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场”的拆除与重建——从素人写作到新大众文艺
编者按
文学新批评”今日推出汪静波的《文学“场”的拆除与重建——从素人写作到新大众文艺》。文章认为，今日“新大众文艺”与此前“先锋”“通俗”“网络”等各色新兴文学现象最为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尚不具备与此前文学“场”相匹配的一整套文学理念、文学建制、筛选依据与所谓“榜样”。旧有的不同场域的“文学标准”在今日均已无法适用于“新大众文艺”的评定，“新大众文艺”没有标准，甚至难言其“标准”尚处建立的过程之中。本文系“文学新批评”平台首发，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如从“普通人”、“平民书写”等创作主体身份指认的宽泛意义上来理解“素人写作”，这一传统在现当代中国可谓其来有自，在“普罗文学”、“工农兵文学”以外，即便被目为所谓“纯文学”黄金时代的1980年代，同样处处回荡着广大素人间“文学热潮”的执拗低音。以诗歌为例，1983年在屈原故里三闾公社就有农民诗社“骚坛诗社”，作为农民诗人的社长谭光沛在劳动之余写下了几百首诗作；而在广东怀集县桥头区、河北省泊头市文庙公社尹圈大队、浙江嘉兴市嘉善县电声厂等地，则纷纷建立起燕岩诗社、朝花诗社、野蔷薇女子文学社等并组织文学活动（见于1983年《文汇报》、1984年《文学报》报道）。这些1980年代的农民、工人们，在史有所载的“朦胧诗”、“现代派”之外，同样以其自发热情创作出大量直抒胸臆而一览无余的诗歌，譬如云南晓雪写于1983年的《秭归颂》，便颇类于今日沂蒙二姐与李小丹体验官在微信视频号上合作发布的《齐鲁新农人》——40年前，云南农民诗人晓雪为湖南的农民诗社“千里迢迢写来新作”：“这里出最美的美人，/这里出最好的诗人。/是因为这里山青水秀，/是因为这里人杰地灵。/对祖国，美人象诗人一样忠诚，/对人民，诗人象美人一样多情；/为什么诗好人美，千古传颂？/因为都有一颗最纯朴美好的心”；而沂蒙二姐则在2025年吟诵道：“我想提笔写下诗句千行/写我来到了山东菏泽/小丹的家乡……写菏泽牡丹国色天香/写花中之王朵大美丽/象征着富贵与吉祥……写东南西南是一家”，今日沂蒙二姐的诗以四字词语的大量运用与通篇诵读的合辙押韵，作为民众慨叹其“文采斐然”的表征，但此种“文采斐然”似仍限于中学语文教育意义上的“好词好句熟练运用”与“古典意象出口成章”，从新鲜诗艺与美学供给的角度而言，似难言其较诸1980年代的“晓雪”有何更为高明之处。然而，沂蒙二姐在新时代已成“新大众文艺”的标杆性人物，1980年代不计其数的“晓雪”们却藉藉无名，若究其根底，或在于二者背后一整套时代对于“文学人士”的筛选机制迥异。
1980年代后期，文学的分区与筛选标准已显得较为明确，当时大致形成了“实验性文学、艺术性文学、雅俗共赏性文学、通俗文学、纯消遣性文学”的五分式格局，有志于文学创作的无数素人，可各依个人天分与资源、人脉等外在条件，自发选择所欲跻身的文学场域，通过主动投稿、被动引荐、青创会等多元方式，获取对应“准入资格”的认可并逐步攀升至对应的“金字塔尖”。如偏重严肃文学一脉的人性拷问与形式探索，则以张炜（原为工人）、孙甘露（原为邮差）等被作协吸纳的作家为“新人”标杆，以《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为圣地，追求的是编辑与批评家等共同形成的“文坛”认同；如偏重“故事”层面的引人入胜与雅俗共赏，则以夏友梅（原为农民）、黄宣林（原为银行职工）等故事大王为“新人”标杆，以《故事会》、故事会串竞赛等为圣地，追求的是何承伟等“故事家”与故事员们反馈的认同。即便到了网络文学风靡全国的时代，以营造爽感、快感与瑰丽之梦为郜的，“大神”、“太太”们如萧鼎、顾漫等，同样依据一套新的筛选标准“浮出历史地表”，在起点、晋江等网络平台上得获无数鲜花、打赏的认可，在“排行榜”上居高不下并成为标杆性的人物。
今日“新大众文艺”与此前“先锋”“通俗”“网络”等各色新兴文学现象最为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尚不具备与“严肃”“通俗”“网文”等文学“场”相匹配的一整套文学理念、文学建制、筛选依据与所谓“榜样”。无论是孙甘露、金庸还是萧鼎等“网络大神”，他们都是在某个将之推举而出的特定文学“场域”之中，将属于那个“圈层”的筛选标准发挥到极致的产物——孙甘露写出了最为精粹的书面语，金庸写出了最为荡气回肠的武侠故事，萧鼎的“仙侠升级流”最为扣人心弦。然而“新大众文艺”除主体身份的界定之外，似尚不具备文学意义上的价值标准，一方面“无标准”使相关作品优劣难判，另一方面所谓“作者”亦已决不仅以语言所营构的文字成品来获取认同。
以沂蒙二姐为例，虽有大量四字成语的涂饰，似仍难掩其所“创”诗句篇章在诗学营养层面略显干瘪皱缩。但在短视频中，二姐的吟诵配以本人沟壑遍布的黝黑脸庞、亲切而富有感染力的笑容与山间田埂的茫茫苍绿，却使其诗瞬间被激活而显得汁液饱满。此类“新大众文艺”的观者所“阅读”到的，已不仅是二姐所创作的文字之“诗”，而是由“诗句—诗人—环境”配套而成的整个统贯性的“大诗”，是五十余岁的农妇在田间劳作之余，出于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数十年不曾休歇地进行发抒情志的诗歌创作，这一劳作的生命与文学不屈不挠地发生持续性链接具备巨大的精神能量，而其透过“短视频”这一新兴媒介，终于有机会令整个生命故事得到原汁原味的传达，并精准地击中观者们的心田。1980年代的“晓雪”们对诗的热爱以及创作方式也许与今日的沂蒙二姐如出一辙，但因缺乏新兴媒介载体的加持，其“文字之诗”在当时绝无可能以短视频中“大诗”的方式映入读者眼帘，也就无从取得与之相类的轰动社会效果。由此来看，“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命题在新时代已颇古怪地更形生效，沂蒙二姐的诗作等“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在观者接受之时与创作主体形成了无从拆分的深度捆绑，且作为复合性整体在投放后（或许加上平台的助推）完成了“感人至深”、“迅即走红”的社会效果。
旧有的“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不同场域的“文学标准”，在今日均已无法适用于“新大众文艺”的评定，“新大众文艺”没有标准，甚至难言其“标准”尚处建立的过程之中。谁也不知二姐等民众创作“感人”与“走红”的流量密码究竟为何，如果说严肃文学等“文坛”为素人之加入（即既定系统吸纳一个个新鲜元素）设定的是由语言架构虚拟精神世界的通关密码（如人性开掘之深等），那么今日“新大众文艺”所设定的完全是一个文影音交融的面向广阔世界的黑箱密码，其“成功”之可能完全抛掷给现实历史风潮的随机性，今日沂蒙二姐以“山间农妇+辛勤劳作+坚持不懈+文思泉涌”的数个要素拼合，完成了“新大众文艺”的一次成功实践，但这一“成功”决无复制可能，下一次的成功只能交付给另个点燃群众性潜藏情绪的历史风口，也许是“励志神童+身残志坚+以足代手+数十万字”，也许是别的什么。在沂蒙二姐等少数人的“走红”之外，当下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上存在海量的“新大众文艺”，如小红书上有大量博主PO出自己创作的稚嫩作品，在发布时表示“求锐评”、“求同好”，希求讨论所写作品的优劣短长，对每个留言者均认真回复并彼此尊称为“老师”，他们寻求的是无垠虚拟空间中的匿名“知音”，早已不再谋求传统刊物等“文坛”认可。借助自媒体的力量，广大民众的文艺创作由“不可见”而转为“可见”，在一方面已然轻而易举地成为真实（无须受制于纸媒的有限承载量后，理论上所有人的作品都已能被“读到”），另一方面或许仍为过分乐观的幻觉（“走红”的毕竟只是极少数，受平台推送的信息茧房所困，无数点击量寥寥的作品，难言其扩散程度便能高于数十年前手抄本在亲友间的流传）。原先以纸质刊物为代表的文学营垒，已不再对广大民众具有如1980年代般希图“跻身其中”的强大吸引力，今日的民众在lofter、微博、微信、小红书等线上“广袤领土”中自得其乐，旧有的文学场在其意识层面几乎已被拆除，Deepseek
横空出世之后人机协同的“创作”亦变得轻而易举，文学对民众而言已货真价实地成为了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并泛化于乙女游戏、剧本杀等形态之中。
由此来看，如果说1980年代的“保卫先锋”所护卫的是新潮文学生长的无限可能，那在今日“新大众文艺”的热潮之下，或许“保卫旧日营垒”却已显得颇为必要。如孙甘露早年《访问梦境》般的语言实验与形式探索，作为某类文学“种子”之萌芽实则颇为娇贵，其作在面对诸多非议之时，有如温室中的花朵一般，需要编辑、评论家们奉出大量批评与配套机制来进行护卫，方能令其始终“在场”而潜能无限增长。种类各异的文学场域与配套建制均会以其层层“运作”，随时间推移而奉出符合其筛选标准的产物，有时特定机制会扼杀不符其“标准”的产物，有时则反令某种“娇花”得以保全而不致被湮没。在今日文学场域已不断泛化的状态之下，保卫尽可能多元的旧日机制之“运作”而不令其瞬即成为“遗产”，使广袤的文学场域拥有更为丰富的、由“人”所搭建的各色异质性空间，或许能为直面人工智能挑战的“文学”，存留更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