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尹薇薇》是王蒙20世纪50年代写作并遭遇发表受挫的“未刊稿”，80年代后期经过改写后得以发表并获奖。新版《尹薇薇》使得王蒙早期写作中的一块文学拼图“失而复得”，是理解王蒙早期文艺心理颇为宝贵的文本，它的一波三折的发表史复原了此时的社会语境和文艺风尚。经由《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尹薇薇》可以清晰看出王蒙早期文艺思想中关于青春从“衰颓”走向“庸俗”的演进过程。从影响源来看，小说有浓郁的“鲁迅风”，法捷耶夫、契诃夫等俄苏资源影响了王蒙在50年代“反抗庸俗”的价值视点，而到了80年代王蒙对尹薇薇及其“庸俗生活”有自觉的认知调整。在叙事层面，《尹薇薇》具有“元小说”的现代叙事智性，在旧有文本中糅合进文本的生成源、发表历史、写作心境和当下品评的叙事手法，具有对于时代和自我的双重回溯和复调特征，提供了“旧作重述”的独特范式。

关键词：王蒙；《尹薇薇》；未刊稿；早期文学；认知变迁

一、曲折的《尹薇薇》：从“未刊稿”到“冰熊奖”

在王蒙的写作历程中，存在着“旧稿重刊”的现象，即由于特定时代语境的原因，一些未能刊发的旧稿，在新的语境下，得以重见天日。这些作品中，有的是新旧两稿未曾作大的变动，经过历史动荡，得以保存并原貌发表，比如写于1963年夏的《<雪>的联想》，王蒙于1964年将它寄给《甘肃文艺》，未果。1979年他接到《甘肃文艺》编辑部的来信，被告知该作即将在该刊发表[1]。另一类“未刊稿”，在新的语境下经过二次加工，而后得以重新发表，这类作品有《等待》《这边风景》和《尹薇薇》等。比如《等待》是写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一部短篇小说，用非常抒情的手法描写柏拉图式的爱恋。八十年代，王蒙旧作新写，“一去不复返的昨日与尚未适应的今天混在一起写”，形成了新时期的作品《初春回旋曲》[2]。《这边风景》作为王蒙写作生涯的“中段” [3]，1978年完稿，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出版，尘封近四十载后，经过王蒙修改，得以于2013年出版。

重新发表的“未刊稿”，还包括《尹薇薇》这部作品。《尹薇薇》写于1957年早春，患了感冒的王蒙，在病中写下了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围绕青年人革命意志消沉的主题，勾勒了“我”与日常生活中沉于世俗的尹薇薇的会面与所思。这部作品与此前明朗的《冬雨》、激愤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风格不同，调子上显得低沉。小说写完后，王蒙先后给《北京日报》和《人民文学》，由于时代原因，作品未能刊发，在随后的运动中，《尹薇薇》成为批判王蒙的材料。对于这段经历，王蒙在自传里这样记述：

“这篇东西写得浅，有点幼稚。最初，我给了《北京日报》副刊。后来责任编辑辛大明把清样退了回来，说是最后一分钟主编周游决定不用。稿子证明，责编遵命作了许多修改，如把尹薇薇有两个孩子改成了一个孩子——按，当时尚未实行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我把它转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的编辑把所有《北京日报》上改过的东西又都恢复成原状。 [4]

1979年，“摘帽办公室”将旧稿《尹薇薇》还给了王蒙[5]，八十年代，王蒙找出了《尹薇薇》这篇旧稿，对它进行了加工和再创作，形成了新作《纸海钩沉——尹薇薇》（下文《尹薇薇》是指1957年的旧稿，《纸海钩沉——尹薇薇》指八十年代后期修改后发表的新作，用“新版《尹薇薇》”指代），后来在《十月》杂志上刊发。《十月》杂志1981年开始设立名为“十月文学奖”，以此奖励在《十月》上发表的优秀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以及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作品。八十年代末期，意大利意伯纳公司、河南商丘低温设备厂与《十月》杂志联合举办“冰熊文学奖”——由于合作公司生产的“冰熊牌”系列冰柜驰名中外，该奖冠名“冰熊”。该次评奖是“十月文学奖”的第四届，以奖励1988-1990年之间发表在《十月》上的优秀篇什。王蒙的《纸海钩沉——尹薇薇》成为获得“冰熊奖”短篇小说奖的五部作品之一。

责编过王蒙《纸海钩沉——尹薇薇》的《十月》资深编辑张守仁曾这样描述王蒙的创作主题：“1957年前，革命加青春；1977年后，八千里行程，三十年风云。”[6]这种概括基本准确。王蒙在1958年之前的几部重要作品，主题都以“革命加青春”作为主线，《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尹薇薇》莫不如此。尽管旧稿《尹薇薇》我们已无法看到完整原文，但在新版的《纸海钩沉——尹薇薇》中仍能大致看出其详。“尹薇薇”的故事大致是关于革命者意志消沉的叙事，讲述了归来者“我”前来看望曾经的恋人尹薇薇，而后失望离开的故事。“我”与尹薇薇在50年代原是情谊甚笃的恋人，可是羞于表达，抗美援朝开始后，“我”和尹薇薇决定结束两个人的情谊，两人约定，不再通信，等五六年后两人成长了再合作搞创作。当“我”六年后如约回来并试图兑现当年的承诺时，悲哀地看到，尹薇薇已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蜕变了。更为悲哀的是，尹薇薇不允许保姆回家看望生病的儿子，责备自己的母亲等行为，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在她身上的某种退化。

如果仅从故事的内容来看，原版《尹薇薇》似乎并不是一个多么出彩的叙事，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久别相见和理想志趣分道扬镳的故事，混杂着“组织部”里革命意志退却后赵慧文式（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形态。可以想见，在满怀豪情建设社会主义的五六十年代，这样一个抒情性很强，但基调并不高昂向上的作品，显然在精神风格上略显消极，与时代精神明显相左，因而最后被两家刊物弃用，也在情理之中。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鲁迅叙事的当代“重述”，何以在新时期重新焕发光彩？也就是说，未刊稿《尹薇薇》时隔32年后，经过王蒙的重新讲述，为什么能够在文学黄金时期的八十年代大放光彩，并跻身于获奖小说的行列？这里固然有八十年代的文学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重要外围原因，宽松的文学环境使“尹薇薇”在八十年代的“复活”成为可能。但仅有外部环境，如果没有“尹薇薇”在新时期的“易容”和“升级”，这部旧小说，未必能够绽放光彩。而尹薇薇的“升级”依靠的是“重述”。重述，一方面是对尹薇薇和“我”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不同道路选择和精神状态的当代观察，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文本所指涉的五六十年代历史的总体观察与省思。因而，王蒙在新时期对《尹薇薇》的重述，“也就包含有对一个时代的政治时尚和对一己的心路历程双重的反省意义”[7]。时代与自我的双重回溯及其所隐含的两个时代的“对话”构成了这个文本的特征。

除了在内容上提供了对大历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反省可能，通过这种“重述”，原先相对简单的故事形态，得以被扩充成了一个复调的文本。这种复调一方面体现为时间与视角上的复调。旧版《尹薇薇》的时间结构是在“六年后的今天”与“六年前的昨天”之间进行切换，用“今天”和“昨天”的时间轴再现“我”与尹薇薇各自的精神情态：六年后的“我”依然葆有知识分子的启蒙意志和人道主义情怀，试图兑现当年许下的一起创作的诺言；而尹薇薇已在生活里蜕变为一个沉于俗务、精神粗鄙的妇人。“重述”后的新版《尹薇薇》，除了原先的时间结构，还多了一个八十年代的当下时间。当下时间代表着一种当下视角甚至当下立场。由于有了这个当下时间/视角，“我”与尹薇薇之间的一切都具有了一种历史性，尹薇薇的过往，尹薇薇走向庸俗，都成为个体或一代人的历史阶段，都成了一种历史诗情。

新版《尹薇薇》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于重述带来的反思性和复调属性，还来自于在重述《尹薇薇》的过程中使小说具有了“元小说”（meta-fiction）的现代性叙事智性。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戴维·洛奇指出：“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8]如果说原来的《尹薇薇》是一个纯叙事性小说文本，那么，改写后的《尹薇薇》则以原来的小说文本作为核心要素，细致勾勒这个小说文本的历史遭遇与现实走向。也即，新版《尹薇薇》在讲述一部小说的诞生过程，呈现历史环境如何塑造一个小说在总体和细节上的生成，作者的真实心迹和改写动机、行为也在小说生成中得以书写。由此可以看出，《纸海钩沉——尹薇薇》既是关于人的精神史，更是关于一部小说的生成史。正如帕特里夏·沃所说，元小说关注小说自身的结构和小说的外部世界，这种呈现小说创造过程的写作行为，“潜藏着一种真诚的努力”[9]。可以说，新版《尹薇薇》借助于“元小说”的叙事手法，将原先的一个相对简单的记叙性文本，改写成了一个以“我”与尹薇薇相见的故事脉络为基础，融合进小说所处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外部世界”，以及外部世界如何影响小说历史进程的“元小说”文本。小说在历史反思、呈现叙述人的写作心路和勾勒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这些方面得到了增强，也实现了叙事品格和艺术手法上的开拓，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因而，《尹薇薇》从“未刊稿”到“金熊奖”的历程，呈现了王蒙个体写作史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自我调整与认知变迁，同时，也包含了社会史和文学史在三十余年演进中的诸多重要讯息。《尹薇薇》这一“出土文本”，既复原了王蒙早期写作中的一块重要拼图，又连接着王蒙在新的历史时期价值视点和美学精神的变化。可以说，理解《尹薇薇》的写作史和修改史，对于理解20世纪50-80年代的王蒙具有重要意义。

二、《尹薇薇》的写作心境与“青春褪色”叙事

《尹薇薇》诞生于1957年早春，而此时正是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发巨大舆论风暴和王蒙倍感巨大压力之际，此时也正值王蒙与妻子崔瑞芳新婚不久的“蜜月期”，同时他在写作上又处于一个渴望突破自我的焦虑期——这些社会和个体“事件”构成了王蒙写作《尹薇薇》的历史语境。因而，考察这些“事件”如何影响王蒙此时的写作心境，辨析这部作品的主题或叙事在王蒙写作谱系上的连续性或异质性，对于认识早期王蒙的思想及其艺术生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在王蒙研究过程中，存在着“头”和“尾”受重视程度高，而“中段”被忽视的情况。即《青春万岁》（1953）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的“头部”，以及“新时期”之后的“尾部”，被关注多，而“中段”的二十余年则是研究界的弱项。2013年《这边风景》出版后，王蒙称“在小说中找到了自己，就好比一条清蒸鱼找到了中段”[10]。其实，王蒙的“中段”不仅仅指写于70年代的《这边风景》，50年代中后期至“新时期”之间的作品还有不少：《冬雨》（1957）、《眼睛》（1962）、《夜雨》（1962）、《向春晖》（1978）、《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1978）、《最宝贵的》（1978）。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头部”和“中段”之间有两部作品，常常被忽略，即写于这一时期但未曾发表的“未刊稿”《等待》和《尹薇薇》。这两部作品的意义，王蒙称为“一个时期的写作的结束”。它们既是《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些头部作品的延续和总结，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写作断裂即将生成。由于此时动荡复杂的历史语境以及王蒙一波三折的人生命运，可以说，《尹薇薇》这样的“未刊稿”是王蒙在50年代中后期面对现实危机的一种艺术想象，隐含着王蒙的精神密码和心理真实。

可以把王蒙写作《尹薇薇》前后的重要事件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勾勒如下——

1956年4月，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人民文学》9月号发表。

1956年10月写作《冬雨》。

1956年12月起至1957年3月前后，《文艺学习》等刊物掀起《组》大争鸣。

1957年1月28日，王蒙与崔瑞芳结婚。

1957年2月9日《文汇报》刊发李希凡批评《组》的长文，从政治上上纲。

1957年初春（大概二三月），病中写作《尹薇薇》。

1957年的五六月份，王蒙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的行列变成了“不再保护”。

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梳理，可以大致看出，从1956年9月《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至1958年5月“确定帽子”，王蒙经历了该作品成功的大喜，也经历了人生的焦虑期和低谷期。关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争鸣最初带给王蒙的是声名鹊起的兴奋和“得意洋洋”[11]。与此同时，他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修改稿在中青社通过三审，可谓一夜成名。但随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发的批评性意见和负面的政治定性，给王蒙带来了心理上的重负，即使1957年1月28日大婚，仍然难抵这种山雨欲来的紧张。这时的王蒙深感处于歧途之中，看不清未来的路，被惶惶然所包围着，“我生活在一个路口，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确实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头，某些事情将要发生了。”[12]真正让王蒙感到紧张和惊慌失措的是李希凡1957年2月9日在《文汇报》上刊发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认为王蒙“醉心于夸大现实生活阴暗面的描写，以致形成了对于客观现实的歪曲”，认为王蒙与林震一样，“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的偏激和梦想，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13]，面对这样的上纲上线和政治定性，王蒙极为紧张，很快便给文艺界最高领导人周扬写信解释，“求见求谈求指示”[14]。结果是，周扬在面见王蒙时，转达了毛主席的“保护性批评”的意见，使得王蒙感到化险为夷。

1956年秋，王蒙被派到北京有线电厂任团委副书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巨大轰动带来的成名的喜悦，尖锐的批评，新婚之喜与分别之苦，这些政治与生活的激流让二十二岁的王蒙感到不适，甚至被他视为当时的“精神危机”：“说来惭愧，新婚乍别，我感到了一种酸楚。在班上缺少激情和投入，回家来孤孤单单，心神不定，心慌意乱，心浮气躁，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躁郁综合症。是成了‘名人’烧的？是终于患上了文学原植物神经紊乱？是新婚乍别症？是小资产阶级脱离工农？”[15]这种精神的焦虑，使王蒙无法在新的工厂全身心投入，和环境也有隔膜之感。对现实和世俗生活的厌倦，转而使他在文学上渴望焕然一新。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段（1956-1957），他创作了《冬雨》和《尹薇薇》。《冬雨》的内容和手法并不复杂，源于王蒙坐电车时，看到两个小孩在电车玻璃上的雾气上画画儿，由这样一个场景而受到启发，进而形成了这篇具有散文诗风格的短篇小说。但《冬雨》写作时的心境，以及这部作品所透露出来的现实和理想的“不和谐”值得注意。王蒙曾这样描述《冬雨》的写作心境：“《冬雨》的写作，是缘自那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我1956年9月份发表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后来就听说有人有这个意见，有那个意见。写《冬雨》是10月份时候的事儿。”[16]同时，也正是通过这种散发着淡淡哀愁的叙事作品，王蒙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和现实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在我痴迷的文学与并非无视也并不对之特别糊涂的现实生活工作之间，有某种不和谐，不搭调，有某种分裂和平衡的难以保持。”[17]《尹薇薇》写于1957年初春，王蒙曾这样表述该作品的由来：

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受到愈来愈多的指责的一九五七年的春天，一次病中，我收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寄赠给我的《鲁迅选集》，愈读愈觉得放不下。刚好心血来潮，便写了《尹薇薇》，写一个女大学生被生活所消磨，调子不太高，记得最后一句是尹薇薇呼唤“我”说：“风大了，竖起来你的大衣领子！”[18]

可以说，在理解1950年代王蒙的文艺风貌及其早期文艺心理时，《尹薇薇》是相当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一部作品。正是这部五十年代中期辗转几处却未能发表的“未刊稿”，包含了1956-1957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王蒙的诸多真实心迹及其文学投影。《尹薇薇》真实而典型地凝聚了处于这一复杂历史情境中王蒙的心灵危机及其美学表述。从艺术风格来看，格调低沉，小说结局和整体氛围略显灰暗的《尹薇薇》无疑属于王蒙早期（1952-1957）写作上的异类，在《礼貌的故事》（1952）、《青春万岁》（1953）、《友爱的故事》（1954）、《小豆儿》（1955）、《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尹薇薇》（1957）这样一个作品链上，《尹薇薇》显然不同于这一时期乐观、明快、昂扬的主导风格。这是一个王蒙自称为“嘲笑和恶毒渐渐取代了灵气和善意”的写作新阶段，区别于《青春万岁》那样“有些夸张，耽于幻想，磨磨唧唧，往往立论于太空，抒情于镜子之前，奇想于回忆与联想之中”[19]的前一阶段。

联系王蒙此前的写作，从《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尹薇薇》，在类型上，都可以归为“青春叙事”。这些作品描写的主体内容大致都是关于青年人或青年群体的青春岁月，青年人与新的环境的融合情况，革命青春在现实中的激情退却等问题。王蒙曾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的“青春”书写：“它（笔者注，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是青春小说，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青春洋溢着欢唱和自信，也充斥着糊涂与苦恼。青春总是自以为是，有时候还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烧情感。青春有斗争的勇气，青春也满是自卑和无奈。青春必然成长，成长又会面临失去青春的惆怅。”[20]

如果说《青春万岁》里的吟咏的是“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和“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21]的燃烧而跃动的青春，那么《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尹薇薇》则聚焦了“困惑”与“褪色”的青春。王蒙一直不太认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反官僚主义”的社会性主题，将之视为一种追加的主题。在他看来，年轻人在变化环境中的“心灵的变化”[22]才是这篇小说要表述的重心。可以说，王蒙通过林震、赵慧文在“组织部”的经历与不同应对方式，呈现了年轻的革命者在新的环境中的成长危机。这种危机在林震这儿主要是融入新的集体时个人伦理和群体伦理、知识分子的单纯、正义品性与官场生态的复杂性之间的冲突。而赵慧文的危机则表现为从激情的奋斗者到自甘沦为“抄抄写写”的敷衍者。赵慧文的失色的青春，在小说中是作为背景性叙事出现的，在时隔几个月后的《尹薇薇》中，王蒙将赵慧文式女性作为主人公，铺衍成了尹薇薇的故事，通过这两个女性由亮到暗的人生蜕变，试图总结出女性的这种日常化的悲剧——“从理想始，到尿布终，这就是生活在乌托邦中的那时的我为无数‘女同志’概括的一个无喜无悲的公式。”[23]

青春，在王蒙的人生词典里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词汇，而是连接着雄强和阔达。青少年时期的王蒙第一次读《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以及其中的毛泽东诗词时，被深深震撼，感叹“青春原来可以这样强健”，他说：“在近十五岁的时候，在中央团校学习革命的理论的时候，在华北平原的良乡，在晴朗的秋天的夕阳照耀之下，在河边和河水的浸泡里，在毛泽东的事迹与诗词的启发引导之下，我开始找到了青春的感觉，秋天的感觉，生命的感觉，而且是类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感觉。辽阔，自由，鲜明，瑰丽，刚强，丰富，自信，奋斗，无限可能，无限希望，无限的前途：像风，像江水，像原野，像古老的城墙，像天降大任的期待，像革命的领导人的榜样。”[24]因而，王蒙理想中的青春样态，是由《青春万岁》中直率锋利的杨蔷云、沉稳韧性又能出生入死的郑波这些优秀青年所代表的。当然，单纯正义而又略显幼稚的林震也是王蒙极为珍视的一种青春形象。同时，王蒙也意识到青春时代可能会存在人的激情衰退问题。因而，从处女作《青春万岁》开始，到后来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尹薇薇》《深的湖》《蝴蝶》《恋爱的季节》，王蒙都在或深或浅地思考着青春与人的“衰颓”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蒙将自己的小说写作的意义视为“克服着衰颓”，“克服着无动于衷与得过且过，克服着遗忘与淡漠，克服着乏味与创造力的缺失，一句话，小说想留下青春”[25]。

由此可以看出，《尹薇薇》是王蒙的另类青春叙事，即沿着《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留下的关于青春衰颓和激情消退这一主题的草蛇灰线，《尹薇薇》浓墨重彩聚焦年轻人“灰色的青春”，通过尹薇薇在现实生活中的理想、精神的蜕变，敏锐地指出在热情高涨的五六十年代青年群体尤其是青年女性所存在的青春褪色和革命意志消退的现实问题。《尹薇薇》写作于五十年代，正式发表于八十年代后期，但从写作谱系的角度看，《尹薇薇》应该视为王蒙的早期写作。但由于从“未刊稿”到“发表稿”的曲折过程，王蒙早期的这块重要拼图，至今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说，相对于《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尹薇薇》是隐而不彰的赵慧文叙事的升级版，尹薇薇和赵慧文是同宗同脉的“文学姐妹”，在主题上承续了王蒙此前写作中的青春主题和衰颓意象，进一步以冷峻的笔触呈现青年人的人生衰退的社会现象，有发人深省的社会意义。

那么，尹薇薇和赵慧文的青春褪色，激情退却，从“理想”的高端堕入到“尿布”的现实，是否一定值得批判？女性除了革命者身份，如果回归家庭的妻子、母亲和其他身份，并且在“庸俗”的日常中踏实生活，是否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尹薇薇》所引出的这些重要话题，值得探讨。有研究者指出，王蒙塑造的女性革命者常常包含着多重身份的冲突，即革命者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身份在现实中常常对立，在《青春万岁》中的黄丽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赵慧文、《尹薇薇》中的尹薇薇、《这边风景》中的乌尔汗，以及2016年的中篇小说《女神》中的陈布文身上，她们“都未能逃脱家庭、母亲与妻子的性别角色为她们构筑的‘围城’”。[26]对于尹薇薇从革命回归家庭，从理想走向庸俗的变化，1957年写作这篇小说时的王蒙，显然耿耿于怀，充满了冷嘲热讽甚至是莫大的悲愤。在三十二年后的改写中，他以回溯性视角这样自问：“我为什么要用一种暗淡的调子描写一个姑娘做了妻子，做了母亲，又做了母亲。我不喜欢孩子？我不喜欢青年人长大？青春，这究竟是一根怎样敏感的弦呢？”[27]可见，对于尹薇薇失色的青春，五十年代的王蒙显然难以接受，在最初的这份未刊稿中以知识启蒙者的视角寄予了怜悯甚至嘲讽，而在八十年代的重述中，王蒙对早年的这种情感和立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校正。

三、“鲁迅风”与“庸俗观”的认知变迁

《尹薇薇》在小说基调、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上能明显看到鲁迅、法捷耶夫和契诃夫这些“影响源”。这些“影响源”如何影响并渗透进小说肌理，对于尹薇薇式的“庸俗生活”，王蒙在1950年代与1980年代的不同时期分别提供了怎样的价值视点，是否发生了认知上的变迁，值得细致分析。

首先，《尹薇薇》在美学特征上有着浓郁的“鲁迅风”。略显低沉的叙述语调，消沉忧郁的人物形象和“问路者”的焦虑和茫然无措，显然与鲁迅1920年代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和《野草》如出一辙。这种相似并不是两个作家偶然的风格撞车，而是源于王蒙对鲁迅经年的学习与自觉的效仿。王蒙对于鲁迅的阅读始于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这样一个“什么都读”的年龄，他阅读了鲁迅、冰心、巴金、老舍等中国现代作家。王蒙曾说：“我从一开始就感到了鲁迅的深沉与重压，凝练与悲情。我知道读鲁迅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28]1952年前后，王蒙的阅读史里大致聚焦的除了“精当神奇”的老托尔斯泰、“大河滚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准确”的巴尔扎克，还有他极为喜爱的“冷峻忧愤”的鲁迅、“忧郁”的契诃夫，以及“写出青年人灵魂”的法捷耶夫。他曾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的阅读状态：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鲁迅，《伤逝》是一首长长的散文诗。《孤独者》与《在酒楼上》字字血泪。我尤其喜欢他的《野草》，喜欢《秋夜》《风筝》与《好的故事》，还有《雪》：“那孤独的雪，是雨的精魂……”

我同时愈来愈喜爱契诃夫，他的忧郁，他的深思，他的叹息，他的双眼里含着的泪，叫我神魂颠倒。

超越一切的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他能写出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魂，绝不教条，绝不老套，绝不投合，然而它是最绚丽、最丰富，也最进步、最革命、最正确的。[29]

对比王蒙的这份“阅读自述”和《尹薇薇》的小说世界来看，我们看到二者之间的这种影响事实。在尹薇薇的人生蜕变中，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忧愤”、契诃夫的“忧郁”和法捷耶夫的“革命”。1957年的初春，23岁的王蒙在尹薇薇这一艺术形象上寄予了革命青年激情退却、沉入世俗生活的苍凉感。尹薇薇的问世，得益于王蒙对鲁迅的阅读。“病中我读鲁迅。我忽然想起亲友中的一些女性，她们原来也是地下党员，盟员，学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这几年，大多结婚生子，暮气沉沉，小毛病也暴露了不少。”[30]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中，王蒙说《尹薇薇》是自己在“有意学鲁迅”，坦言“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真想学鲁迅呀，用鲁迅式的凝重的语言”。[31]显然，王蒙并不讳言《尹薇薇》与鲁迅之间的这种影响事实。甚至在小说文本中，叙述人——实际上是王蒙本人，在逐段呈现残稿《尹薇薇》时，通过“点评”或“补叙”的方式交代这篇小说的历史命运过程中，不忘点明小说的词句来源于鲁迅的影响。比如《尹薇薇》开篇不久，小说这样叙述：“至于‘惊喜无措’呀，‘惶惑’呀这些词眼，似乎与鲁迅的作品有关。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鲁迅选集》，我来得及得到前两卷的馈赠。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呐喊》《彷徨》和《野草》，而我的大叫着‘青春万岁’的心也时而变得沉重了。”[32]这种安置在小说文本中的关于小说风格来源的叙述，通过对小说内部品质的自我拆解和分析，成为了《尹薇薇》自我生成的动因，使小说具有“元小说”的特质。

《纸海钩沉——尹薇薇》不仅在语词上来源于“彷徨”时期的鲁迅，在小说的氛围、叙述的基调、故事的框架和结局等方面，都与《孤独者》《在酒楼上》有着或多或少的相似。尹薇薇生活在如火如荼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也曾热情忘我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然而，现实消磨了尹薇薇如火的激情和如诗的理想，忙于世俗生活，而且她拒绝重拾六年前曾经许下的一起合作进行创作的约定。尹薇薇在精神上已经变得粗鄙，在庸俗的生活中苟且度日。从激情的革命遁入庸常的生活，从高蹈的理想追寻走向浑浑噩噩的现实，这是尹薇薇的人生历程和精神轨迹，王蒙对尹薇薇这样的精神走向委顿的时代青年是警惕的，这种委顿型青年并不是他的理想青年。鲁迅曾在20世纪二十年代塑造过魏连殳、吕玮甫这样的意志消沉的时代青年，他一方面不同意青年作无谓的牺牲，提醒他们要“韧性地战斗”，另一方面心痛并失望于他们在现实中的革命意志退却。在1926年的《一觉》中，他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的可爱青年视为他的赞赏对象，“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33]鲁迅的这种青年观非常切合20世纪五十年代的王蒙。在热情高涨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情境里，王蒙发现生活中存在不少“从理想始，到尿布终”的时代青年。于是，他塑造了尹薇薇这一形象，通过这样一个精神衰变的革命女性——包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理想退却的赵慧文和“就那么回事”的刘世吾，王蒙试图探讨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如何永葆革命激情，如何在现实的消磨中保存理想和激情的问题。

《纸海钩沉——尹薇薇》，尤其是初版《尹薇薇》，显然包含了王蒙对尹薇薇的“庸俗”生活的批判，以及对革命生活、精神生活的竭力维护。在小说中，尹薇薇的“庸俗”实际上表现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精神空间的粗鄙化。比如，尹薇薇变卖文学专业书籍买收音机，限制保姆回乡看望生病的儿子，因为生活琐事责备母亲——很显然，尹薇薇已经从曾经的文学青年和投身于革命事业的洪流中退场，在精神上远离了浪漫的诗情和待人接物上的温婉友好。面对这种“庸俗”，小说中持守理想主义价值标尺的“我”，试图唤回尹薇薇曾经的理想与激情，但遭到了尹薇薇的断然拒绝。五六年之间，由于走入家庭，尹薇薇已经走向并融入了世俗生活，精神上的追求已然暗淡。二是生活空间的物化。小说在写到屋子陈设时，用工笔详细介绍屋子里的各种器物，比如，“不新不旧的桌子、椅子、茶几、收音机、盆花、柜子和柜子上大大小小的许多包袱”，墙壁上贴满了盖着图章的“从苏联画报上剪下来的画片”。这里的器物描摹，并没有张爱玲、沈从文笔下流露出的器物迷恋和艺术智性，而是充满了王蒙的讽刺和警惕，以至于小说中的“我”在临走时不忘嘲讽墙上的“小画片”，活像一块块的“膏药”似的。

对于尹薇薇所代表的“庸俗人生”，王蒙在小说中显然是持否定、鄙夷和批判立场的。之所以不屑于尹薇薇这种“庸俗”生活及其人生沉迷状态，一方面与王蒙作为革命者的经历有关。此时的王蒙二十三岁，已在机关工作多年，亲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前波云诡谲的时代巨变，同时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参与了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新旧两个时代，年轻的王蒙看到的是破旧立新的时代大势与建设新时代的热情洋溢与豪情万丈。1956-1958年之间的王蒙，由于声名鹊起以及“组织部风波”引发的巨大动荡，而在内心处于一种焦虑状态，渴望着写作上的“焕然一新”，但对工厂生活、集体宿舍、大食堂和运转的机器，又非常隔膜，拒绝物质生活的同时，是对理想、精神的迷恋。他说：“我这时满脑子是文学、艺术、激情、理想、深思、忧郁、悲哀、追求、大地、天空、繁星、永恒、色彩与交响……不能容忍一分一厘的世俗、庸俗、流俗。” [34]可见，此时的王蒙心仪和向往的是火热、激情、战斗的人生。而尹薇薇的没有生气、缺少活力的生活显然与大时代理想的青年生活相距甚远。

另一方面，法捷耶夫、契诃夫等俄苏资源影响和左右了王蒙此时对于世俗生活的理解与评价。《尹薇薇》的初版和改写版里，法捷耶夫和他的《青年近卫军》多次出现，甚至作为小说的一个核心元素而存在。《青年近卫军》的人物相见场景设置、“这是哪一阵风吹来的”等句式、小说哀伤而悲情的情调，都可以在《尹薇薇》中找到回应。对于王蒙来讲，把法捷耶夫和《青年近卫军》征用并装置到自己的小说中，既是叙事技巧和情节安排的需要，更是革命精神和美学风标的自然流露。王蒙曾多次谈到俄苏资源尤其是法捷耶夫和其他作家对他写作的影响，认为“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帮助我去挖掘新生活带来的新的精神世界之美”[35]。法捷耶夫作为俄国浪漫一代革命作家的代表，其人其文成为王蒙的精神标杆，而法捷耶夫以及其笔下的苏尔迦、斯塔霍维奇无疑代表了一种热情的革命人生。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尹薇薇》有那么多的《青年近卫军》的痕迹。《尹薇薇》实际上是以法捷耶夫式的革命、理想的人生作为参照，以此对照着呈现尹薇薇日益衰颓的革命意志。值得注意的是，改写版的《尹薇薇》中加进的关于《青年近卫军》中人物、情节、结局的分析，并非可有可无，正是这种对法捷耶夫元素的不断伸张，使小说的精神坐标更为明晰，尹薇薇的“庸俗”生活在法捷耶夫和《青年近卫军》的映照之下，境界大小立见分晓。

除了法捷耶夫，契诃夫“反抗庸俗”的理念同样影响了《尹薇薇》的价值视点。在五十年代，王蒙喜爱契诃夫到了“迷恋”的地步，契诃夫对庸俗的反抗自然影响了此时王蒙的文学实践。“我的对于契诃夫的迷恋也使我变得自恋和自闭起来，契诃夫的核心是对于庸俗的敏感、嘲笑与无可奈何的忧郁。一个人追求一个有醋栗树的院子，他得到了，他傻呵呵地怡然自得，他显得更加愚蠢乏味。一个女孩，过着好好的日子，迎接新婚，突然悟到了她的生活是多么庸俗和无聊，她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幸福，断然出走。看多了契诃夫的书，你不由得怀疑起那个叫做生活和日子的东西。”[36]“醋栗树”的故事是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醋栗》，这是契诃夫的一篇典型的剖析庸俗腐蚀人的灵魂的小说。除了《醋栗》，《姚尼奇》《胖子和瘦子》《文学教师》都是关于“庸俗”的小说。契诃夫对于庸俗几乎是毫不迟疑的不满、嘲弄和反抗。高尔基在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中甚至说，庸俗是他的敌人。其实，不光是契诃夫秉持了对庸俗、粗鄙、肮脏现实的批判和警惕，这几乎是有良好文化教养的俄罗斯作家的一个重要传统，有研究者将这种“反抗庸俗”视为一种“俄罗斯经验”[37]。对于浸淫俄苏文学甚深的王蒙来说，反抗庸俗的“俄罗斯经验”无疑对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尹薇薇的家中“大大小小的包袱”、“盖有图章的画片”、“茶几、收音机、桌子、椅子、盆花、柜子”等日常器物，无疑是一个高度物化的世界，这种坛坛罐罐的“物”的世界与尹薇薇停止成长、放弃憧憬的精神世界，无疑是王蒙笔下那个“愚蠢乏味”的庸俗世界。因而，《尹薇薇》的写作意旨是在反思尹薇薇的褪色人生，而尹薇薇式的由理想遁入庸俗的主题，又是从《青春万岁》中开始的“衰颓”主题、《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隐而不彰的赵慧文式的革命意志退却现象演变而来。可以说，由于《尹薇薇》在80年代后期的发表，王蒙早期写作的一块拼图得以复原，正是通过《尹薇薇》这块拼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王蒙早期文艺思想中关于人的“衰颓”和走向“庸俗”现象由生成到饱满的文学演变史。

当然，不可忽略的是，《纸海钩沉——尹薇薇》是80年代对于50年代写作的一种“重述”，自然在理论上也包含了当下视角对历史视角的某种纠正或补充。事实上，在文本中，我们确实在“当下叙述”的部分，能够看出叙述人/作家对于原作的一种“再叙述”。小说中，《尹薇薇》的原作用较细的仿宋体标注，“当下叙述”用较黑的宋体标注，“当下叙述”不仅逐段解析写作来源、创作心境和小说所遭遇的发表困境，同时也有当下视角对于小说人物、风格、叙事的“点评”。比如，对于小说中的“我”，原作《尹薇薇》试图塑造的是一个一直保持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形象，以他的视角见证尹薇薇的衰变，并对尹薇薇进行劝谏和嘲讽。叙述人“我”在重读这篇旧作时，对于原小说中“我”感到不满，认为这个“多愁善感的酸溜溜的小子”是个缺少男子汉气的鼻涕虫，“我”为他而感到“惭愧害羞”。再如，由于五十年代王蒙对“物”的极度厌恶，对庸俗生活非常排拒，因而，对尹薇薇的书写用笔显得苛刻。对于尹薇薇在情感上的敌视，王蒙借助于“当下叙述”自我检讨到：“食指指自己，介绍对象，我把我当时最不喜欢的一切举动都给了尹薇薇。那时候我一点也不懂得宽容，不懂得‘理解比爱更高’。也不懂得国情。”[38]小说结尾，“我”在遥想尹薇薇的家庭和当下状态时，已没有了先前的批评和嘲讽，“我”从道德制高点上回到了一种平和与体谅的视角，在假想中给尹薇薇写的讣告里，将尹薇薇还原为一个“普通人”，或者成为历史的“迷雾”。可见，王蒙在80年代对于尹薇薇的认知由原先的苛责和愤激，走向同情与宽容。

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王蒙对“庸俗”的认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在80年代后期改写《尹薇薇》时才出现，在80年代初期的小说创作中已见端倪。1981年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深的湖》，这篇小说的主题是揭示父子“代沟”问题。大学生的“我”和画家父亲之间的代沟问题，主要集中在关于理想生活和庸俗生活的认知差异上。“我”在早年崇尚火热、有情调和美好的理想生活，而鄙视父亲所代表的琐碎、庸俗的世俗生活。但经过“油画事件”和“参观画展”，透过《湖畔》油画的优美、猫头鹰雕刻的深邃与诗歌中的才情，父亲充满诗情、理想的精神内面逐渐向我打开。父子间的隔阂释除，不仅缘于“我”对父亲的才情及其曾经火热理想的震撼，更来自于“我”对父亲这代人始于浓烈的理想主义，历经时代沧桑和历史之苦，继而隐匿理想拥抱庸俗日常这条人生轨迹的理解。一直嘲笑、不屑于父亲的“我”，经过70年代后期的诸多事件后，开始理解父亲，开始反思契诃夫式嘲讽庸俗的价值立场。这种调整也即是由先前崇尚理想、鄙夷日常和世俗，转向理解和肯定“庸俗”的世俗生活。小说中用“赏红叶”时能否“买黄花鱼”的讨论，来探析20世纪八十年代的人们如何安置理想和世俗的问题。小说借“我”之口这样说：“我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我，五年前的我，以至一年前的我了。甚至于连契诃夫的那个夹鼻眼镜和他的（我想象的）温柔伟大的声音，也不那么吸引我了。如果把契诃夫调到我们这个省城来，除了叹息他又会做些什么呢？而把一切都看得那么庸俗本身，莫非也是一种庸俗么？”[39]这段话既可看出小说中1980年代的“我”对契诃夫由迷恋到质疑，对庸俗生活由批判到宽容的调整，也显示了王蒙在新时期关于庸俗观的自觉调适。

到了1983年，王蒙在一篇文章中更为明确地谈到了自己由笃信“反抗庸俗”到“抱一种怀疑和分析的态度”的认知转变。他这样说：“我曾经是契诃夫的崇拜者，我也曾经迷恋‘反庸俗’的主题。但是在实际生活里，我却发现，任何伟大辉煌浪漫的事情都包含着平凡、单调、琐碎乃至其他貌似庸俗的东西。爱情是充满诗意的，然而即使最最最充满诗意的爱情也只能是食人间烟火者的爱情，它无法排除生火、做饭、油烟、洗碗碟、打洗脚水和洗尿布，无法排除厨房、卧室和卫生间里的各种器皿，一句话，无法排除生活。”[40]六年后重写《尹薇薇》时，王蒙通过“当下视角”和“过去视角”、“1980年代的我”和“1950年代的我”的并置，以前者审视后者，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过于看重理想主义和革命激情，而鄙夷世俗和日常生活的价值视点进行矫正。王蒙并不否认崇高理想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在认同的同时多了一些理性和警惕；同时，他也肯定世俗的合理性，宽容生活的“庸俗”——这是自八十年代以来王蒙的思想脉络或认知视野里逐渐清晰的一极。九十年代声援王朔引发巨大论争的名文《躲避崇高》里提出的“躲避伪崇高”的文化立场，未尝不是王蒙在八十年代理性分析“庸俗-理想”问题上的自然延伸。由此可见，正是80年代后期这次对《尹薇薇》的重写，一方面重现了王蒙在1950年代关于理想与庸俗的文学叙事，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王蒙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在庸俗、理想这些问题上的叙事流变和认知变迁。

结语 改写或重述的意义

改写与重述，是文学史上或作家写作实践中经常有的现象。很多的改写或重述现象，大抵会基于原来文本的要素、走向、框架等内容，根据现实表达所需，进行重新构思与艺术加工，使文本在新的叙事变形与艺术重构中呈现出新意，改写与重述后的文本在人物角色的主次、情节或意义的表述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类似的改写有鲁迅的“故事新编”、汪曾祺的“聊斋新义”，以及西西对传统“灰阑叙事”的重述等等。而王蒙对《尹薇薇》的旧作重述，提供了另一种不同范式，那就是文本的核心元素与主旨意义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元小说的叙事方式，把原先文本、叙述人对文本影响源和叙事心境的“拆解”，文本的发表历史，以及叙述人当下的品评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叙事文本，这种重述，不是颠覆原先文本的含义，而是在今昔时间轴上呈现一个文本的新旧文景，以及作家叙事美学、历史认知的变迁过程。

《尹薇薇》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王蒙继《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后的一部重要作品，在王蒙早期写作历程里，从主题表达和人物谱系上都具有承前启后的连贯性。但是由于这篇小说在五六十年代发表的“夭折”而成为“未刊稿”，八十年代后期王蒙“旧作重述”并顺利发表该作后，使得王蒙五十年代的这部作品得以重见天日，从而复活了王蒙早期写作版图中散佚已久的一块重要“拼图”。王蒙曾说：“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候写了一些东西，后来政治运动越搞越紧，这些作品就无奈消失了。”[41]这些“消失了”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这边风景》和《尹薇薇》等“重见天日”的作品。如果把《这边风景》视为王蒙的写作“中段”的话，那么，《尹薇薇》则属于他写作生涯的“头部”。王蒙曾将《尹薇薇》视为“一个时期的写作的结束”，这个时期经历了从“有些夸张，耽于幻想”到“找不到感觉，江郎才尽”的变化。这里所谓的“一个时期”的结束，即是指五十年代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豆儿》《春节》这样的抒情、幻想、灵气的作品，也包括《冬雨》《尹薇薇》这样的沉郁、焦灼、激愤的作品。可以说，《尹薇薇》对于理解王蒙早期的写作有着其他作品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王蒙五十年代人生低谷期的艺术独白，既有对尹薇薇式庸俗生活的反抗和无奈，也有对自我高蹈理想的伸张。而在《尹薇薇》之后的《眼睛》（1962）、《冬雨》（1962）、《向春晖》（1978）等篇开启的截然不同的叙事风格，实际上形成了王蒙的“中段写作”时期，可以说，《尹薇薇》是王蒙写作的“头部”和“中段”之间的过渡之作，对于理解王蒙早期的文学流变和五十年代后期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小说也呈现了王蒙写作的诸多“影响源”问题，它的一波三折的发表史本身包含了五六十年代的出版制度、文艺季风和社会风尚这些重要信息。

另一方面，王蒙在新时期的“旧作重述”显然是一次增殖性改写，正如王蒙所说，短篇写作的要旨在于“翻”与“变”，就是要“翻自己的案”、“善于翻旧变新”[42]。改写的《尹薇薇》由于把写作过程、发表遭遇以及作家自我的评价都揉进了小说中，而使小说具有了“元小说”品质，小说的趣味性和智性得到增强，同时，“当下”与“历史”、今天的“我”与原来的“我”这些双重视角使小说形成叙事的复调，现实与回忆，当下与历史之间既形成对话与互文，也形成校正和补充，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内在容量。可以说，《尹薇薇》是一部极具才情的短篇小说，同时，这部作品对于“庸俗”的辩证叙述，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对于青春的叙述，既可在早期作品中找到源头，又能在后来的《深的湖》、《季节》系列、《女神》、《生死恋》等作品中看到新的表述。因而，《尹薇薇》既能清晰烛照出王蒙早期写作的诸多写作特色，又隐藏着王蒙后来写作的诸多轨迹，值得予以关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介入性与公共性研究”（批准号17BZW165）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批准号19ZDA27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王蒙：《王蒙文集.论文学与创作》（中），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2] 王蒙：《初春回旋曲》，《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

[3][10][41]《文学的记忆：王蒙<这边风景>评论专辑》，温奉桥主编，第302页, 第3页，第302页，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

[4][12][15][17][19][20][24][25][28][30][34][36] 王蒙：《半生多事》（《王蒙自传》第一部），第162页，第159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62页，第142页，第83页，第143页，第49页，第161页，第157页, 第157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5][16]《王蒙年谱》，曹玉如编，第124页，第20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 张守仁：《王蒙：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星火》2017年第3期。

[7] 於可训：《王蒙传论》，第39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9]《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王先霈，王又平主编，第798页，第79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1][14][29] 王蒙：《王蒙八十自述》，第29页，第30页，第26-27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3] 李希凡：《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汇报》1957年2月9日，笔会版。

[18][31][35][40] 王蒙：《王蒙文集.论文学与创作》（下），第34页，第34页，第339页，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21] 王蒙：《蝴蝶为什么美丽：王蒙五十年创作精读》，郜元宝，王军君选编，第3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 王蒙：《冬雨·后记》，第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3][27][32][38] 王蒙：《纸海钩沉——尹薇薇》，《十月》1989年第4期。

[26] 任梦媛：《革命家·女性》，严家炎，温奉桥主编：《王蒙研究》（第四辑），第169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3] 鲁迅：《一觉》，《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28-2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7] 李建军：《俄罗斯经验：文化教养与反对庸俗》，《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

[39] 王蒙：《深的湖》，第245页，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42] 王蒙：《王蒙文集.论文学与创作》（上），第338-3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原载于《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