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秋意逐渐深重，而寒冬还未来临，广阔的钱塘江在季节轮换中依旧浩浩然向前流淌，丰沛，充盈，漫长，像一部书，像一篇长长的小说。

11月28至29日，杭州市钱塘江畔，一些文学界或新鲜或熟识的面孔，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他们要做的，是共聚于这江畔，注目长篇小说，谈论长篇小说，期待和呼唤更好的长篇小说，于是便有了“长篇小说钱塘江论坛”。

一

“为什么阅读长篇小说？阅读长篇小说能获得什么？”摆脱重重理论的加持，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教授朱晓军站在一个最普通的阅读者的立场提出这两个问题，看似朴素的提问也许正切中长篇小说创作的肯綮：长篇小说能为读者提供什么？

提供什么？人不能拽着自己的头发飞翔，但长篇小说或许可以帮助你实现。北京大学教授丛治辰对这两个问题做了遥遥相对的回应。丛治辰坦言，自己便是在长篇小说的引领下走上的文学道路，回忆起那些令人感同身受，令人心潮澎拜的作品，他生动地比喻到：“每读到后几页，那种舍不得的感受仿佛是在和女友分手”，谐谑之余，其情之真令人动容。

与其说我们愿意耐下性子阅读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不如说我们流连忘返情难自拔一个置身其中的自洽世界。无需赘言，科幻小说就是这种体验最有力的注解，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南方文坛》原主编张燕玲一定感受过那种阅读与沉浸的喜悦。作为一名深受业内尊敬的资深编辑，张燕玲没有让传统的熟识的文本锁住双脚，她拥抱着最具前沿因子的科幻题材，她认为科幻文学为时代立传，是文学未来重要的发展趋势，对于科幻题材作品的创作者来说，创作优秀的科幻长篇小说，不仅需要对文学本身有足够的观察，对科技发展也要有足够的观察。

说起新潮的科技，不能不说chatGPT。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在发言中侃侃而谈，正将与会者的注意力牢牢抓住时，她莞尔一笑说道，以上对GPT创造的分析正是GPT自己生成的。一个小小的玩笑让众人讶然，也许，她正是用这种切实的手段来说明一个切实的问题，科技对文学创造的帮助和挑战也正是在这里。

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传统文化就被尘封了吗？当然不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刚就在对家族小说的审视中发现了新质：家族小说是五四以来的重要文学传统，长久丰厚的书写不断将“家族”的意义得到伸张，男主人公走出家族也便有了突破某种秩序的意味，而现在，家族小说中留守在乡村的隐忍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视角下重获新的观照。因而，徐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如何统合的问题中不断延伸着他的思考。

无独有偶，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讲师吴宜平对“异质性”的认识与徐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她认为“异质性文化不是对抗性破坏性的存在，而是与其他文化每时每刻都在交融着的”。《文艺报》原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的发言恰巧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解释，发言中，梁鸿鹰详细列举出长篇小说创作中所存在的“众声喧哗”的现象：小说文本加入了日记、词典、书信、档案，甚至音视频链接等新因素，小说文本新的面貌提供给读者不同的体验。对于小说创作者来说，打破思想的局限，也许就在为小说打开新的可能性，而长篇小说以其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结构设置接纳着各种尝试和各种可能性。

然而，长篇小说的“长”绝不是几个短篇小说叠加起来的“长”，在文学作品中，一加一并不等于二。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副主任韩松刚以“茅奖”这一长篇小说荣誉中的皇冠为尺度，说明“长度”与“厚重感”实乃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其中的“轻与重”“实与空”在作家巧思之下，常常可能出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参差之力。《上海文学》副主编来颖燕又进一步，在“长短之别”中，以“结构”为切入点，撬开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不同的内核特质，并提出：“对长篇小说结构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决定着作者能走多远”。

二

如果将长篇小说喻为摩天大楼，“结构”关乎“怎么搭建”，那么事与情就关乎“搭建什么”。无论是《红楼梦》怡红夜宴中的众人举止，还是《安娜·卡列宁娜》中，沃伦斯基初见安娜的殷勤表现，引发风暴的蝴蝶总会在高明作家的手中游刃有余地蹁跹起舞。作家编织一个个细节，就好像工人垒起一块块砖石，眼见得，却又是倏忽间，令我们仰之弥高的巍巍然巨著已经拔地而起。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部主任任晓燕与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永春对作品微小民风民俗的关注就显示出对于阅读作品文本应有却罕有的深入功力。而湖北省作家协会、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蔡家园则站在另一个维度，反观创作者在处理生活素材时，易于流入的概念化、浅表化的危险。

借助语言这一“能指之物”描述“所指之物”，需要翻越重重峻岭，这中间的路径，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马兵借用了人类学研究中的“深描”方法作他山之玉。相对于为描写之物作“无解释的描述”，“深描”采用更微观的介入手段，将细节纳入时代文学体系中。论坛主持人之一的《长篇小说选刊》主编宋嵩在总结这种方法时，一针见血地总结出其“共情”的情感内质，使得这种创作方法豁然变得通透明了起来。

人与人之间是如此不同，所以“共情”才如此可贵。即便是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现实主义小说时，其中的“现实”也是经过作家的主观编织，然而因为作者与现实世界进行了深切的搏斗和丰富的互动，所以，即便素不相识，依旧可以打动远隔千山万水的读者。在这样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北京大学教授丛治辰无不忧虑反思当下长篇小说仍旧存在的人物情节设置雷同、情绪表达低迷无力所反映出的小说创作背后的思想性、世界观问题。

集中于观照乡土小说中农村经验话题的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张连义亦对长篇小说创作质量表达了反思：对于农村真实生活的变化与农民复杂人际关系的变化，需要更深厚的文本与文字来表现，而非依靠新名词来追踪。

三

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即是一种暴露。有意无意，写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习惯、癖好、认知、缺陷无一不在文字的缝隙中昭彰而出。尽管“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的文人之别时时再现，然而，更多时候，我们依凭那些文字，相信它们来自“我手写我口”的文如其人。因此，无论如何，作品的提升，离不开写作者的提升；作品思想内容的拓展离不开作者人生边界的拓展。

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李德南、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黄江苏、江苏师范大学讲师田振华站在了高处，他们放眼，看到了当下文学发展中，创作者本身的迁移与作品内容全球化的变化。仰赖于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作者可以在不同置身地之间轻松迁移，而作者的移动也便更换了其视线，无论是浙江作家亦或华文作家，书写内容的拓展、全球史观的展现渐渐成为当代文学发展中极具时代性的“新质”。基于自然地域的流动，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丹独具慧眼，辨识到这种流动所涉及的文学呈现亦是一种“强大的体制性的力量”，是“微体制与微体制之间的关系”。滁州学院副教授张太兵则在时代与地域之中认为，地域恰恰能与时代形成对话，“越深刻越尖锐，越能体现长篇小说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正如王迅所言，“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人物形象的精神形态上”。但，作品人物形象并不代表作家本人，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温德朝言及我们常说“鲁迅在浙江”“鲁迅在北京”，而不会有人只将鲁迅视为“浙江作家”的例证就十分恰到好处了。在大家登高而观的时候，山西财经大学新闻与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金春平则拿起了摄像机，以文学书写中的“近景”“远景”的独特视角对准了乡土文学，并以之做区分。

除了摄像机，文学发展还要拿起尺子，这尺子，就是出版从业者的眼光。浙江文艺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中心副主任谢园园站在出版的角度梳理浙江长篇小说发展令人欣喜的成果，而要将水盘活，还需要体制效能的建设。在这次会议中，“大学生长篇小说双年排行榜”启动了，榜单由大学生（包括研究生）投票产生，面向社会公布。这个举动一方面呼应了浙江大学文学院研究员金进希望广大文学从业者对学生群体加强关注的呼声，一方面契合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讲师岳寒飞对文学作品中崭新人物形象，崭新“杭州人”形象的期待。在体制牵引的力量中，我们一起期待着更多新鲜血液的涌现，以“新人”创造“新人”。至于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讲师朱明伟所说“文学风格与文学流派的建设”，相信他和我们一样，有信心，在三四月种下种子，在十月取得收获。

无论是面向浙江还是面向全国，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与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艾伟的殷殷期待是一致，在文学创作、出版、反思的道路上，作协始终准备着鼓掌与鞭策，为当代文学发展，为长篇小说创作保驾护航。

四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只端重地拿起手中的笔，一字一句地书写，一句一读地审阅，经过时间的汰洗，答案自会浮出水面。还有太多真知灼见来不及书写，好在这并不妨碍，会毕，我们仍在各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