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这类作品历经时间的淘洗历久弥新，已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代代青少年成长中发挥着培根铸魂的作用。尤其是通过电影、电视剧等IP改编，《小英雄雨来》《林海雪原》等故事，在青少年读者中享有很高知名度。

然而，这些熠熠生辉的红色经典，毕竟创作于半个多世纪前，作品的历史背景、创作动因、成文经过、出版情况、传播影响等，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难免隔膜。他们或许知道其中的故事，但对故事背后的中国革命史、文学史、出版史以及作品本身的影响与价值，往往知之甚少。这就导致在阅读和学习过程中容易“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慕津锋的《对话少年——永不褪色的红色经典》一书，作为一本可读性与学术性兼备的普及性读物，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益尝试。该书分为三个板块：“三分钟了解一本红色经典”，简明扼要介绍红色经典的基本信息，并配合音频，让读者迅速进入状态；“红色经典创作故事”勾陈历史，还原作家创作道路和红色经典诞生前后的故事，是本书的特色和亮点；“原文链接和阅读加油站”抛砖引玉，节选原书精彩章节，引导读者阅读原作，深入思考。由于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手稿资料的征集、编目、保管工作，因此对红色经典手稿的介绍，也是本书的独特性所在。

欲知其作，先识其人。本书不少篇章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考辨源流，为作品身后的作家画像，勾勒出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投身革命洪流的火热战斗生活，堪称一部革命作家的微型小传。作者介绍1933年农历除夕，杨沫应邀来到妹妹白杨的住所——宣武门头发胡同通顺公寓，见到了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苞莉苞”剧社的成员，有人向她推荐了《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等进步书籍，成为杨沫最早的革命启蒙；炮火声中的洛阳老城十字街头，陆柱国看到了陈谢兵团宣传部的曾部长，径直和三位同学一起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日后世上就多了一部《上甘岭》；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立波深受触动，不仅写了《后悔与前瞻》一文高度赞扬讲话精神，更在之后愈发积极深入部队、农村、工厂，体验火热的革命斗争。他们的故事昭示青少年，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一切事业成功的保证。

在对红色经典创作经过的梳理中，作者注重史料剪裁，将海量历史信息用较短的篇幅、清晰的逻辑、简明的语言精心编辑出来，以青少年易于接受的方式，透过故事写精神，这在书中多有体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原是报告文学，他在部队缴获的国民党报纸、宣传品上以及各处搜罗来的纸片上写下近百万字初稿，凝结着他战斗日记和采访见闻的精华。马识途在爱人刘蕙馨牺牲十多年后，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女儿，大家鼓励他将自己与何功伟、刘蕙馨等烈士在湖北恩施从事地下斗争的传奇写下来，于是有了《清江壮歌》。吴强写《红日》是个不小的工程，为了顺利完成创作，他把自己关进南京军区招待所一间僻静的房间，规定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完成6000字任务。一次晚饭后难得外出散步，吴强撞到树上，竟以为撞到了人。曲波创作《林海雪原》出于对自己战友的深切怀念，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杨子荣、高波都有现实原型。写到杨子荣牺牲时，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叫醒睡着的妻子说“写不下去了”……这些丰满动人的细节，让红色经典有了温度，让它们不再是青少年乃至成人读者眼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文学以情动人，如果说红色经典原著的故事带给我们第一次感动，那么慕津锋对经典诞生过程的挖掘则带给我们第二次感动。作者写出了老一辈作家淬炼革命初心、文学初心的感人瞬间，将书本中对象化的红色文学经典“塑造”成可亲、可感、可爱的鲜活形象。

对于红色经典的价值，学者阎浩岗认为，它们毫无疑问是时代的经典，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其表现之一便是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这生活气息从何而来？无疑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有关。在本书中，慕津锋注重援引创作与生活之间建立血肉联系的案例，凸显红色经典的价值正在于“实践的创作观”，对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具有积极作用。比如管桦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随军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往往是那些十几岁的儿童团员为他带路，他们翻山越岭穿越敌人封锁，机智灵活，到达目的地后还会露出得意骄傲的笑容。这段经历为他创作《小英雄雨来》奠定了基础。柳青为创作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作品，辞去县委副书记职务，到皇甫村当农民，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被别人当作一个农民老汉。他总结出的“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和“六十年一个单元”（把文学当作终身事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夏衍的《包身工》之所以真实感人，是因为作家冒着被日本警察、巡捕、流氓发现的危险，深入东洋纱厂工房，悉心观察到诸多纱厂女工的生活细节。一次他差点被老板娘识破，多亏带他去的纱厂女工、青年团员杏弟机智对答才化险为夷。“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红色经典与作家的关系正深刻阐明了这一点。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中对经典作出了14个定义，其中之一是：“经典之书能带来特别的影响，无论是它们深深铭刻在我们想象之中难以忘却，还是隐隐藏匿于层层记忆之下伪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的确，红色经典已成为镌刻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集体记忆，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甚至言语方式。作为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让红色经典在青少年中发挥赓续红色血脉，助力立德树人的作用，无疑是作者写作此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