便偏执地认为只有能写长篇的作家才是好作家，即便这部长篇水平十分低劣；与之相应，批评亦如此，非得“长篇宏论”方能成一大家，一个视频几十秒几分钟内展现出的叙事技艺与其叙事效果给予这一“常识”当头一棒；第二个问题是，碎片化的信息传播与接收能否帮助我们获得更好的心智生活，或者换一种说法，短视频能否替代文学在公共空间行使话语权。15s或许会让我们知道得更多，可是接连划过的一个又一个15s只会让我们在虚假的狂欢中感知得很少。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曾有相似之处。1929年8月本雅明在《文学世界》发表了《对话恩斯特·舍恩》。舍恩乃作曲家，为法兰克福西南德意志广播电台的艺术总监，本雅明和舍恩两人探讨了广播和电视的教育性-政治性可能。自从1923年德国引进无线电以来，新的大众媒介的政治化只能通过迎合受众对“娱乐”的渴求来实现，尽管这种节目编排方式并不排除各种不同种类的艺术活动。基于此次对谈，本雅明动笔开始书写另一篇未写成的文章，在给舍恩的信中他提到一些自己想要讨论的点，比如广播的琐碎化，比如工会主义对广播的垄断，比如广播和新闻界的关系腐化。——碎片化、娱乐化和资本化，这正是今天的文学与思想文化生产方式的主要危机之一。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处于复杂的历史想象和文化现实之中。我们不是先知先觉者，我们追寻崇高、理想、洞见等，也不必为自己的卑微和浅见甚至盲视而羞愧，在历史上留下印痕的总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分母。我们不必用崇高、理想和洞见等装饰自己，以掩盖卑微和浅见或盲视。但历史经验和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实践表明，文学知识分子通常处于时代潮头。这也是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寄望于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间，各种思想、文化和文学遗产此起彼伏，文化现实也风起云涌。这一百年的中国文学，本身也是一部“少年中国”的“成长小说”。我们置身其中，不断接受，不断参与，也不断被塑造，然后再塑造别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阵痛以各种方式在文学中“呐喊”和“彷徨”，天空有“风筝”，地上有“野草”，奔突的“地火”在地下运行或浮出地表。“五四”退潮后，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彷徨过。彷徨中的疼痛也是一种深刻，我们于是读到了鲁迅先生的《彷徨》。这仍然是我们今天应当珍惜的思想文化资源。“五四”以来，文学知识分子对时代、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敏感，使得他们往往站在时代潮头率先感知浪潮的奔涌，那些呐喊、彷徨、分歧、矛盾，无论是家国剧变还是个体浮沉……总是最先以文学的形式获得表达和呈现。“五四”以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文学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关系显得更为直接，更为感性，因而也更为敏锐；即使这种直接、感性和敏锐无法生成出一种理性的总体性认识，但理解中国与世界的框架正是在文学知识分子所填整过的地基上生成的，甚至是沿着文学知识分子所有意无意指向的路径推进的。这是文学知识分子的力量，他们以他们的无力、痛苦、分歧和矛盾为剧变中的中国和世界赋予最初的形式、标识和路标。然而今天，文学知识分子是否同样具备这样的敏感，是否同样具备与时代的直接关系，这已经构成了一个需要回答的疑难。我并不否认无论在长时段还是在短时段，文学无疑充满了分歧和矛盾，在具体的创作上也有不同的路向，如果这些分歧与矛盾是来自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的表达是真实的而不是伪装的，那么各种分歧、矛盾的碰撞终将产生出思想和文学的果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写作起于困惑，没有完全清醒意识下的写作，或者说一个作家批评家不可能在什么都想明白之后写作。写作者从落笔开始就带着困惑，他试图通过写作去解决他的困惑，但他最终都可能是在困惑中完成他的写作。因而，一部称为作品的文本，总比写作者意识到的要丰富和复杂得多，甚至在某些方面充满矛盾。但一个写作者应当有基本的价值判断和审美选择。我们的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个方面。缺少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其中最大的问题。这是看世界、社会和人性的支点，也是文本最深层的结构。基本的价值判断和世界观，构成了文学知识分子理解中国和世界的新剧变的前提。“五四”一代作家，正是在基本的价值判断、世界观遭受根本上的挑战，他们才显得如此敏感，他们才不得不同时在反思自己、反思中国与反思他人、反思世界的往复过程之中定位和重视那些呐喊与彷徨、矛盾与分歧，并将此当作生成新的价值判断、世界观和新的审美选择的中介。然而，在今天，相当一部分文学知识分子基本的价值判断和世界观却是模糊的，或者是封闭的，他们难以反思性地澄清自身的基本价值判断和世界观与现实、时代的复杂关系，从而重塑或澄清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就无法准确和清晰地赋予这种关系中的诸多紧张、分歧和矛盾以恰当的美学形式。当然，文学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部分原因如前所述，是当代文化和思想的碎片化、娱乐化和资本化的生产方式所导致，也是今天太多的理解框架的重叠、冲突和失效所导致的，因此，它并不是文学知识分子的独有问题，在那些社科知识分子和理工知识分子身上，不也是同样如此吗?或许可以这样说，文学知识分子敏感性的下降，以及背后的基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模糊或封闭，本身讽刺性地构成了时代危机的最直接的表现，或者说，最敏感的表现；换言之，文学知识分子的失敏，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模糊或封闭，在时代症候的意义上，仍然是反向地更突出、更直接地暴露在时代前沿的。
毫无疑问，从“新时期”开始的文学取得了重要成绩，今天仍然经得起讨论的作家作品，都显示了他们独到的理解、呈现以及体现在语言、人物、形式的结构能力。我们都是现实主义的“孩子”，但又以各种方式“背叛”他的“父亲”。一些“背叛”成就了文学，一些“背叛”毁灭了文学。背叛意味着我们仅能以消极的姿态去冲破原本结实华美的建筑，在“假想敌”消失之后，我们又一次回到了始源性的空茫。文学知识分子现在面临双重的困境，真实的现实是什么，真实的内心是什么。如前所述，读懂中国和读懂世界都非易事，我要说的是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在背离自己的内心世界，浅薄、市侩和机会主义等特征暴露无遗。为获奖而写作，只是其中一种现象。如果言与心分裂，沉默是好的选择。即便能够直面现实，思想认识也需要完成审美化的过程才能成为文学作品。当各种故事纷呈时，个人、思想、文化却从故事中消失，文学性的深刻危机出现了，越来越多文学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在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后，我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近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在“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指引下走向了更广阔的道路，中间也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向。但在这一过程中作家“主体性”的建构仍然是一个问题，无论是思想、人格还是审美等。我读丁帆教授谈论文学“当代性”的文章，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理论和方法，呼唤批判哲学的文学批评与阐释，也许是拯救‘我们的时代’文学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建构具有全新意义的‘当代性’的前提。”
从思想到文学，再从文学到思想，这是一个审美化的过程，所谓“文学性”危机就存在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复杂的现象，一些作家有故事，但没有思想；一些作家有思想，但没有故事。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我想援引一下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论现代小说》的部分观点。当我在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这些说法时，我其实也陷入一种困境之中，即我们缺少批评理论。我遇到的这种困境似乎是普遍的，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是何等的重要。弗吉尼亚·伍尔夫将作家分为“物质主义者”和“精神主义者”。她以威尔斯为例，“说他之所以被称为物质主义者，是因为他太喜欢把他的故事编写得扎实紧凑”。（[英]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通读者》，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4页）对“精神主义者”的乔伊斯，伍尔夫这样论述道：“他不惜任何代价来揭示内心火焰的光芒，那种内心的火焰所传递的信息在头脑中一闪而过，为了把它记载保存下来，乔伊斯先生鼓足勇气，把似乎外来的偶然因素统统扬弃，不论它是可能性、连贯性，还是诸如此类的路标，许多世代以来，当读者需要想象他摸不到、看不见的东西时，这种路标就成了支撑其想象力的支柱。”（第50页）她举了乔伊斯描写公墓的场面来说明“内心火焰”的重要：“例如，在公墓中的那个场面，它那辉煌的光彩，它那粗俗的气氛，它的不连贯性，它像电光一般突然闪现出来的重大意义，它毫无疑问确实接近于内心活动的本质。”（第50意义，它毫无疑问确实接近于内心活动的本质。”（第50页）我觉得“内心活动的本质”在此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顺着伍尔夫的话说，小说除了故事之外，还要揭示内心火焰的光芒（或接近内心活动的本质），这是精神主义者和物质主义者的主要区别。当然，对于一个杰出的作家来说，我们也很难用物质主义者或精神主义者来简单定义。但在讲述故事时，作家“内心火焰的光芒”是字里行间的灵魂。不仅小说是这样，散文也如此，而诗歌则应该呈现一位诗人“内心活动”的本质。伍尔夫撰写此文时，《尤利西斯》在杂志上连载，尚未完成，她据这些已经发表的“片段”又认为“作者的思想相对而言比较贫乏”。（第51页）我们不妨说，故事对小说如此重要，但它同时需要作者的内心火焰和文本内外的丰富思想。文学为什么与我们心目中所想象的东西越来越不相称，写作者思想生活的贫乏是重要原因之一。她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小说如此批评道：“为了证明作品故事情节确实逼真所花的大量劳动，不仅是浪费了精力，而且是把精力用错了地方，以至于遮蔽了思想的光芒。作者似乎不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而是在某种奴役的、强大而专横的暴君的强制之下，给我们提供情节，提供喜剧、悲剧、爱情和乐趣，并且用一种可能性的气氛给所有这一切抹上香油，使它如此无懈可击。如果他笔下的人物都活了过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穿着打扮直到每一粒纽扣，都符合当时流行的款式。”（第46—47页）译者对“暴君”加了这样的注释：指传统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她因此提醒大家：“真正恰当的小说题材，和习惯赋予我们的那种信念，是有所不同的。”（第48页）
回到当下创作，读者对文学的失望，其实是对文学所呈现的生活、世界和心灵的质疑和不满。就像鲁迅提示的那样，精神隐秘的火焰只能自深渊生起，视野的窒碍，对物质毫无抵触的屈服，过于盲动执拗的自我英雄主义都将扼死真火，更遑论世界历史的格局将我们先在地就置于无明之地。在这样的状况之中，文学知识分子如何可能在自身的局限中突围?他们能够突破知识生产和文学圈子的壁垒，重新确定自己看待历史和时代、中国和世界的支点吗?他们能够在新的文学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吗?他们能够重新获得“五四”文学知识分子的那种敏感性，并将这种敏感性转化为“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的先声吗?现实的剧变是如此触目惊心，世界历史的格局是如此天翻地覆，文学知识分子能否果敢地跃入其中，如“五四”文学知识分子一样，继续将那些呐喊与彷徨、分歧与矛盾，再次转化为寻找新方向的路标，能否果敢地暴露自身的渺小、茫然和游移不定并赋予它鲜明的美学形式，或许成了文学知识分子生死攸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