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风雨五十年
有这么一位文艺评论家，差不多和新时期文学大潮同步。
有这么一位文化守夜人，差不多见证了五十年来所有的文化拐点。
五十年了，他在上海，一直身处上海文化评论的前沿。
我们通常用“绕不过去”来形容一个人的重要，那么，他就是毛时安了。
今年是他的文艺评论生涯五十年。
1
始终在场
1973年5月，上海一位名叫毛时安的25岁青工为当时的《美术资料》杂志的创刊号写了一篇美术评论《众志成城 战无不胜》，轰动了他周围的世界。
他没意识到，这是他五十年红红火火艺评生涯的开笔之作。
他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文化高度匮乏、发表文章难如登天的年代，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方夜谭。”
这样的说法之“夸张”，现在人会觉得荒诞到离谱，但事实上，当时要说“见报”，其稀罕程度一如AI当下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机器人保姆为你包揽了所有家务。
须知彼时上海只有两张报纸：《解放日报》与《文汇报》。《新民晚报》离1982年复刊之日尚远，而《劳动报》也要迟至1979年复刊，当时还是内刊。
基层挣扎的工人写手，能写出印成铅字的东西即被“封神”。
笔者与那时代勉强沾点边，知道当时上海的工人写作精英不是集中在“沪东工人文化宫”就是“沪西工人文化宫”，亦即“东宫”和“西宫”。毛时安那时在“东宫”任“讲革命故事组”组长，借此一战出名而从此跻身文艺评论行列，五十年来见证了上海文化一路走来的艰辛和努力，看着它结出“满树繁花，累累硕果”。也看着艺术家把时代和人们的喜怒哀乐写入作品，对这座伟大城市的精神和力量，“生气灌注”。
他始终在场。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是当年蜚声全国的“上海青年评论家群体”的标志性成员，与许子东、吴亮、程德培、蔡翔等同为《上海文学》的骨干作者。从1989年开始，他又担任《上海文论》副主编和上海市作协副秘书长的职务。
他始终在场。
供职《上海文论》时，他邀请学者陈思和、王晓明主持《重写文学史》栏目。业界评论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对文学史已有定评的名著提出新的解读，推动了当时文学史、现代史、哲学史、音乐史、美术史、乃至党史的深入思考和书写。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波动到海外的学界”。
在上海市作协的工作中，他参与为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巴金、柯灵、胡风、夏衍、陈伯吹、王辛笛等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为中青年作家组织研讨会，组织编辑“大上海小说”丛书。
他始终在场。
上世纪90年代初，《文学报》组织过一系列热点话题讨论。回忆往事，毛时安历历在目：“那时，文学开始向文化转向，但尚不明朗，我在时任《文学报》总编辑郦国义的支持下，大胆主持热门话题的讨论，广涉影视、建筑、艺术等等，各种热点的大文化话题，整整持续了两年左右。其时，全国各地有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热烈讨论，包括钱谷融先生、贾植芳先生都参与其中，可谓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他始终在场。
1997年，毛时安进入上海市文化局从事创作和管理工作，参与了上海许多重要剧目的创作。他海量观看了两千多场演出，常常一天内，早、中、晚连轴地看，为后来的戏剧评论夯实了基础。他还主持推进了“海上风艺术文丛”，给那个时代的创作群体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群体肖像。
超丰富的人脉与经历，使他熟悉文艺界的各行各业，精准到个人个案。
宏观的文化管理视野和专业的眼光，也让他的评论时常独具风格和深度。直到现在，年过七旬的他还一直奔波忙碌，密切关注着各地重大文艺项目的创作、研讨和评论现状。
五十年的艺评风云。回眸间，他无限感慨：“可以这么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场。在文学活动风云翻卷的时候，在戏剧大浪淘沙的历史转折节点上，我都站在潮头，某种意义上，我参与了一座城市和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尽了个人所能及的推进的力量。我是问心无愧的。”
2
思想至上
他为人谦和随意。大家叫他“大毛”。朋友们说他最大的优点是“不装”。
他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但他并不“装”，待人接物反倒带着一份和这些头衔不太相应的热情和率真，常自谦“没有文化”，但他那60岁时出版的《毛时安四卷文集》中，却时时溢漫着他的学识和思想。
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艺评定位为“为生民立命”。步入文艺评论界后，他不断强调自己的文化立场几乎“四十年始终不变”，那就是警惕文化评论的过度现代化和过度市场化。故而，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看来，毛时安的文艺评论除了鲜明的辨识度和个人风格，还极具平民意识，更令人敬服的是，其所有评论的素材和思考都来自文学和文艺的现场，是“几十年跑出来的”，而迥非书斋踱步，面壁勾勒的结果。
因此，他“总有思想”。担任“文化官员”的五年中，他时常深入创作第一线，和编剧、导演、主创一起讨论剧目，浸润其中，采风其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后的著述，既有细腻的微观剖析，又有铿锵的宏观穿透。比如2005年荣登“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榜首的那篇《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对文艺创作“缺血缺钙缺想象”弊端的犀利批评，甫一见报就在全国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同时发表。文创“缺血缺钙缺想象”的“三缺”一时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时任文化部长的孙家正看到后，评价他“对戏剧现状的评论，甚为中肯”。据了解，毛时安发表的许多评论，文化部和中国文联的领导都相当关注。
他在《文汇报》上提出的“文化包工头”现象同样引起中宣部领导的高度重视。
所谓“文化包工头”现象，指的是国内文艺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病态现象，盖因人才的匮乏和盲目冲奖等原因造成，它存在已久，人们视而不见，是毛时安独具慧眼的揭橥，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整治。
此后，他又发表了《关于文化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四个问题及其思考》，其中提出的文艺“四浮”，对文艺与金钱、政府文艺管理的缺陷，提出自己的看法，再次引起文艺界的关注。
他“总有思想”的评论又总是来自现场，非常接地气。他深知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来之多么不易，故而不遗余力，为优秀的舞台作品撰写大块文章，给予热情的肯定。作为评论家，他不是一般的冷眼旁观的在场，他有自己坚定不移的文化立场。
推而论之，我们的文化艺术缺少什么？缺时代性，缺少百姓的呼吁与呐喊，缺少“为生民立命”！缺血缺钙缺想象。
毛时安，一个工人的儿子，年近八旬，总还在想着，想着……
3
性情中人
本质上他常常更像个孩子，顽童的那一种，说起旧时游戏，他会眉飞色舞，恨不得再次下场。说起早年的苦难，他会喉中作梗，眼眶湿润。
工人家庭出身。从小三兄弟打地铺过夜，薄被之外，北风呼啸；经济拮据，每个学期开始，父母总为学费的支付而龃龉不休；至暗时刻，曾两次高考，两次携高分被拒，历尽坎坷才跌跌冲冲地进入华师大中文系。
大概是“苦孩子”出身的原因，生活中的毛时安特别“多情”。
某次笔者偶然跟他说起他在上海杨浦高级中学的演讲，他居然分贝陡涨地发问：“你，也曾是‘杨高’毕业的？于漪也是我的恩师啊！‘杨高’对我的哺育之恩太大了！”他激动地嘟哝着：“没有它的优质教学，我不可能两次高考都轻松地以高分入围。”
说起大学岁月，他总是“恩师”徐中玉不离口。“毕业三十多年，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我年年上门拜年，再大的风雨也没拉下一次！”他说：“每每老师病危，我就破防”，说着出示一段日记——“今去探望105岁高龄的导师徐中玉教授。先生这几天有两分低热。此时正在输营养液。我在先生耳边报了名字后说，先生，几天没来看你了，医生说你挺好的，你安心休息哦。先生睁眼看看我，微微动了动嘴唇……”
2019年6月25日凌晨，徐中玉先生离世。毛时安从千里之外赶回送老师最后一程。
挚友赵长天去世，他几乎崩溃。在《好人的心跳》一文写道：“长天已经去世很长一段日子了，我一直精神恍惚迷离。每天晚上坐在餐桌边上望着天花板上明晃晃的电灯发呆。要做的事情很多。书在手里却一个字都读不进去，白纸摊在手边也是一个字写不下去……太太看见我每天一副颓唐的样子，说，赵长天的死，对你打击真的老大。老实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恍惚过……”
还有一次赶着去“龙华”参加沈善增大殓，他一路难受，想现场说几句而打着腹稿，一不留神居然南辕北辙地乘到“西宝兴路”去了，再赶回，“市面”都散了，他竟然伤感地大掉眼泪，说是天意。
有这么一位文艺评论家，差不多和新时期文学大潮同步。
有这么一位文化守夜人，差不多见证了所有的文化拐点。
五十年了，他说：“年轻时，心很大，总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后来才知道，心其实不比拳头大多少！一生做过不少工作，研讨也罢，参议也罢，惟写作才真正伴我一生，为文化守夜，是我的宿命”！
风雨兼程毛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