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的联合国岁月
1950年代的杨联陞
“梦幻沧桑不计年，相闻且喜共华巅。居夷克己何嫌陋，侍疾劳伊肯受怜。旧业关心康济录，新知醒目管锥编。来书笔健尤如昔，法帖应因怀妹传。”《和彦威兄》，1980年7月11日。（缪钺，字彦威，历史学家、中国古典文学家，四川大学教授，也是杨联陞妻缪鉁之兄。）
在很多人印象中，成立于八十年前的联合国是镁光灯下各国政要和外交官折冲樽俎的舞台，与一直以来都很小众的“汉学”没有多少牵扯。然而联合国创立初期，在一连串机缘巧合的促动下，有几位被学术史归为汉学家的学者进入秘书处工作。其中，就包括后来有“汉学第一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之称的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杨联陞（1914—1990）。杨联陞1946年8月至次年9月间的日记，不仅保留了大量与联合国结缘的曲折过程、工作体验的信息，也透露出这位学者在乱世之中的迷茫和无奈。
一
杨联陞的专业所长是中国古代史，更确切地说，是两汉至隋唐间的经济和制度，与外交事务没有丝毫关系。进入联合国工作，不仅完全不在其人生规划之中，而且整个过程也相当跌宕曲折。
1946年春，杨联陞在哈佛博士毕业之际，先后收到浙大、北大、史语所伸来的橄榄枝。一番权衡后，他决定先在哈佛教授中文半年，然后回北大历史系执教。这一年6月初，应邓嗣禹之邀，杨联陞前往奥克兰密尔斯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史”暑期课程。8月初，他收到张隆延发来的航空快信，说联合国秘书处有意聘请其担任研究工作，待遇相当优厚。较之哈佛半年1500美元的薪水，联合国5900美元的年薪高出一倍左右，对于当时家庭负担较重的杨联陞而言，如果在此处工作一年再回国，结余的工资无疑会极大缓解肩上的经济负担。
8月17日，在张隆延催促下，杨联陞前往纽约接洽联合国工作，对方“谈译事部内情及应付之困难”。之后多日没有眉目。至9月30日，杨联陞方前往语文处，接受马古烈（Georges Margouliès）、鲍思齐（Le Bosquet）面试，并顺利通过，后者当面向杨联陞表示，“即将聘请书送上峰批准，大约须候数日”。至此，杨联陞认为入职已无阻碍，只待走程序而已。然而，两天后他被告知之前的面试无效，仍需通过考试才能入职。这令杨联陞气愤不已，当即向鲍思齐抗议。
或许是没找到更加合适的人选，也或许是将要召开的第一届联大第二次会议需要更多专业人员协助，不久后，联合国主管官员不再要求杨联陞参加考试，直接入职。
二
据1946年《联合国组织工作秘书长报告书》，杨联陞供职的语文处研究组，“其职务在协助翻译组及整个秘书处与语文学研究有关之各部门，并从事于标准化联合国所用之术语。……该组应编印五种正式语文之技术词汇，并开始五种语文之训练班”。从日记来看，杨联陞在研究组的工作，主要是统一文件词汇，训练中文翻译，提供语文支援。
杨联陞上班首日，马古烈交代说，统一五种官方语言《联合国宪章》名词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并令其负责统一英、法、中三种语言部分。10月18日，工作正式启动。仅仅五天后，语文处就下令研究组需于九天内完成《宪章字汇》初稿。杨联陞的中文和英文水平自然不是问题，对于法文也称得上精通，但这份工作仍然让他忙碌不已。
在23日、2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看《宪章》，取英、法两文本”“看已作成之五文《字汇》一遍，抄出处，补汉字，工作甚紧张”。他紧赶慢赶，终于在正式开会前一天完成其负责的部分。较之杨联陞的认真对待，其他参与此事的人员不仅工作拖沓，而且意见彼此抵牾，工作效率很低。对此，他在12月9日的日记中抱怨道：“午后开会商讨五文《字汇》，诸专家皆饭桶，毫无结果。因俄文组全未工作，乃请三组各将卡片移交。不知小子何日能完也！”《联合国宪章》字数不多，但很可能由于各组进度不一，工作进展较为缓慢。在1947年1月27日的日记中，仍能看到他还在推敲《宪章字汇》名词用法，“比较《宪章》译文，整理以前所作与此相关之笔记，可改动者约二三十处”。
联合国成立伊始，中文即被确定为五种官方语文之一，理论上，重要的联合国文件均需提供中文译本。为应对联合国工作中日益增加的中文翻译的需求，语文处令杨联陞主持中文训练班，培训中文翻译。据《杨联陞日记》，1946年12月18日召开语文训练会议，决议各语言设立初级班、高级班两类，初级班分社会、语言两班，杨联陞主持中文班，共有学员18名。次年1月底，语文处为节省经费，决定中文初级班、高级班每次各上一小时后，合班半小时，每周二、四上课。但2月初中文班开课后，杨联陞发现，不仅学员不按时出席，对上课方式提出异议，且中文水平参差不齐。据《杨联陞日记》，每次来上中文课的人数，多不过五六人，少时只有一两人。这样一种局面，不能不使他意兴阑珊。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杨联陞在语文处的职衔是语文研究专员，但从其日记来看，他除了统一《联合国宪章》名词和主持中文培训班，其余大部分精力耗在协助其他部门之上。这些工作事项非常之杂，诸如为中文翻译组修改稿件，翻译联合国各组织机构译名、《国际法庭规约》《秘书处组织稿》之类。有时候，杨联陞还被临时借调，为某些会议担任同声传译。正式入职不久，他就在日记中写道：“十一时，传译组有人来拉夫，请到万国邮务专家会议中作汉英传译。译毕又恐续有机会发言，等至二时始散，饥肠辘辘矣！”凡此种种，皆与杨联陞的专业和志趣相差甚远，故而日记中频繁出现“百无聊赖”“甚觉无聊”“心烦，极恶劣”之类的记录。
除了工作内容上的不适应，语文处不时传出的裁员消息，更增加了杨联陞身心疲惫的程度。正式入职仅一个月，张隆延私下告诉他，“语文处将大紧缩，研究组裁撤，中文组亦须减人”，但他会设法将杨联陞转为翻译。而当与同声传译组负责人见面后，杨联陞了解到他不仅需要参加考试，而且录取后还要培训三个月，薪水也减少不少。彼时，杨联陞已经向北大请假一年，也辞去哈佛的短期工作，万一研究组遭到裁撤，他将退无可退。此后各方传出的裁员讯息反反复复，令他更加焦虑。然而1947年春，很可能由于杨联陞的工作出众，语文处负责人当面询问他是否有意接受联合国的永久聘约。只是已在此初尝世味的杨联陞，已经决心舍弃联合国优厚的薪资，接受哈佛东亚系的聘请，秋季返回哈佛任教。
三
对于当时的杨联陞来说，心中系念民生艰难的故国，眼前看到的却是纽约物阜民丰的升平世界，两者巨大的差异令他神伤不已。或许更令他难过和绝望的是，他很清楚自己只是漂浮在时代洪流中的一叶小舟，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改变。1947年4月27日，瞿同祖宴请清华社会学教授陈达，请杨联陞作陪。席间，陈达讲述了其所经历的闻一多被刺、朱自清领衔的“十三教授宣言”事件。尽管杨联陞对此深有所忧，且在写给妻兄缪钺的信中“略发牢骚”，并以“身谋国是两凄迷”来陈述此刻心境，但在日记中却“以明哲保身自勉”。
杨联陞这样一种心态，更为明显地体现在7月22日其与游保良、孙毓棠谈话中。游保良为语文处同事，而孙毓棠则是途经纽约前往牛津大学。当日杨联陞在日记中记：“我辈有谋无勇，长于谋己而短于谋国，空谈亦无畏耳。”自责、自贬之中，充斥着无奈与绝望，令人不胜唏嘘。
1947年9月23日，杨联陞收到允许其在美国执教的签证批准通知书，随即向联合国递交辞职信，并于当天午夜乘车前往剑桥，开启了四十余年的哈佛生涯。
（作者单位：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