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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1931-1945）发行量最大、在全国知名度和普及度最广的儿童报刊如《儿童世界》（商务印书馆）、《小朋友》（中华书局）、《小学生》（北新书局）、《新少年》（开明书店）、《我的画报》（新中国书局）等，都依托自己的刊物特色，塑造了各种“抗敌英雄”形象。将这些英雄形象分类，可以分为“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文学中的抗敌小将”两大类。

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不同时期对“民族英雄”的定义一直在演变，抗战时期儿童报刊选登的“民族英雄”的共同特点有：他们都是中国历朝历代为祖国抗敌、复兴而努力奋斗的英雄人物。既有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英雄，也有为国家拼尽全力的勇士。他们代表了抗战时期需要的“民族精神”——坚决抵抗外敌、为国家牺牲生命和捐输人财、绝不投降的战时民族主义。

其中在疆场杀敌的民族英雄故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如班超、霍去病、祖逖、谢玄、花木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戚继光、郑成功、林则徐、冯子材、邓世昌、左宝贵、阎典史、于谦、沈铧、任环等。值得注意的是，为适应抗战需求，儿童报刊还对“民族英雄”概念进行了延伸，从战场上拓展到战场外，囊括进了为爱国而奔走努力的其他历史人物，如哭秦庭救楚的申包胥、博浪沙刺秦王的张良、卧薪尝胆的勾践、智复齐国的田单、为国家仗义疏财的卜式、持汉节牧羊的苏武等，这种典范甚至进一步扩展到为国家放下一己荣辱的廉颇和蔺相如。

对于这些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儿童报刊通常用非虚构的“故事”和“戏剧”两种文学体裁来讲述。1931-1933年间，《儿童世界》就在《爱国剧》《爱国故事》栏目中刊载了系列民族英雄故事。1933年，《小朋友》也在《爱京剧》栏目中连续刊载了民族英雄故事，这些故事文采斐然，流畅易读，由民国时期编辑、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吕伯攸亲自撰写。此外，便于讲故事的多格漫画图和有利展示民族英雄风采的大幅封面画也常被儿童报刊使用。如1934年间，《我的画报》就刊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的多格漫画故事，有班超、霍去病、祖逖、谢玄、花木兰、岳飞等。1935年间，《小学生》也以一系列民族英雄作为杂志封面，有苏武、马援、郭子仪、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林则徐、冯子材、邓世昌、左宝贵等。该杂志还每期撰写配套文章《封面故事》，介绍封面画中民族英雄的爱国事迹。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画都为七色画，用色十分鲜艳明亮，画面恢宏大气，英雄人物在画面中占满画框，身形顶天立地，表情生动威武，服饰衣冠细节考究，动作栩栩如生，展现了人物的英雄气概。它们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装帧艺术家郑慎斋的作品。郑慎斋师从画家刘海粟，曾为许多文学作品设计书籍封面。上海北新书局《小学生》（1931-1936）从发行到停刊的6年中，郑氏一直承担其封面画创作者，而这一组“民族英雄封面画”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一组作品。

事实上，梳理民族英雄故事的做法在此时期的报章和书籍中相当常见，有不少出版社也通过出版“中华民族英雄传记”系列书籍来传扬和重振民族精神，以彰显“外患和祸乱并不足惧，最可惧的就是民族精神的丧失”之道理。但儿童报刊讲述这类故事却自有其独特的视角，它们以青少年为目标读者，特别强调“英雄的少年时代”和“少年英雄”的故事，如反复演绎班超投笔从戎、祖逖闻鸡起舞、岳飞后背刺字、花木兰替父从军等英雄的少年时代情节，并变换多种形式歌颂少年英雄汪踦的事迹。1933-1934年间，《儿童世界》曾三次刊登汪踦的故事，用故事和戏剧讲述了齐鲁交战期间，鲁国14岁的童子汪踦奋勇杀敌、战死沙场的壮举。音乐家沈秉廉也专门为《儿童世界》创作了《汪踦出战歌》，其情恳切，其辞十分雄浑有力：“鲁国弱小齐国强，将军不战先退让，国破家亡在目前，我不抵抗谁抵抗。爸爸再会，妈妈再会，孩儿去了，莫悲伤。为国杀敌，为民除害，今日虽死，有荣光。”

儿童报刊刊载民族英雄故事的目的在于以古喻今。考虑到小读者的理解能力，刊物往往在故事结尾直接点明其用意，要求读者将历史故事和当下中国进行联系，如《田单复齐》和《为祖国廉蔺交欢》，意在讽刺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不团结政策：“一般勇于对内而怯于对外的不抵抗人们，和田单比较起来，不知将怎样惭愧啊！”“一个国家里，如果朝野上下，都能相让为国，又能一致对外，国家是没有不强盛的。”《岳武穆尽忠报国》是要阐释“坚决主战不能主和”的道理：“主战与主和，究竟那方面有利于民族和国家？”《文天祥杀身成仁》则是借文天祥舍生取义的故事来讽刺当下做汉奸的现象：“为什么不可投降异族人？我们可以帮助外国人压迫本国的同胞吗？有许多人为什么肯做汉奸？”总之，要读者从历史中汲取当下抗战需要的民族精神：“他们义勇的精神，正是在我们抵抗暴日时所需要的呢！”

而从小读者的回馈也可以看出，儿童报刊的此类教育是比较成功的。儿童的回馈体现在儿童参加的广播节目、儿童节大会发言、平日的演说和儿童投稿的读后感中。一篇1936年的“学校生活速写”记录了某小学举办的爱国故事演说比赛，学生们所讲述的有弦高犒师、汪踦杀敌、木兰从军、左宝贵抗日、卜式毁家助军、文天祥杀身成仁、史可法守扬州、戚继光抗倭寇等儿童杂志上常见的英雄故事，而儿童们不仅“都讲得慷慨激昂，爱国的情绪，表现得十足”，他们对每个历史人物精神的当下启示也领会得十分清晰，如分享弦高故事的儿童就呼吁同学们回家宣传义商行为：“诸位有许多是从商家来的，我希望诸位回到家里，跪倒在自己爸爸哥哥的面前，恳求他们都做一个现代的弦高，都做一个爱国的商人！”讲述汪踦故事的儿童则呼吁道：“小朋友们，我们的国家已危险极了……我们都是中国的孩子，我们都该做一个现代的汪踦，马上组成一队小战士，勇敢的杀退我们的敌人啊！”总之，其教育效果正如该演说比赛的宣言所说：“细味古人爱国的史实，坚定自己爱国的决心，准备做一个铲除横暴捍卫祖国的小战士！”

文学中的抗敌小将

另一种英雄形象来自于文学虚构。抗战文学创作一直占据着儿童报刊的重要版面，不同于成人报刊上的抗战文学，这些儿童文学以青少年为主人公，描画儿童能为抗日所做的贡献。在这些想象中，儿童被要求承担起自己的政治角色，在各个场景中做出应有的反应，显示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战时儿童的期待和塑造。这些作品也代表了抗战儿童文学的最高成就，舒群、沈起予、贺宜、包蕾、钟望阳、陈伯吹、陈北鸥等作家都贡献了代表作品，按照儿童形象特征，可将其分为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儿童。

解放区儿童参与抗战的方式主要是查岗放哨和生产动员。作为边区儿童团成员，他们在边区协助游击队从事救亡宣传、站岗放哨、带路送信、监视敌人、慰问军属和参加劳动等工作，在侧面战场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有不少小说都表现了解放区儿童团员的生活。1938年，儿童文学作家钟望阳以苏苏为笔名在《译报》副刊《儿童周刊》上发表长篇小说《小癞痢》，连载9期，深受读者欢迎。该小说描写了一个乡下孩子小癞痢在游击队教育下，从一个憨头憨脑的孩子迅速成长为一个能传递情报、无所畏惧的小游击队员，此外，小说还着力描写了“大毛狗”“小猢狲”“粗里粗气”等一批小英雄形象。另外，作家陈北鸥1945年也在《小朋友》上发表戏剧《小战士》，塑造了两个敏捷勇敢的儿童团员李小七和王小五，两人都是游击队的儿童哨兵，其中李小七的父亲还是游击队队长。他们训练有素，机智过人，在路边查路条时，不仅救助了逃难儿童张志成和被敌兵抽血的林氏兄妹，还设计诱骗来汲水的日本兵——最终成功用绳子勒住日本兵脖子，将他上交给了游击队。除了小说和戏剧，边区儿童团员查岗放哨，捉汉奸挖地道等功绩还被记录在抗战儿童歌曲中，如音乐家冼星海所创作的儿童歌曲《酸枣刺》，就通过小孩和农民之间的对唱，记录了儿童团员配合游击战的场景：“你拿刀，你拿刀，我拿枪，我拿枪，牵起手来打东洋，牵起手来打东洋。”“你放哨，你放哨，我站岗，我站岗，防止汉奸鬼子进村庄，防止汉奸鬼子进村庄。”另一首《儿童团武器歌》则将儿童团捉汉奸和敌探的工作描绘得更为生动细致：“棍儿可以通消息，刻了尺寸来测量，盘查放哨又站岗，又站岗。”“麻绳木棍来合作，一天捉到小汉奸，麻绳捆起，走一趟，走一趟。”

国统区儿童支持抗战的方式则主要是捐款和“服用国货”，这是国统区中小学生参与抗战的两大官方途径，因此儿童刊物也配合学校和教育部做了大量宣传。由于儿童没有收入来源，他们捐款需要省吃俭用，通过省下“糖果钱”“看电影费”“杂食费”“铅笔，橡皮，薄籍和一切用品等费”来储金，因此捐款抗敌的儿童形象都十分感人。1933年，重子在《小朋友》发表抒情小说《等待光明到来》，讲述画家蒲伯画了一幅乡下女孩站在阴雨中远眺的画，义卖了150元捐给东北义勇军，而这些钱里，还有画中的贫苦小女孩菱菱托他捐献的一块钱，是没有收入的她“一个铜元一个铜元节省下来的”。这类儿童为东北义勇军储金捐款的故事在此时期报刊中很常见，1933年，《儿童世界》也发表了名为《快乐的一夜》的“爱国故事”，讲述两个小学生敏中和强华在元旦节将母亲给的零花钱捐给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因此得到了母亲的表扬和奖励，度过了快乐的一夜。而故事主人公名为“敏中”和“强华”，也寄托了作者的爱国愿望。此外，该故事也能看出儿童捐款能有效影响家庭，无独有偶，1936年，儿童文学家钟望阳以其本名杜也牧在《小朋友》上发表短篇故事《爱国的毛毛》，讲述小学生毛毛为绥远抗战向全家人募捐，祖父捐出了吸纸烟的两块钱，爸爸捐出一个月的车费五块钱，妈妈则省出三元菜钱，全家为毛毛凑齐十元，毛毛的家庭因此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表扬。同期杂志中另有一个异曲同工的故事《最好的礼物》，讲述玉儿为外祖母庆生，他将一块钱以外祖母的名义捐给了“救国义捐经收处”，得到了外祖母的表扬。以上故事无疑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儿童是国家、家庭及学校的一个连接点，是对中国普通民众与家庭妇女进行抗战宣传的一个有效中介”的理想。

除了捐款，要儿童坚持用国货也并不容易。一方面，儿童并不能掌握家中采购大权，无论是衣服、日用品还是学习用具，几乎都依赖于母亲的选择。另一方面，此时洋货比之国货物美价廉，不仅质地更牢、价格更低，而且外观更精美，强行要求民众选择国货，是出于与经济规律相悖的民族利益，不少家庭妇女缺少此种觉悟，更愿意购买洋货。因此，儿童报刊宣传服用国货的办法是，将“服用国货”与“好学生”概念绑定，塑造了多名“服用国货”的好学生典型供儿童模仿。早在1931年，《小朋友》就发表了《爱国的孩子》，讲述一名叫仁儿的孩子家贫但爱国，店员向其母亲推荐日本布，仁儿坚决抵制日货，要求其母亲购买中国布。1933年，《小朋友》又发表了标题相似的故事《爱国的福儿》，讲述福儿的妈妈要为他买帽子，漂亮的帽子是外国货，普通的帽子是中国货，福儿则坚持选择中国货。同一年，《儿童世界》也发表了小说《一个模范学生》，讲述模范学生培生的母亲奖励他考试得第一，要为他做新衣，培生不让母亲用日本丝绸，专门要求买土布做衣。上述正面典型的故事无疑会带给儿童读者深深的刺激——人人都想做好学生，考第一名固然不易实现，但“服用国货”却是容易模仿的。随着教育部对儿童“服用国货”要求的日渐严格，学校也将之与学生的操行等级挂钩。1935-1936年间，儿童报刊上甚至出现了“服用国货”的反面人物，《儿童世界》上的吴士林和《小朋友》上的丽丽都是这样的反面典型，他们穿着漂亮的外国衣服，却被同学指责和劝告“这不是国难中爱国小学生该做的事情”，最终他们也都因羞愧而改正了自己的行为。榜样是人成长的一种需要，人类大多数的行为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获得，尤其强调他人对示范者或示范者行为的评价，对行为的再现有较大影响。儿童的教育离不开“典型”，“好榜样”和“坏榜样”都是儿童教育的重要手段。

沦陷区儿童的抗日行为则主要表现为对“最后一课”的奋起反抗。《最后一课》本是法国小说家都德187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讲述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强行割让的一所乡村小学在上告别母语的最后一课时的悲哀和屈辱。抗战期间，儿童报刊反复介绍这篇小说以唤起中国儿童的共鸣和爱国情感，正因为小说中描绘的场景也是沦陷区儿童所经历的，有不少作家开始效仿这篇小说来创作中国的“最后一课”。1936年，作家沈起予在《文学丛报》上发表了小说《最初一课》，讲述两个小学生联合起来反对亲日反共的教科书的故事，更有意思的是，小说主人公刘复明和王大朋本是经常打架的死对头，但因为共同憎恨日本人占领学堂，强迫老师讲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编写的亲日课本，刘复明和王大朋决定化敌为友，带领全班一起反抗日本假鬼子带来的“最初一课”。1939年，儿童文学家包蕾在《好孩子周刊：儿童读物》上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日伪学校里的老师和日本军官要求学生歌颂日本，但是学生们却拒绝当汉奸，即便有学生被日军当场杀害，依然有学生前仆后继地在墙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带领大家朝汉奸扔石头。事实上，描述其沦陷区儿童“最后一课”的回忆文章很多，但大多数都较为抒情悲观，但正因为如此，这类敢于反抗“最后一课”的故事才尤其振奋人心。

现实中的抗战英烈

除了上述两类“英雄形象”，儿童报刊上还有一类英雄人物是“现实中的抗战英烈”，他们是抗战期间为国鏖战的抗敌英雄，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牺牲的上海商会童子军烈士罗云祥、鲍正武、毛征祥、应文达，驾驶装军火的卡车冲入黄浦江，与车内日军同归于尽的上海汽车司机胡阿毛；1936年底坚持绥远抗战的傅作义将军；1937年在卢沟桥事变中殉国的佟麟阁和赵登禹将军；1937年淞沪会战中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烈士；1938年在聊城抗战中牺牲的爱国将领范筑先，以及一些爱国民间人士，如被称为空军之母的空军烈士周志开的母亲，在农村同日军周旋作战的广西韦老太太莫花棉等。儿童报刊通常用新闻或故事等简短体裁来报道他们的事迹，不需要额外的文学修饰，这些发生在眼前和身边的抗战英烈传已经足够感动读者。

从“历史中的民族英雄”到“文学中的抗敌小将”再到“现实中的抗战英烈”，儿童报刊上出现的这三种英雄形象在虚实与古今之间，共同打通了民族主义从历史到现实的通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精神最终在抗战时期得到了续接和重振。当日本侵华改变了中国儿童的生存境遇，也同时改变了知识分子对儿童的定位和教育，儿童被看作是“全民族生命的幼苗”，“国家之盛衰视乎民族，民族之强弱视乎儿童”。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开始借助媒介力量，以儿童报刊为阵地，以儿童喜爱的英雄形象为手段，向儿童进行抗战启蒙和教育。其对于抗敌英雄的选择，故事的讲述方式和角度，以及在人物形象中所植入的情感、观念，都反映了教育者对儿童的期待和塑造，读者在阅读报刊的同时，必然也受到这些英雄形象的感召与鼓舞，儿童的抗战动员因此得以完成。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