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培代表作
1957年《文艺学习》刊登的“夏可为来信”引发了关于青年的写作、职业和出路的社会性讨论。“夏可为来信”呈现了青年普遍的成长之惑，得到了茅盾、赵树理和老舍的回应，成为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问题的重要现象和事件。赵树理是“夏可为来信”的最早对话者，他对青年出路的思考体现在大量议论性文字和《互作鉴定》《杨老太爷》《卖烟叶》等小说叙事中，通过“生病/疗救”和“劳动/写作”叙事逻辑对沉迷写作，不安心劳动生产的知识青年进行劝谏。“夏可为事件”显示了青年一代在五六十年代新的语境下渴望自由选择甚至弯道成长的诉求，以及青年在有限申诉、抗争后臣服于政治要求与青年治理体系的复杂过程。【详细】
（原载于《人文杂志》2022年第5期）
王蒙早期文学思想及其认知变迁探微——以《尹薇薇》改写事件为切入点
《尹薇薇》是王蒙20世纪50年代写作并遭遇发表受挫的“未刊稿”，80年代后期经过改写后得以发表并获奖。新版《尹薇薇》使得王蒙早期写作中的一块文学拼图“失而复得”，是理解王蒙早期文艺心理颇为宝贵的文本，它的一波三折的发表史复原了此时的社会语境和文艺风尚。经由《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尹薇薇》可以清晰看出王蒙早期文艺思想中关于青春从“衰颓”走向“庸俗”的演进过程。从影响源来看，小说有浓郁的“鲁迅风”，法捷耶夫、契诃夫等俄苏资源影响了王蒙在50年代“反抗庸俗”的价值视点，而到了80年代王蒙对尹薇薇及其“庸俗生活”有自觉的认知调整。在叙事层面，《尹薇薇》具有“元小说”的现代叙事智性，在旧有文本中糅合进文本的生成源、发表历史、写作心境和当下品评的叙事手法，具有对于时代和自我的双重回溯和复调特征，提供了“旧作重述”的独特范式。【详细】
（原载于《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王蒙《青春万岁》（1953）至《笑的风》（2020）之间的小说写作，清晰地存在着一个关于人的“被缚”与“脱缚”的精神脉络，由郑波、林震、钟亦成、张思远、钱文、倪吾诚、青狐、苏尔葆、傅大成等构成的人物形象序列，隐含着由“政治人”到“自由人”的形象谱系历时性变迁，而在价值层面体现了由革命伦理和政治伦理本位向个体伦理和自由伦理的转化。王蒙式的“政治人”是一种单向度的人格类型，隐含了政治同化与自由冲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尖锐对立。近作《生死恋》和《笑的风》中的苏尔葆、傅大成所代表的对自由执倔渴望并决绝行动的“自由人”，建构出了新的“人学”话语和新的价值向度，通过“自由人”的婚姻变故和人生悲喜剧，王蒙探讨了自由的代价、边界和困境。论文重在考察“政治人”到“自由人”的历时性转变过程，以及两类人格各自的文化特征与内在危机。【详细】
（原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
《应物兄》是一部提供了关于汉语写作“可能性”的实验性小说，比如在时代现实的总体书写上，提供了“大局面反讽”的书写秩序，比如在叙事形态上与《花腔》一脉相承的“剥洋葱”式叙事方式，比如关于人物，应物兄充当着李洱关于一个古典文学形象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生长的人格寄托，即探讨贾宝玉在20世纪以来的社会秩序中如何完成自我主体的人格生长。而从知识叙事的角度看，《应物兄》更是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呈现。在这部洋洋大观的小说中，知识并非是一种陪衬性因素，在饱满的故事、三教九流式人物以及对当代现实的“反讽性”言说主题之外，知识以及知识讲述成为作家倾力最多的一个方面。【详细】
（原载于《小说评论》2021年第6期）
“无用的善”与“盈余的恶”——近年中国长篇小说中的善恶伦理反思
善与恶，是关于文学、道德和社会现实的重要观察视角。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建构了丰富的善恶景观，并形成了“无用的好人”与“盈余的恶棍”这种对比鲜明的叙事伦理。“好人”好而无用、善而脆弱，“好人无用”是一种悲剧意味极强的叙事结构。而“恶棍盈余”在文学叙事上通过“精彩的坏蛋”和“迷人的恶”建构起反英雄式小说美学，包含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和道德现实；善不得终、恶有盈余的善恶叙事都有着鲜明的“现实维度”，这些小说呈现了经济时代“负和博弈”、制度性的困境如何造成人的异化，如何带来个体的社会性“失位”、自救与从恶；面对“脆弱的善”和“盈余的恶”这种结构性症结，用复仇和恶的手段去抗恶是无效的。那么，文学叙事该建立怎样的抗恶伦理？坚守保护弱者的人道主义立场，反思结构断裂和权利失衡的社会现实，抵制“不思考的恶”成为亟待重申的价值维度。【详细】
（原载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5期）
阅读资源是作家文学生成的重要养分和内在动因，蕴含着作家“生长”的秘密，也为我们理解和阐释作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毕飞宇是一个会阅读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得益于经年专注的阅读和专业的写作训练，通过对毕飞宇的阅读史和写作史的互文性考察，发现他语言观的变迁，以及哲学气、逻辑性、阴郁美学、引而不发的“冰山式”叙事这些毕氏文学质地都可以从他的阅读史中找到某种精神原点或影响源，同时，中外阅读资源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塑造了毕飞宇小说中的人道主义诉求、伤害母题和其他叙事技艺。可以说，阅读史的角度基本从源头上解释了毕飞宇小说风格生成、技艺来源、接受资源的方法和偏好等问题。阅读资源/阅读史作为一种“方法”，被用以考察作家精神生成和风格来源时，可以诉诸于重组作家的阅读史、研究作家阅读后的批校、实证性地考辨影响痕迹三种路径。【详细】
（原载于《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冈林信康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东南亚的日本民谣歌手。张承志在80年代的第一次日本之行期间，开始接触冈林信康的歌曲，后经由张承志的专题论文《绝望的前卫》两人互相引为知音。张承志视冈林信康为“道之兄长”，从80年代至今，他们通过论文、访谈、文字追忆、跨国互访等方式密切交往。一方面，冈林信康作为一种音乐资源，影响了张承志的艺术视野，是后者由醉心蒙古传统音乐走向探求现代艺术的关键人物，并深刻地改写了其文学表达；另一方面，冈林信康作为一种日本体验所包含的狂热迷恋和冷静省察，构成了张承志审视日本和世界的两极视角。【详细】
（原载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
空间在中西传统小说中常被当做故事背景或点缀性环境，大多数时候服膺于时间叙事和特定的主题诉求，空间很少能够获得一种主体性价值。20世纪40年代以来，空间在西方开始受到重视，并形成了西方现代小说中注重空间结构的现代叙事传统。新世纪本土长篇小说在空间叙事上，呈现出局部空间典型生动而整体空间固化和陈旧的现状。家宅迷失、河岸隔绝、人神殊界、城市折叠、科幻空间等一批颇有新意的空间设置，有效拓展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空间美学，《三体》《众生》等小说预示着长篇小说在空间叙事上的某种可能和新途。而如何化用现代作家形成的空间传统和叙事旧制，借鉴西方现代叙事，走出传统现实主义视野下“茶杯里的风暴”的狭隘空间格局，成为摆在新世纪作家面前的重要命题。【详细】
（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关联研究是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方法和常见类型，对于探讨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彰显文学的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当下的文学研究实践中，由于研究者史料缺失、学力不逮或关联方法使用失当等原因，出现了很多“强行关联”式的学术成果。典型表现为这样几种症状：一是简单并举式“松散关联”，缺少对研究对象之间关联方式和作用程度的深度追问；二是研究对象的关联“痕迹”和影响“事实”被悬置，造成对象之间内在逻辑缺失，形成“虚假关联”；三是以庸俗实证的方法把中国作家的文学品质归结为外国渊源或某种偶然性因素，形成“庸俗关联”。强行关联研究的语法结构共同点是僭越或违背文学现象的真实关系，强行建构起虚假逻辑，主观虚设文学现象间的内在逻辑，体现了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学术实践上的霸权形态。这一学术症候理应受到清理和反思。【详细】
（原载于《文艺研究》2018年第4期）
修改是毕飞宇文学实践中的重要现象，一类是作家出于艺术的自洽或编辑意志的介入而导致的文学修改，并形成了不同文学版本，这类以《推拿》的大陆版和台湾版，《相爱的日子》的期刊版和文集版为代表。另一类是文本发表之前作家的增删、改写所形成的“前文本”，“前文本”常常秘不示人，但蕴含了创作的诸多秘密。这类以《玉秀》发表前的洁化修改和《平原》的大量删减为代表。论文以版本学的方法考察毕飞宇文学创作中的修改现象，勾勒同一文本的版本变迁和异文增删，分析版本流变的内外因素，评价不同版本的表达效果和叙事逻辑。同时，通过渊源批评的方法，分析毕飞宇创作中的“前文本”空间及其与定本之间的转化，以此呈现作家修改作品过程中体现的艺术调整和审美变化。【详细】
（原载于《文艺研究》201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