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可为事件”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出路”问题
内容提要 1957年《文艺学习》刊登的“夏可为来信”引发了关于青年的写作、职业和出路的社会性讨论。“夏可为来信”呈现了青年普遍的成长之惑，得到了茅盾、赵树理和老舍的回应，成为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问题的重要现象和事件。赵树理是“夏可为来信”的最早对话者，他对青年出路的思考体现在大量议论性文字和《互作鉴定》《杨老太爷》《卖烟叶》等小说叙事中，通过“生病/疗救”和“劳动/写作”叙事逻辑对沉迷写作，不安心劳动生产的知识青年进行劝谏。“夏可为事件”显示了青年一代在五六十年代新的语境下渴望自由选择甚至弯道成长的诉求，以及青年在有限申诉、抗争后臣服于政治要求与青年治理体系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 夏可为来信 青年出路 赵树理 主体性
自现代以来，青年问题一直是国家政治和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命题。不同历史时期青年政治、青年文化塑造了不同的青年角色与青年主体性。可以说，青年在社会秩序中的身份与处境表征着社会的政治、文化态势与青年治理规范。从现代中国到当代中国，青年的角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研究者将青年的这种身份演变概括为从现代时期的“五四青年”、“激进青年”到当代时期的“革命青年”的历时性变迁[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问题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新的政治语境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下，青年的社会角色面临着新一轮的重塑。1957年由《文艺学习》“夏可为来信”引发的关于青年学生的写作、职业和理想的争鸣，正式拉开了这一时期关于青年出路的社会性探讨。“夏可为来信”有自上而下的官方操控色彩，更有不容置疑的方向性指引。这个“来信”由于社会影响大而成为一个“事件”，由此释放出关于青年成长和青年秩序的意识形态话语规范。当然，如果放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的宏观视野里考察，“夏可为事件”不是孤立的，这一时期由“丁奇之惑”[②]、“王中意见书”[③]、“黄玉麟来信”[④]、“陈迈来信”[⑤]、“杨一明来信”[⑥]所引发的大规模争论和主流定调，都共同指向此时新的青年秩序的生成。本文以“夏可为事件”为中心，深入历史现场，聚焦五六十年代的青年角色和青年出路问题，考察国家青年治理秩序与青年个体意志之间的冲突，呈现青年一代探寻出路的复杂历程。
一、夏可为事件：从“文学青年之惑”到“社会问题”
关于“夏可为事件”，戴光中、牛菡等人的著述，以及《文艺学习》、《人民文学》和《赵树理全集》等原始文献已有相关介绍[⑦]，此处略述其要点。1957年第5期《文艺学习》上刊发了署名夏可为的读者来信，题为《给作家茅盾、赵树理的信》，一同刊发的还有赵树理的文章《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答长沙地质学校夏可为同学的信》。不满十八岁的夏可为在信中坦承了自己的求学现状和家庭背景，尤其介绍了自己对文学具有浓厚兴趣，平时酷爱创作，已将自己创作的关于宇宙生成的论文和部分诗歌分别寄给了地质部长李四光和诗人臧克家，目前正在创作一部四十万字的小说。夏可为说自己面临的问题是时间紧张、经济拮据，尤其面临没有写作方法的“重大困难”，希望得到茅盾和赵树理的帮助。这封不足千字的来信，布满了多处错别字和表达上的滞涩，暴露出来信者薄弱的写作功底，来信同时也表达了写信人渴望名家指点写作迷津的诉求。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像夏可为这样给著名作家甚至政治领导人写信，倾诉个人成长困境，请求指点和帮助的青年人并不在少数。正因为这样，在赵树理的回复中，编者有意加了“编者按”，指出夏可为的这种来信，以及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在青年中似有一定的普遍性”[⑧]。赵树理在回复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夏可为的做法，指出放弃学习任务而投身研究宇宙问题、进行宏大篇幅的小说写作是“不切实际和本末倒置”，同时告诫他要想走上文学写作之路，先要把文法学通，更要有社会经历，要先好好学习，毕业后好好就业。最后赵树理也指出了夏可为这种给部长们写信，把稿子寄给部长或作家个人的做法“不太恰当”。赵树理的复信发表后，编辑部接到很多青年的来信，一个多月就达七八十封。这些来信有的支持赵树理，认为夏可为把创作、学习和工作的位置摆错了，在个人积累不够的情况下最好不要急于写长篇巨著。但也有一些来信提出了批评，责问赵树理为何夏可为的满腔热情只换得一瓢冷水，认为夏可为式的远大理想和幻想应该得到尊重，提出名作家负有给青年阅稿、培养新生力量的责任，认为学生生活也是生活，等等。面对这些批评的声音，赵树理撰写了长文《青年与创作——答为夏可为鸣不平者》[⑨]，对这些批评意见逐条答复。与其说是“答复”，不如说是赵树理颇为严厉和激愤的驳斥。在这些回应中，赵树理进一步重申了他对夏可为来信的看法：这种不安心正当的学业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四面八方找个人出路上的做法体现了急于成名的心理，在社会阅历和理论学习还不具备的情况下，荒废学业或应付职业来努力写作，是要不得的理想。《青年与创作》一文发表后，引起了青年读者新一轮的争鸣。围绕着是打击还是帮助、如何处理学习、创作和生活的关系、是理想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等问题，青年读者们各执一词。当事人夏可为声称将《青年与创作》一文读了四遍，对于指称自己的创作是为了出风头，是个人名利思想作怪并不认同。
由此看来，1957年的这场“夏可为来信”引发的社会性争论中，尽管夏可为在青春期的自我规划（通过写作改变命运）和交流方式（向著名作家寻求直接帮助）等方面存在着急躁或功利之处，但赵树理和杂志社充满教化的意图和批评口吻，还是让很多青年不买账。这场争论到最后并未在青年中形成一种共识性认知。正因为此，《人民文学》特别邀约老舍专题撰文对少数“未被说服”的青年“继续进行帮助”[⑩]，在这篇《答某青年》中，老舍以问答对话体的方式，对夏可为和青年读者们争议的话题进行辨析。老舍指出，只有摆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理想与集体生活相统一，争取个人的自由时考虑人民对自己的供给与关切，这样的个人自由和理想才是合理的。同时，老舍提醒青年人必须分清楚主业和副业，“作好你的专业是最要紧的事，业余创作总须摆在第二位”。
1957年2月夏可为的这封来信，本身并不复杂，坦露了青年学子成长期的主业与兴趣、理想与现实上的种种心声与困惑，但是，由于夏可为的困境在青年人中具有的普遍性，以及“夏可为们”在价值观认知和行为选择与主流规范之间存在诸多偏差，从而引起了主流话语的警惕和训诫。一个业余的文学青年之惑，经过社会性的争鸣，也就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经由“夏可为事件”，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此时面临的职业选择、人生出路方面的现实困惑、希望预设和主流训诫，也即夏可为事件“勾连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青年的成长轨迹，具名的文学写作者最终为时代浪潮所吞没，‘夏可为’们以作家作为职业的尝试宣告失败”[11]。另一方面，“夏可为事件”也鲜明地预示了此时的政治秩序和青年政策，即官方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工作与写作、业余与主业等范畴上的明确导向。
夏可为投信问路之所以溃败，以及“夏可为们”仍然继续需要帮助，其根本原因在于青年的道路设定与青年政策/秩序之间发生冲突。那么，五十年代的青年秩序/政策与青年主体性之间的矛盾冲突点究竟在哪儿？诗人公刘在1957年写过一篇献给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诗歌，题目为《怎样当主人？》[12]，诗歌对青年有这样的召唤：我们知道/共青团员/应该是这样的人/——在青年一代中/铁里做钢/肉里做筋/如果党召唤我们/带着理想和铁锹/向沙漠进军/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去/去栽树/去建造新的城镇/去指点给全世界……公刘诗中所描述的青年的“主人”形象，正是国家治理者对五六十年代青年形象的样板设定。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年努力，国民经济恢复任务顺利完成，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青年力量也被纳入到国家建设的整体构架中。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社论指出，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对初中和高小毕业生的基本政策，除招考少部分人升学外，主要是号召、组织一部分去从事工业生产，大部分人去从事农业生产，参加互助合作运动[13]。1955年9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代表青年团中央作了《中国青年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年轻的一代”被看作是实现五年计划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巨大的突击力量”，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我们广大青年的首要任务”[14]。在随后的五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的到来，以及城市难以安排毕业生的就业难题，“到农村去”成为了一个方向性的去处。1955年毛泽东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指出：“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5]《人民日报》在1957年4月8日发表的《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更是指明了青年学生道路选择的方向。
至此，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青年的方向性去处已经很明朗了。“既然目前我国的教育事业还达不到人人都升学的要求，那末，当一部分高中、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时候，他们应该如何考虑自己的出路呢？最好的出路只能是参加各种国家所需要的工作，和直接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 [16]夏可为来信引发争鸣的1957年，正是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时期，参加劳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青年最具合法性的选择。夏可为放弃学业而“热衷于出奇制胜表现自己”[17]，显然是一种僭越青年主流选择的个人主义行径。夏可为来信所包含的文学与名利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认识、主业与副业孰轻孰重等问题也是当时论争双方热议的问题。
比如关于文学的名利观问题，夏可为将当作家视为未来的出路，这种职业角色设定在五十年代是极有风险的一种选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的职业选择和出路并不很多。升学、招工和参军是当时农村青年离乡进城的几种常规途径。较低的升学率使得相当一部分学生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拿1957年来说，共有六百多万应届毕业生（近二十万高中毕业生，一百多万初中毕业生，五百多万高小毕业生），但如此众多的毕业生里相当一部分高中生不能升入高等学校，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入初中。从制度层面看，1958年开始推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市招工制度、粮油布棉的定量供给制度和出门必须持有单位介绍信制度，使农村青年自由去往城市的选择空间变得非常狭小[18]。而作家这个职业，具有非常高的社会认可度，不仅可以得到人们的尊敬，更重要的是稿酬丰厚——出版一本书可以拿到五六万，甚至七八万的稿酬，而当时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至多上万元[19]。因而，当专业作家被很多青年视为一种理想的职业选择，甚至被视作一种可以实现名利双收的人生快速通道。
夏可为宁可放弃学习主业，在力不能逮的情况下仍要创作，不能排除写作的这种巨大名利诱惑对他的影响。很多青年将职业作家视为自己的理想出路，并且竭力声援夏可为的种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在确认作家作为青年出路的合法性。茅盾和周扬在五十年代中期对这种通过文学捞取名利的“一本书主义”进行过批评。“‘一本书主义’者把写书看做满足个人名利欲望的工具，以为写了一本书就可以伸手向人民要东西，高踞于人民之上。”[20]在五十年代的政治批判运动中，丁玲、冯雪峰被视为党内资产阶级的“文学贵族”，他们的“一本书主义”遭到了激烈的批判。茅盾认为对于这种“鼓励青年作者以取得个人的名誉地位，取得个人的不朽为创作（一本书）的目的”和“公然提倡个人崇拜”的“一本书主义”，应该加以检查和纠正[21]。由此可以看出，夏可为与同时代的青年，在非常逼仄的职业类型选择中，钟情于文学并试图当作一种改善人生命运的通道时，恰恰充满了很大的风险。这种危险来自于，在劳动、基层、生产作为方向性意识形态时，“文学家”和“写作”是容易蛊惑青年走上邪路的职业选择，“将文学当成个人猎取名利的手段”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22]。因而，夏可为的作家梦遭到批评也在情理之中。
青年问题作为一种现象出现，常常是基于青年的现实处境、青年诉求与既存秩序之间发生一定的矛盾。也即青年问题的生成，一般导因于社会对青年的高期望值与青年满足程度低的错位、社会制定相应的规范与青年逾越社会规则的冲突、青年融入并改变现有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之间的不和谐[23]。透过“夏可为事件”，可以鲜明地看出在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语境下，国家社会治理与青年秩序正在经历着巨大调整，青年群体作为重要力量逐渐被纳入到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生产的整体框架中，青年的学业、就业和人生规划被国家整体统筹与安排，青年个体的选择权被压缩甚至被取消。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在“新世界”中的位置是什么，成为他们普遍性的疑惑。
二、赵树理的“极不平静”及其对青年出路的思考
在解读与“夏可为事件”处于同一时期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有研究者从青年与社会主义治理的角度指出，这部小说“呈现了不同类型的青年以不同的姿态进入到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努力”[24]，激进青年林震、热衷于形式主义“纸面治理”的韩常新、从激情遁入日常的赵慧文，以及曾经的革命青年继而成为寻求条件成熟的治理者的刘世吾，呈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治理的复杂性。可以说，“夏可为事件”同样呈现了此时国家治理秩序在指导、规定青年出路问题时呈现出的异议和抵制，以及青年在有限申诉、抗争后臣服于政治要求与青年治理体系的复杂过程。“夏可为事件”的本质在于，青年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规定与青年个体意志产生矛盾时，社会治理秩序是对青年让步，为其成长腾出更多自由空间，还是对青年选择进行干预以提供某种青年方向？很显然，答案是后者。赵树理、老舍和“编者按”代表主流话语和社会治理者，通过明确的批判立场和严厉的措辞，对青年的职业取向进行了某种方向性的发声。赵树理是“夏可为来信”的最早对话者，也是后来论争中的重要参与者。从五十年代中期，他对青年的出路就展开了长驱直入的思考，这种思考一方面体现在系列论述性的文字中，另一方面体现在《杨老太爷》《互作鉴定》《卖烟叶》的小说叙事中，而且政论性叙事与小说叙事之间相互印证，共同聚焦青年道路的选择问题。
对于青年人，赵树理一向惜才，并且会不遗余力地相助。帮助山西作家陈登科发表作品并呵护其成长，成为赵树理爱护青年人的佳话。据戴光中记载，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陈登科给《说说唱唱》投寄了自己的小说《活人塘》，因为字迹模糊又夹杂了大量象形文字而不堪卒读，随后被编辑扔进了退稿堆。作为主编的赵树理从退回的稿件中发现了陈登科的作品，继而亲自修改，为之配上“四人赞”读后感，发表在《说说唱唱》上。赵树理后来通过书信向陈登科传授创作经验，为他推荐书目，并牵线使陈登科到中央文学研究所进修学习[25]。另一方面，面对青年学生来信请教写作经验，要求推荐发表，甚至要求帮忙找工作，赵树理不胜其烦，甚至逐渐极度厌恶。“过去我对一些有名利思想表现的青年非常敏感，具有深恶痛绝之意。文艺界每谈到发动青年创作，以培养接班人，我也感到重要，可是一遇到上述那些青年来信来稿的钻营乞怜之语，我便觉怒不可遏，不过我对他们的态度仍以说服教育为主，所复之信，也不发表。”[26]围绕青年出路、业余写作和专业写作，安心农业生产等内容，赵树理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写了大量的篇什（除了上文提及的夏可为事件中的几篇之外），代表性的篇目还有《和青年作家谈创作》《谈课余和业余的文艺创作问题》《“出路”杂谈》《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才”和“用”》《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与杨一明同志谈理想和志愿》，这些内容大多收在《三复集》[27]中。
在这些论述中，赵树理谈论得最多的是关于青年从社会分工的差别中寻找名利的思想和出路设定。在《三复集》后记中，他这样说：“重复得最多的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学生为多）对‘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差别问题’的看法，和基于那种看法所产生的学习创作的动机。”[28]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城乡差别是一个客观存在，城市的经济和文化、薪酬水平和生活条件都要明显高于农村，落脚城市也成为青年人追逐的梦想。加上较高的稿酬吸引[29]，通过写作成为作家，是很多青年走向城市的一种很有诱惑力的出路。对于这种现象，赵树理一针见血指出只愿到城里找“出路”，只愿当干部不愿回农村，说到底是在找“职位”，找“享受”[30]。
1957年《中国青年》第21期发表“黄玉麟来信”，并展开“知识青年为什么要经过劳动锻炼”的讨论。黄玉麟是一个在机关工作五年的共青团员，在党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的大潮下，被单位安排去参加劳动。他虽然服从了安排，但通过这封信坦承了诸多疑惑和看法。比如，他认为对知识分子来说，生产劳动不如搞业务的价值大；改造思想只要努力学习、工作或参加义务劳动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参加几年生产劳动。《中国青年》杂志在随后的第22-24期，连续三期，围绕黄玉麟来信讨论知识青年的劳动锻炼这一话题。通过下乡或回乡干部、热心读者的来信，以及社会重要人士、官方代表人物的发言，“知识青年参加劳动生产锻炼”的必要性得到重申。有的学者指出，由于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着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工农群众，轻视集体，轻视别人，轻视政治，轻视实际工作，以及重视自己，强调个人作用，能高不能低，主观片面，偏激冲动，不从实际出发，有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青年知识分子到生产劳动中去，到基层工作中去，是今后知识青年锻炼改造的“根本道路”。[31]时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组长的邓力群撰写长文，系统论述知识青年参加劳动生产的诸多问题，指出上山下乡和开展合作化运动的农村是当下知识青年应该选择的方向，那些轻视体力劳动、偏爱脑力劳动，以及不顾集体利益，看重个人名利和得失的思想，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32]邓的文章，对当时青年的出路所涉及的城乡偏爱、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做了方向性的指引，成为五六十年代青年治理和青年秩序的重要内容。赵树理的《“才”和“用”》，正是在这一争鸣背景下对“黄玉麟来信”的回应。在赵树理同类文章中，这篇劝说青年安心劳动生产的文章算得上一篇长文。看得出来，赵树理对黄玉麟这样的不愿参加劳动生产、“故意制造大材小用或用非其才”论调的青年知识分子，极其厌恶，对黄玉麟来信中的重要观点逐个加以驳斥，重申劳动对于青年的不可置疑的价值。《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刊登了“杨一明来信”，高小毕业生杨一明在来信中透露自己想当伟大的工程师、文学家、天文学家、原子学家、万能的科学家、杰出的宇宙飞行家，后因为未能升学而参加了农业生产，觉得理想和未来都破灭了。对这封来信的讨论，实际上还是“黄玉麟来信”争鸣的继续，赵树理旗帜鲜明地反对杨一明想当各种“家”，而看不起农业生产和体力劳动的价值观。他说，我国当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城市与乡村、工人和农民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差别还没有消灭，而杨一明正是想“从这些差别中为个人寻找名利”、“从差别中找点个人便宜”，如果不彻底放弃这种“从三种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的怪梦”，“即使更换一千种业务，也不过是造成一千种机械感罢了” [33]。
从“夏可为事件”中的疾言厉色到对“黄玉麟来信”、“杨一明来信”的激愤回应可以看出，赵树理对知识青年带着过强的名利观寻求成长出路、从差别中捞取便宜、厌恶体力劳动而一心向往城市生活的价值观非常反感，驳斥性的回复中充满了“极不平静”，事隔几年后他自己甚至认为“这种态度是错的，总不如平心静气讲使人易于接受”[34]。在青年发展的另一些问题上，他有着理性的思考与相对平和的表达。比如在青年作家的业余化和专业化问题上，赵树理倾力颇多。
文艺创作和作家队伍的培养，是新中国建立后文艺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在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面对作家作为一种既有实利又有神圣感的职业对于青年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现实情况，如何确立职业写作、业余写作和工作之间的轻重，如何引导怀有写作梦的青年群体和业余作家的写作热情，成为此时社会性的问题。刘少奇1956年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指出，作家协会对于业余作家 “一定要看重他们，培养他们，要采取欢迎、帮助、支持的态度”[35]。茅盾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检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时，指出当前很多刊物有“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文艺批评存在着对新生力量冷酷嘲笑和打击的“贵族老爷的态度”[36]。尊重业余作家与青年人的创作热情是一方面，如何让他们处理好职业化写作、业余写作和工作的关系，成为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主流的声音也比较一致：“关于工作和写作问题。应该以业余创作为主，专业作家是少数的，将来也是少数，要培养大量的业余作家。”[37]在这个问题上，赵树理对于青年写作者有很多苦口婆心的言论，总体上他并不建议青年人在社会阅历很少、理论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写很多东西，他在受邀讲学时总会规劝青年安心于写作的业余化，甚至对作家专业化问题持怀疑态度。他说，喜欢文学不一定要成为作家，就如同很多人“爱看戏”，不一定非做演员不可，大多数还只是“爱好者”而已[38]。
除了这些论述性的文字体现了赵树理对青年诸多命题的思考，小说也成为他思考这些问题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赵树理探讨青年问题的小说有《杨老太爷》（1962年）、《互作鉴定》（1962年）和《卖烟叶》（1964年）。这些小说延续了赵树理在五六十年代的青年观，寄予了他对青年成长中的阻碍性因素或青年作为负面形象的思考。《杨老太爷》呈现的是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承受着家庭旧思想和农村旧传统的阻力。杨大用代表的父辈重实利、只看重小家利益，没有集体和大局观念。杨大用和妻子与妻弟，所形成的家族势力，在金蛋和铁蛋这对青年兄弟的成长道路上，充当了阻碍力量：金蛋被选为南下民工的候选人，遭到杨大用的抵制，铁蛋作为国家干部，回乡探亲，被父母和舅舅反复盘问能挣多少钱，能给家里多少钱，为此甚至僵持到需要村长来调节的地步，最终开明的村长设计故意放走铁蛋。通过金蛋和铁蛋两个青年在成长道路中所受到的家族阻力，赵树理试图揭示的是传统乡村伦理秩序与家族主义在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在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过程中，它们可能成为一种阻碍性力量。铁蛋的狼狈逃离，只是暂时搁置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青年在寻求出路中遇到的困境，这也是赵树理的困境。
《互作鉴定》和《卖烟叶》属于赵树理后期创作中典型的青年题材小说，主要聚焦五六十年代农村生产建设中的问题青年或失足青年。《互作鉴定》关注的是知识青年不安心在农村参加劳动，一心想要离开农村的现象。初中毕业生刘正回到乡村后，厌恶劳动，不愿意下水，不想拉锯，不想烧沙锅，便写信给县委书记求助，认为自己在“一个冷酷无情角落里”，受到“排挤、讽刺、打击”，要求调离农村，并在县里安排工作。刘正不甘心在农村劳动，沉迷于写诗和“干英雄的事业”，故意歪曲事实，制造自己处于苦海的假象。刘正的诡计最终被识破，县委王书记和知青群体通过批评会的方式对他进行思想改造和说服教育。关于这篇小说的由来，赵树理曾说，这是对经常收到青年希望当作家，而不愿意劳动，请求指点的来信的回应。“在农村里，有不少的中学生看不起劳动，认为当了中学生，就不能参加农业劳动；在城市里也有这样的人，认为中学生不能当售票员、理发员，中学生不能卖汽水等等。我接到这样的信，碰到这样的青年不少，感情上就觉得很不安，这是因为青年人受了旧思想的影响。我一方面给他们回了信，一方面就琢磨了个头头，想写一篇小说。”[39]可以看得出来，醉心于写作、不愿意参加劳动的刘正身上，有着夏可为和黄玉麟的影子，甚至，小说《互作鉴定》是赵树理参与并激愤回应“夏可为事件”和“黄玉麟来信”之后对农村青年的一种更为形象化的思考。随着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以及随后在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日趋激烈。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赵树理于1964年创作了以农村青年投机倒把为主题的《卖烟叶》。《卖烟叶》中投机青年贾鸿年及其投机失足事件有其生活原型：一个叫甄海年的文学爱好者曾带着自己创作的作品，当面向赵树理请教，面对这个退学专门写作的高中生，赵树理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卧薪尝胆》剧本“不是成功之作”，认为他的知识积累和文学修养还没有到“写历史剧的程度”[40]。作家梦受挫的甄海年后来贩卖党参在长沙被公安机关抓获。“甄海年失足事件”与赵树理一直关注的青年出路问题不谋而合，也成为他创作《卖烟叶》的直接诱因。
如果从青年叙事的角度来看《互作鉴定》和《卖烟叶》，可以发现，两篇小说共享了关于青年的“生病-疗救”的叙事逻辑。《互作鉴定》中的刘正的“病”体现为好逸恶劳，不愿扎根农村，正如县委王书记所说，“你的病根子仍然在于不安心劳动，说‘什么都愿干’是个幌子，真正的意图还是想到外边找一个个人出头的机会！”[41]比起刘正的鄙视劳动、一心想回城市工作的“心病”，《卖烟叶》中的贾鸿年的“病”则更为致命和危险：一方面，作为没有考上大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贾鸿年，把回乡劳动当作暂时的过渡，由于渴望一鸣惊人的前景，只要有点机会，他就想着“出去混”；另一方面，由于出生于商人家庭，受父亲和舅舅重利思想的影响，贾鸿年诡计多端，见风使舵，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并最终因为倒卖烟叶走上犯罪道路。正如上文反复提及的，由于作家和从事专业写作在五六十年代具有名和利两方面的优越性，因而，当作家成为此时很多青年的职业选择或是改变现状的一种方式。赵树理在这两篇小说里，再次探讨青年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将文学梦视为一种病症，在“写作-劳动”的对立关系中确认劳动政治的合法性。《互作鉴定》中的刘正不安心工作，沉迷于写诗，工分只挣得一厘，被人戏称为“一厘诗人”，而《卖烟叶》中的贾鸿年，有一定的写作基础，沉迷于写作，甚至影响了考大学，回乡参加劳动后，前任大队长的丰富的人生经历唤起他重新修改旧稿的热情。但写作在贾鸿年这儿，具有明确的赚钱和成名的功利动机。对写作的这种认知误区，加上“特种家风”的影响，贾鸿年很快走上了不法道路。
可以看出，在赵树理的这两篇小说里，写作成为一种使人堕落走入歧途的危险事情。那么，写作一定会使人堕落吗？为了避免认知上的这种绝对化逻辑，在《卖烟叶》中，赵树理让周天霞向王兰提出“是不是一个人爱好了文学就会变成个人主义者”这样的问题，王兰借用班主任李老师的话指出，抱着个人目的与抱着为共产主义爱好文学，前者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可以看出，在赵树理的叙事逻辑里，“写作-劳动”是一对具有明确是非的价值选择：写作是一种容易把青年引向名利，使他们不安心生产劳动的危险职业，而青年的正途在于扎根农村，踏实劳动。可以说，这两部小说体现了赵树理对于写作的批判和对劳动的肯定，“在赵树理这里，这种劳动乃是生存的唯一可靠的手段，是人在世界上获得‘主体’位置的唯一方式。与体力劳动相对立的‘写作’则是幻想性的、虚浮的，它丝毫不能使人获得拯救。”[42]毫无疑问，走入歧途的刘正、贾鸿年，正是思想和行为陷入迷途的“病人”，特地下乡解决刘正问题的县委王书记、扎根基层的优秀知识青年李耀华、李晚秀、陈茵、陈封等人构成了疗救刘正的强大力量，他们的轮番教育和话语训导能否真正改造刘正，小说并没有回答。同样，贾鸿年在李老师的教导和法律制裁下，能否真正醒悟，能否由“鬼”[43]变成人，能否彻底医治病根，能否成长为王兰那样的社会主义新人，赵树理并没有给出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对“夏可为事件”中青年群体表达出的激愤态度，以及对贾鸿年、刘正等问题青年的叙事立场，一方面显示了他与主流话语比较类似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在如何叙述青年和表现现实问题上，恪守己见的赵树理选择了与主流意见不一致的写作路数。比如《卖烟叶》的写作，当时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的领导对赵树理寄予厚望，期待他在作品下部着重突出正面人物王兰的戏份。但事实上赵树理并没有这样写，而是更加浓墨重彩书写农村的投机倒把的社会阴暗面。这使文艺界的某些尊者觉得赵树理是个“扶不起的君子”，甚至《卖烟叶》下半部差点无法刊发[44]。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处于“一想就碰墙”[45]的创作困顿期，赵树理对青年问题的思考和叙事，既有与主流话语合流的地方，也有溢出“领导意志”的个性化坚持。而这种特立独行的赵氏表述体现的正是赵树理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独立判断的品格。
三、青年主体性危机与新的青年秩序生成
“夏可为事件” 是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青年事件，它呈现了青年群体的人生选择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冲突，以及青年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之间的有限博弈。“夏可为们”被质疑、作为负面人物进入到争鸣和文学叙事里，意味着新的青年治理秩序的生成。在传统青年类型的整体性变迁中，青年自我主体性也面临着新的危机。
有学者在考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时，指出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个人对社会制度和国家的组织性依赖，因而，中国个体的崛起与国家的制度性变迁紧密相连。“对社会制度的依赖决定了当代的个体不能自由地寻求并构建独特的自我，男男女女必须根据某些指南和规则来设计自己的生命轨迹，因此他们最终得到的反而是相当一致的生活。”[46]这种论述也可用来描述“夏可为们”在五六十年代面临的现实处境。在自由传统趋向没落，个体空间逐渐狭小的五六十年代，青年的成长道路被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和组织干预中，青年的人生方向被设定为到农村去，安心生产劳动，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他们应该崇奉的精神旗帜。在这样的语境下，青年的权利和差异性诉求被忽略，青年的个体性受到极大约束。可以说，1949年以后，青年的角色内涵和社会身份发生了整体性的变迁，即“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从以前的‘青年’的主角、民众的‘启蒙者’变成了教育和改造的对象，政治地位趋于下降”[47]。青年社会地位的下降和个人空间的衰减，在五六十年代确实也引发了青年的不满和抗议，在1957年“鸣放”时期，一些青年抱怨毕业生“没有选择自己前途的权利”，认为青年不应该“盲目服从”，不愿意做“木偶”[48]。但这种抗议显然并不足以扭转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中青年不利的地位，在声嘶力竭地表达这种反抗的声音后，他们只得接受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青年定位。
实际上，在赵树理和老舍对“夏可为来信”的回应中，他们是基于政治性的要求，将“夏可为”视为一种好高骛远、利欲熏心的负面典型，进而采取了整体否定的论争策略，通过对夏可为的否定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时代价值观和青年志业观。在强势而激进的政治性表述面前，夏可为来信和随后论争中青年们的正当性诉求被忽视。时过境迁，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夏可为事件”时，一方面能够理解，它昭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语境下青年群体必须接受社会角色重新定位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对青年角色的这种单一性的规定实际上牺牲了青年选择的多样性。这种青年秩序弊端在当时就已有端倪。比如，夏可为在最后的来稿中，对于赵树理在《青年与创作》中的很多观点是“不大完全同意的”[49]；比如对于赵树理所说的青年想当作家都是名利思想作怪，青年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不可以进行写作，他都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再比如，在对女儿赵广建的职业进行规划时，赵树理要求女儿“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回原籍参加农业社”和“参加农业社直接生产”，但也遭到了“驳回了我好多建议”、“说不服你”的父女冲突[50]。很显然，赵树理在指导青年职业选择和人生道路设计时，依据的是主流规范确立的青年价值观，对于僭越青年秩序的“不顺应者”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但是不可否认，他的身上却有一种小生产者的狭隘情绪，以偏概全，杞人忧天，看到几个沽名钓誉、投机取巧的青年，便忧心忡忡地以为大事不好”，“进而因噎废食，觉得不宜给青年人创造条件，让他们一门心思从事创作”。[51]
可以看出，对青年职业去向和社会角色的政治化设定，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新的趋势，由于忽略了青年个体诉求的合理性，而遭到了青年的反抗。但青年的反抗在群体本位和政治本位的五六十年代，显然并不构成对青年秩序的整体性撼动。青年在这种政治秩序下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新的危机与困惑。这种危机也即是青年在新秩序中寻求位置、确认主体性时面临的制度性压抑和选择的无力感，或者说体现为青年在顺应者和抗争者之间的挣扎。法国学者阿兰·巴迪欧认为，历史大变动会带来对传统世界的摒弃，这也是“真正的人性的风暴”，因为，这种大变革“开创了主体的危机”，他把“年轻人在寻找他们在新世界中的位置时，体验到了极大的且越来越大的困难”称作“真正的危机”[52]。对于夏可为、黄玉麟、杨一明等来信坦承人生出路和职业困惑的青年来说，最大的困惑是在农村和劳动具有绝对合法性的五六十年代，如何安置写作和关于各种“家”的理想，以及向往城市为何带有原罪。《互作鉴定》和《卖烟叶》中，尽管有安心扎根农村的社会主义新人郭晚秀、陈封、陈茵和王兰，但也有刘正、贾鸿年这些醉心于写作，试图通过写作走向城市实现理想的另一类“问题青年”。政治的统一召唤并不能消弭青年的这些职业困惑和生存危机，遗憾的是，这些困惑和危机并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成为青年成长中的负面因素。钱理群在回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历史潮流时，曾指出青年走向农村天地后，都面临着一个身心融入农村和乡土的问题，这是青年普遍存在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是他们与乡土之间的“陌生感”和“疏离感”。“这样，一边不能真正进入，另一边又主动疏离，这就成了悬浮的人、无根的人，这就构成了自我存在的危机。”[53]对于刘正、贾鸿年这些无法融入农村而充满“危机”的知识青年，赵树理并没有同情，更谈不上理解，这种政治家式的黑脸批评和单向度说教同样体现在他对夏可为和黄玉麟等社会青年来信的回复中。
如果从现代青年史的角度来看，青年的个体空间、个人诉求在五六十年代不断被挤压、被规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实际上青年的社会角色自现代以来即存在着个人被压抑的历史脉络。“在扮演反抗家庭、改造社会、谋求民族独立和民众解放的社会角色的过程中，‘五四青年’始终面对着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即角色使命与个人的权利、自由的两难状况。正是这些青年，当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形成之时，必须接受为了人民和国家而放弃个人的选择，顺应了国家的意识形态。”[54]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培养机制中，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青年突击队成为具有价值引导功能的典型角色类型。除了发挥这种理想人格的示范作用，奖惩制度、选拔制度和职业分配制度也为青年培养提供了严密的制度保障。青年的成长被纳入到组织化的秩序中，其结果便是孕育出了“顺从青年”和“反抗青年”两种青年角色[55]。
因而，夏可为事件，可以视作青年在五十年代一次不成功的个体价值和主体性的伸张，这种伸张以过于强烈而稍显稚拙[56]的个人话语面世，引发了青年出路、职业选择、名利观、个人主义等话题的大规模争论。但要注意的是，“夏可为事件”中志在成为作家的青年主角，以及作为该事件延续的《互作鉴定》《卖烟叶》中的热衷于文学的青年群体，具有这样的功能意义：由于文学青年具有“浪漫、幻想、自由、表现自我、外向或扩张的、反世俗、求道者”的气质，从而常常成为革命征用的资源，并常常与体制化的革命发生冲突，成为“反体制的重要力量”[57]。围绕夏可为、黄玉麟、杨一明等的来信展开的论争或文学叙事，一方面呈现了青年被主流征用和训诫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正是这些青年作为异质者、反抗者引发的个人和集体、农村和城市、劳动和创作的剧烈争议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治理过程中危机性的存在。有研究者在考察当代文学时，指出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与革命理念之间存在冲突，形成了作为社会结构问题的社会主义危机，这些危机表现在平等主义与社会分层、科层制和群众参与、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等范畴上[58]。“文学青年”在此时的社会争鸣和文学叙事中被大量征用，并被编码成反主流力量和亟待改造对象，正是社会主义“人的危机”的显现。“文学青年”身上这种由世俗与理想、个人与集体、城市与乡村的选择所带来的危机，在共和国前三十年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主流话语和新的青年秩序面前，只是被暂时延宕和遮蔽。无论是“夏可为来信”、“黄玉麟来信”，还是赵树理的小说叙事中，这些关于青年困境的“回应”只是完成了青年危机的假定性克服，文学青年的出路之惑依旧存在，青年的危机并未得到解决。总之，“夏可为事件”昭示了五六十年代青年具有一种恢复青年主体性的冲动，通过“上书”方式表达渴望自由选择、甚至弯道成长的诉求，尽管这些诉求里包含了违逆主流价值观的危险倾向，以及过强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但这种努力毫无疑问显示了青年一代在五六十年代这一新的语境下主动寻路的成长姿态。
注释：
[①] 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②] 于果：《青年人不应该富有理想和抱负吗？》，《中国青年》1956年第11期。
[③] 王中：《一份对工作分配的意见书》，《中国青年》1957年第4期。
[④] 《知识青年为什么要经过劳动锻炼？（问题讨论）》，《中国青年》1957年第21期。
[⑤] 《怎样准备过好共产主义关？（问题讨论））》《中国青年》1958年第21期。
[⑥] 《杨一明同志给他哥哥的信》，《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
[⑦] 参见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赵树理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戴光中：《赵树理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8页；牛菡：《文学青年与作为职业的文学：从1957年“夏可为的来信”出发》，《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夏可为的来信和由此展开的论争也可参见《文艺学习》1957年第5期、7期、10期、12期；老舍：《答某青年》，《人民文学》1958年第2期；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五卷 1957-1961），董大中主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5页、49页。
[⑧] 赵树理：《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文艺学习》1957年第5期。
[⑨] 赵树理：《青年与创作——答为夏可为鸣不平者》，《文艺学习》1957年第10期。
[⑩] 老舍：《答某青年》，《人民文学》1958年第2期。
[11] 牛菡：《文学青年与作为职业的文学：从1957年“夏可为的来信”出发》，《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12] 公刘：《怎样当主人？》，《中国青年》1957年第10期。
[13]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新中国青年工作编年纪事：1949.10-2012.5》，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14] 胡耀邦：《中国青年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任务》，《人民日报》1955年9月21日第2-3版。
[15]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新中国青年工作编年纪事：1949.10-2012.5》，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16] 秦浩：《到生产中去，到基层中去！——给今年的中、小学应届毕业生》，《中国青年》1957年第3期。
[17] 赵树理：《青年与创作——答为夏可为鸣不平者》，《文艺学习》1957年第10期。
[18] 邓敬雷：《知识青年问题初浅研究》，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4-08-04
[19] 牛菡：《文学青年与作为职业的文学：从1957年“夏可为的来信”出发》，《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20]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第215页。
[21] 茅盾：《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第202页。
[22] 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74页。
[23] 佘双好 张春枝：《从“青春崇拜”到“青年问题”——中国社会青年观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北京青年研究》2014年第2期
[24] 董丽敏：《青年、革命与社会主义治理探索——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的考察》，《文艺争鸣》2021年第9期。
[25] 戴光中：《赵树理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5-296页。
[26] 赵树理：《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76页。
[27] 赵树理：《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0年。
[28] 赵树理：《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150页。
[29] 张高领：《“通时合变”的危机——<卖烟叶>与赵树理农村知青想象的“终结”》，《成都大学大学》2021年第4期。
[30] 赵树理：《“出路”杂谈》，《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115页。
[31] 李丛：《今后知识青年锻炼改造的根本道路》，《中国青年》1957年第24期。
[32] 邓力群：《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参加劳动生产进行劳动锻炼》，《中国青年》1957年第24期。
[33] 赵树理：《不应该从“差别”中寻找个人名利——与杨一明同志谈理想和志愿》，《中国青年》1960年第16期。
[34] 赵树理：《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76页。
[35] 刘少奇：《对于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第16页。
[36] 茅盾：《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第202页。
[37] 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74页。
[38] 赵树理：《与青年谈文学》，《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39] 赵树理：《在北京市业余作者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第6卷），《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40] 杨占平：《颠沛人生：赵树理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68-170页。
[41] 赵树理：《互作鉴定》，《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14页。
[42] 张颐武：《赵树理与“写作”——读解赵树理的最后三篇小说》，陈荒煤等：《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第273页。
[43] 赵树理：《卖烟叶》，《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
[44] 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45] 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46]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29页。
[47] 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06页。
[48] 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49] 夏可为：《夏可为来稿摘要》，《文艺学习》1957年第12期。
[50] 赵树理：《愿你决心做一个劳动者》，《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109-111页。
[51] 戴光中：《赵树理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3-304页。
[52] [法]阿兰·巴迪欧：《何为真正生活》，蓝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页。
[53] 钱理群：《致青年朋友：钱理群演讲、书信集》，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第97页
[54] 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55] 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01页。
[56] 夏可为的来信中的错别字都原封不动地发表于杂志，表面看是呈现夏可为信件的原貌，实际上也构成了夏可为作为一个学生在文化素养、知识水平上的硬伤，通过这种“展览”，夏可为在与赵树理、老舍的“对话”中的被教育意味显而易见。
[57]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3、18页。
[58]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6-367页。
（原载于《人文杂志》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