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美玲：重新认识当代“中国舞”
何谓“中国舞”？“中国舞”是如何形成的？美国威廉玛丽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学系中国研究副教授魏美玲在新书《革命的身体：重新认识现当代中国舞蹈文化》（以下简称《革命的身体》）中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中国舞发展史：从戴爱莲、康巴尔汗等舞蹈家对中国舞事业的探索到“十七年”社会主义舞蹈文化的开创，从中国舞的黄金时代到市场经济大潮下的舞蹈《雀之灵》，勾画出“中国舞”的历史进程及其背后的时代精神。日前，曾先后在北京舞蹈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深造的魏美玲回到中国，在其新书《革命的身体》分享会上，讲解了自己对于现当代中国舞蹈文化的研究成果。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江东，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北达，北京体育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小芬，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院长、教授关凯参与了对谈。
“中国舞”是中国独有的舞种
魏美玲认识中的“中国舞”主要指中国民族民间舞和古典舞。魏美玲提出，“中国舞”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概念，戴爱莲、吴晓邦、康巴尔汗、崔承喜等舞蹈家的努力及延安新秧歌运动都是促成“中国舞”形成的重要条件。芭蕾、现代舞也参与了“中国舞”的早期探索。中国舞教育体系的正式设立始于20世纪50年代，康巴尔汗、崔承喜率先进行了少数民族舞蹈的探索，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进行中国舞教育和普及，确立了基本的训练体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舞蹈外交非常重视，中国舞蹈代表团在1949年至1965年间曾赴非洲、美洲、欧洲、亚洲地区巡演，参与“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赴东欧和苏联展演，荣获多个奖项并赢得国际关注。同时，“中国舞”在国内也获得推广，舞蹈编导创意性地改编地方元素以探索舞蹈的“民族形式”。在推进民族识别工作、挖掘民族文化内涵、提高民族认同的背景下，以民族与区域多样性为原则创作讲述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中国舞”，题材涉及妇女解放、少数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等。
1966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样板戏”和“革命芭蕾”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舞蹈形式，影响了今天国际学界对中国舞的判断。魏美玲对此表示，“革命芭蕾”是特定语境的产物，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中国舞”才是社会主义舞蹈文化的主要内容，并归纳出三个中国舞的核心理念：一是“动觉民族主义”，即“怎么去寻找一个中国独有的舞蹈形式和风格是中国舞的核心目标”；二是“民族及区域包容性”，即“中国舞一直非常重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声音”；三是“动态传承”，即“中国舞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舞蹈，形式不是过去的、古代的，不是静止不动的”。
以舞为媒讲述中国故事
魏美玲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出现的汉唐古典舞和民族舞复兴现象，实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题材和审美实践的延续，如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的基础是戴爱莲创作的敦煌舞题材作品《飞天》，舞蹈《雀之灵》的前身是毛相编导的《双人孔雀舞》、金明编导的《孔雀舞》等。近些年来，新一代舞者古丽米娜延续了康巴尔汗的新疆舞风格，一些传统的舞蹈作品得到复排，更出现一批富有实验性的作品。如大型历史舞剧《碧海丝路》的航海叙事回应了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可见舞蹈与国家、社会发展的紧密性。
江东认为，作为“他者”的魏美玲以局内人的理解和国际视野考察中国舞的发展历程，并给予客观、中肯又有学术高度的评判，有利于“中国舞”更好地走向世界。李北达就“动态传承”分享了传统舞蹈类非遗项目保护的“活态传承”原则，并介绍民族民间舞据其“改编”程度可分为“衍生态”“准自然民间舞蹈”“艺术”三种类型。李小芬借《革命的身体》中三个核心理念解释了霹雳舞和国标舞在中国的在地化，认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后被吸收和内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是民族文化自省、自觉和自信的实践过程。关凯则称该书是关于舞蹈的知识社会史研究，以舞蹈作为方法考察一种观念被贯彻到对身体审美的塑造之中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