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知识分子传奇的叙事传统——从《凤凰琴》到《天行者》
摘 要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刘醒龙以乡村民办教师为题材创作的中长篇小说占有特殊而显著的位置，对新时代文学发展具有启示性。从中篇小说《凤凰琴》到长篇小说《天行者》，其中隐含了刘醒龙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传奇叙事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艺术探求。这首先表现为作品以野史杂传为宗，将中国古代长篇传奇的人物群像组合结构嵌入现当代长篇小说常见的单体结构，从而达成了为中国当代乡村底层知识分子群体树碑立传的文学诉求；其次表现为作品在多声部的复调叙事中频繁奏响反讽之音，综合运用言语反讽、情境反讽和结构反讽等叙事策略；最后表现为刘醒龙继承了从吴敬梓到鲁迅的中国知识分子传奇叙事的批判精神或启蒙传统，同时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融入理性启蒙文学形态中。
三十年前，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面世，一石激起千层浪，让读者重新发现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在《凤凰琴》诞生的20世纪90年代，“纯文学”正遭遇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引发的困境，“先锋文学”开始谋求转型，各种关于“文学死了”的后现代话语聒噪不断。在那种唱衰“纯文学”的语境中，刘醒龙的《凤凰琴》难得地再现了80年代前期的文学轰动效应。根据《凤凰琴》改编的同名电影随后获奖无数，金鸡奖、百花奖等大奖纷至沓来。十多年后，刘醒龙在《凤凰琴》的基础上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天行者》，此作荣获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弥补了《圣天门口》落选上届“茅奖”的遗憾。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其中不仅贯穿着刘醒龙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精神谱系和艺术线索，而且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一以贯之的伟大传统。回望1992年的《凤凰琴》，其意义堪比1982年路遥的《人生》，刘醒龙仿佛冥冥之中接过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接力棒，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商业化时代奋力前行。而回望2009年的《天行者》，刘醒龙再次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人文精神铸就了不朽的民间传奇与人民史诗，把为中国底层乡村教师请命的文学使命进行到底，由此成了新时代文学的一个宝贵源头。不仅如此，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还蕴含了被学界所忽视的另一面，即创造性地承继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潮，转化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分子传奇叙事传统。正是在古今融合的文学新视野中，作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与文学辉煌。
一、史传与结构
虽然《凤凰琴》是《天行者》的母本，但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并非简单的改写和扩展，而是从精神到形式都发生了艺术升华。按照《天行者》的扉页题记，这是一部“献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1的长篇小说。其实这部作品并没有明显的时间刻度，具体年份被春夏秋冬的季节循环所隐去，这是刘醒龙在处理生活素材与文学题材上模糊叙事的高明之处。但大致可以推断，故事的主干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情节又可以上溯至六七十年代的“知青”时期，下延至21世纪以来的大学生支教活动。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不可谓不长，但刘醒龙将其浓缩在并不算太长的篇幅中，具有高度的艺术涵括力。其实刘醒龙所谓的“民间英雄”并非叱咤风云的古典英雄或革命英雄，只不过是普通的乡村民办教师。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乡村知识分子群体，常因置身底层社会结构中被忽视。当代作家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民办教师群体，路遥《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就曾短暂地当过民办教师，但很快被村长高明楼的儿子顶替，这成了他的人生隐痛。但《人生》并不是写乡村民办教师的小说，且路遥笔下的民办教师有令人欣羡的“特权”色彩，这与刘醒龙笔下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民办教师形象有着明显差异。在深入当代中国乡村民办教师这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生活处境与灵魂深处这一点上，刘醒龙无疑是无出其右的，因为《凤凰琴》和《天行者》，他成了中国民办教师的文学代言人，受到无数民办教师的尊敬与爱戴。对一个作家而言，这是莫大的殊荣，非各种奖项可比。
如果说创作中篇小说《凤凰琴》时，年轻的刘醒龙主要出于朴素的社会道义，为乡村民办教师请命，那么到了《天行者》，为中国当代乡村民办教师群体画像，或用文学的方式为其树碑立传，就成了刘醒龙无法回避的艺术宿命。《天行者》集中描绘了以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明爱芬、张英才等为代表的中国乡村底层知识分子，各具形相、栩栩如生。在中国文学史上，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画像或树碑立传的作品并不少见。只不过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知识分子”这个提法，而大抵相当于所谓“士”，从中又分化出“文士”或“文人”阶层2。如魏晋六朝时期的志人小说代表作《世说新语》，就属于为魏晋名士群体画像的作品，后世称之为“世说体”，多有续作仿作。再如清代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也属于为明清士人阶层造像的文学经典，近世模拟其体者也不在少数。与《世说新语》注重正面刻画古代知识分子的风流气象不同，《儒林外史》偏重于揭露古代知识分子的丑陋败象，这也折射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形象的蜕变。只有到了20世纪，中国作家才真正开始创作以教师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叶圣陶《倪焕之》、钱锺书《围城》就是此类创作的代表，它们写的是民国时期的小学教师或大学教授的生活困境与精神痛苦，给教师这个特殊群体雕刻了鲜活的艺术形象。当代文学中虽然不乏知识分子形象，但大多是《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式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或者《绿化树》中章永璘式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抑或是《废都》里庄之蝶式的颓废知识分子形象，后一种形象更是常常出现在21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坛上，如阎真《沧浪之水》、阎连科《风雅颂》等，有的甚至因涉嫌丑化知识分子而饱受訾议。不难看出，当代作家更多关注知识精英形象的塑造，对底层知识分子则缺乏足够的思考和观照，这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醒龙对乡村民办教师群体的书写显得尤为珍贵，他继承了《儒林外史》和《倪焕之》中的底层知识分子叙事传统，突破了当代文学中精英知识分子叙事主潮，绘就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近现代文化传统，与18世纪启蒙思潮密切相关。西方人常把知识分子称作时代或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维护着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如理性、自由、民主、正义等。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如果其“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以内”，那么依然不能算作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3，方能称为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唯有“士”的基本文化性格能与西方所谓“知识分子”相提并论。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规定了士的基本文化属性与使命，如孔子云“士志于道”，认为士是社会道德价值的承担者与维护者；曾子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强调士的弘道使命；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凸显士作为专业脑力劳动者的身份4。以此观之，在中西会通的意义上，刘醒龙笔下的底层乡村民办教师基本具备知识分子或士的文化品格。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等人虽然活得卑微，生得艰难，不时暴露各自的人性弱点和心理暗疾，但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知识技能谋生，而且把专业技能与贫困山村的文化教育使命紧密融合在一起，具有圣徒般的殉道精神。虽然他们不是高端科技人才或文化精英，甚至有时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难以得到保证，而且作为编外教师始终遭到歧视，但他们依旧不改初衷、恪尽职守，以教书育人为毕生志业，堪称铁肩担道义的当代中国之“士”，在总体上可誉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的民间知识分子群体。且在刘醒龙笔下，他们精通民间乐器，尤其是孙四海，可以说是一个民间音乐人和浪漫诗人，为小说中的当代中国底层知识分子叙事增添了一层浓烈的传统民间文人色彩。传统的布衣文士不同于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在他们身上不免带有落拓不羁的个性和耿介傲世的品性，但他们就是当代中国民间作为源头活水的文化精神支柱。因此，讲述中国乡村民办教师的故事，为他们平凡而独特的灵魂画像立传，就成了刘醒龙必须直面的艺术选择。
中国小说源于正史书写之外的野史杂传。自司马迁著《史记》以降，纪传体在正史书写中长盛不衰，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体也随之绵延不绝。从《凤凰琴》到《天行者》，不难看出刘醒龙书写当代乡村民办教师之野史杂传的艺术诉求越来越强烈。几乎就在《天行者》创作前夕，刘醒龙创作了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其中写道：“这些年来，因为阅读正史太多，而变得对闲书和野史有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当然，这也得益于‘阶级’的强力作用褪色后，社会生活有了真正的田野风情。”于是，作家开始致力于书写“活力展现的民间史”，它能极大地丰富“乡村生活在人文传承过程中的种种可能与不可能”5。这部足以传承中国乡村人文精神的活态的民间史，就是随即问世的《天行者》。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天行者》的核心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围绕界岭小学民办教师的三次转正展开，作家把叙事重心放在围绕核心故事情节延展开来的日常生活叙事上，通过描写日常生活场景和世态人心，刻画出立体的乡村民办教师群像。可见，讲故事并不是作家的艺术匠心之所在，故事中的场景和场景中的人，才是作家最为倚重的文学初心。既然《天行者》本意在于为民办教师树碑立传，那么史传体不可避免地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资源。就叙事文学而论，人物高于故事，所谓“情节”是人物性格展开的历史。所以《史记》的纪传体名篇多近于小说，以其刻画人物性格之笔力深沉精妙所致，当然也与太史公“爱奇反经”6的野史杂传笔法有关。是故古来史传之文学性强者，莫不学太史公“爱奇反经”；至于古典小说之杰出者，则更多离经叛道之传奇。《世说新语》是中古短篇知识分子传奇，《儒林外史》是近古长篇知识分子传奇。唐人小说则径直以“传奇”相称，同样脱胎于古来之史传体，正所谓“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7，其实终究还是以史传为宗，本质上属于虚构性的野史杂传。《天行者》无疑也属于虚构性的野史杂传，只不过它既不是唐人传奇和宋元话本那样的短篇制作，也不是《世说新语》那样记载精英名士风度的短篇知识分子传奇汇集，而更近于《儒林外史》那种多人合传的长篇知识分子传奇文本。《天行者》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不算很多，作者用传统的白描技法精心刻画，竭力勾画人物的灵魂世界。其中，尤以界岭小学的三位民办教师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为纪传体叙事中心，又以张英才、夏雪、骆雨、蓝飞等四个界岭小学的外来者为纪传体叙事辅翼，另以万站长、余村长、王主任三位与界岭小学相关的各级领导者为叙事转换枢纽人物，最终把与界岭小学有关的各色人等囊括其中，从而造就了一部以乡村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当代中国底层传奇。
不难发现，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大多采用单体结构，如《倪焕之》《围城》《青春之歌》《废都》等都是如此，这与《儒林外史》那种古典知识分子题材长篇传奇所采用的组合结构有明显不同。“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小说创作大都以单体结构为上，谓其为文体现代性表征之一，而以组合结构为下，讥其缺乏长篇结构能力。此外，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又以中心人物结构最为流行，《倪焕之》《围城》《青春之歌》《废都》大抵如此，倪焕之、方鸿渐、林道静、庄之蝶等中心人物的设置决定了整部长篇小说的主角结构模式，而《围城》虽号称“新儒林外史”，但也并未借用《儒林外史》的群像结构模式。《天行者》则不然，其中既借鉴了中国传统的群像组合结构方式，同时保持了整部作品的单体结构，让二者熔冶于一炉。因刘醒龙在创作长篇《天行者》之前已有中篇《凤凰琴》传世，所以如何在续写《凤凰琴》的同时保持整体上的单体结构，是作家首先必须考虑的艺术布局。显然，刘醒龙不想把《天行者》写成《凤凰琴》的加长版。实际上，在《天行者》的第一部《凤凰琴》、第二部《雪笛》、第三部《天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这种结构的完整性首先体现在核心情节的连贯性上，三部都写到了民办教师转正，且每次转正的形式和结果都不相同，这就构成了作品的核心叙事线索。其次体现在主要人物的连续性上，界岭小学的三位教师（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贯穿了三部曲，万站长和余村长等基层干部作为叙事转换枢纽人物也贯穿了整部作品，且他们的性格和故事在小说中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最后是三部曲内在的统一性，如果说第一部是拉开大幕，第二部是层层铺垫，那么第三部就是高潮和结局的来临，由此可见叙事的完整性和整部作品的单体结构。但也必须看到，第二部实际上是第一部和第三部的艺术过渡和桥梁，作家在其中巧妙借鉴了中国传统的群像组合结构方式。如第二部先后讲述了夏雪、骆雨、蓝飞三个外来者在界岭小学临时代课的故事，而夏雪和骆雨实际上在第一部中并未出现，蓝飞虽然在第一部中出现，但也并非主要角色。及至第三部，死去的夏雪仅通过父母捐款建校舍在叙事中出现，骆雨和蓝飞虽出场但不是主要人物，更多属于叙事中的功能性人物。不仅如此，第一部中的张英才其实在第二部中也基本隐身，主要通过他人之口间接出场，直至第三部才真正回归。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对《儒林外史》叙事方式的评价：“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8这种处理人物与事件的叙事方法，充分利用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创作中常见的“集锦”式人物组合结构，让部分人物得以在有限篇幅内充分展开各自的故事与性格。但《儒林外史》的结构弱点在于“全书无主干”，所以很难成为完整的“巨幅”9，而《天行者》则不同，作者在树立全书主干的基础上汲取了古典小说群像组合结构的叙事经验，做到扬长避短、古今融会，避免落入续书往往难以逾越前本的叙事陷阱。
二、复调与反讽
《天行者》作为单体结构作品融合了人物群像组合结构之长，故而小说中的各色人等能被塑造得活灵活现且各具形相。如果借用德勒兹的说法，常见的中心人物单体结构小说是一种“树状”文本，它为中心主义思维所支配，类似于社会体制中的“国家式思维”，而人物群像组合结构小说是一种“块茎”文本，它在本质上是反中心主义思维的，是一种被德勒兹所称道的“游牧式思维”10。块茎文本如植物块茎一样具备多元化的繁殖能力，能够在文本空间中让人物自行孕育和自由生长。植物块茎往往呈不规则的块状，有多个芽眼供无性繁殖和成长，这与块茎文本的人物群像组合结构类似，能够凸显生命个体的差异性，使其在多元空间中野蛮生长。《天行者》其实有意淡化具体年份，带有去时间化的痕迹，这也是为了凸显文本的空间化特征，构筑以界岭小学为文学地理的空间文本，借此让众多人物如同在块茎上自由萌芽、成长并展现个性，发出不同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天行者》讲述乡村民办教师的故事触及了社会重大题材和国家宏大叙事，但它本质上并不是我们通常认定的“主旋律”小说，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含混性和反讽性的“复调”小说。巴赫金所谓的“复调”小说，正是建基于小说文本中充满了多种独立又相互对话的有价值的声音11，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样，文本中众声喧哗，没有哪一个人物的声音可以代替或兼容另一个人物的声音，这些声音可以相互驳诘，没有谁的声音是主旋律。这种复调特征在《天行者》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而惯常的分析与评论过于关注作者为民办教师请命的创作意图，以及界岭小学三位教师作为民办教师群体的同一性，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反讽之音或变徵之声。
事实上，《天行者》多次借他人之口对界岭小学的三位民办教师做出不同评价。这些不同的评价其实就是不同的声音，它们既通过他者转述传达出来，也通过自我发声表现出来。这提醒读者在关注民办教师群体的同一性时，不能忽视他们的差异性。在后来嫁给了余校长的蓝小梅眼中，“余校长的执着、邓有米的精明、孙四海的清高”12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基本是蓝小梅给三位民办教师写下的判词，他们的人生处境与命运都隐含在不同的性格密码中，他们在界岭小学不同的行事方式正是这三种性格所代表的不同人生哲学的实践。余校长的执着中隐含着对乡村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尽管他也想转正，但他还有比转正更高的人生理想，所以他才让不能回家的孩子寄宿在自己家里，才能在省城进修时偷偷对着空无一人的教室练习讲课，只因他心中有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孩子。邓有米的精明中隐含了他的苦行哲学，他对自己和家人有着不近人情的自虐心理，为了给将来的转正创造物质条件，他刚结婚时说没转正就不要孩子，结果最后孩子也生不出来；后来又说没转正就不盖新房子、不买新衣服，过年吃肉都有限制，连放鞭炮都厉行节约，这种内向的自虐与余校长的外向奉献相反相成，形成了两种不同人生哲学的对话。孙四海的清高里有着中国传统文人固有的名士风流，一方面他狷狂耿介，对社会邪恶势力和丑恶现象疾恶如仇；另一方面他柔情似水，对情人王小兰一往情深，他凄美的笛声是《天行者》中最浪漫的绝响。相对于余、邓而言，孙四海有中国传统落魄文人的流风遗韵。就这样，三位乡村民办教师各自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生哲学，在多元块茎文本结构中释放出不同的声音，彼此独立而不兼容，但又相互交流与对话，形成了小说中最核心的复调结构。至于其他乡村教师，如张英才的忏悔、夏雪的纯真、骆雨的作秀、蓝飞的直率，同样都隐含着不同的人生哲学和价值声音，其间交杂着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功利哲学的混响。而小说中的女性也被作者雕刻得栩栩如生，诸如明爱芬的孤傲执着、王小兰的善良软弱、蓝小梅的精明干练、成菊的朴实无华、叶碧秋的多情自强、李子的善解人意，无不隐含了她们各自的行为方式与人生哲学。凡此种种，一切声音汇聚于小说以界岭小学为中心的文学地理空间中，构成一部中国当代乡村知识分子的多声部交响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交响曲中，充满了向来不被人关注的反讽变奏。在很多人眼中，《天行者》的叙述基调是严肃悲悯的，小说中底层乡村教师的命运无疑属于庄严的正剧或批判现实主义的悲剧，但这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这部长篇小说的讽刺性与喜剧性。准确地说，《天行者》是一部带有现代派荒诞色彩的悲喜剧作品，只不过它的黑色幽默情调被小说沉重的道德感包裹，多以含蓄冷峻的反讽叙事表现出来。鲁迅曾极为推崇《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谓“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故能叙事“婉曲”，非那种“词意浅陋，已同谩骂”之作可比，只因作者吴敬梓能“秉持公心，指擿时弊”13。同时，鲁迅批评晚清谴责小说的写法，说其“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者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14。这就指出了两种中国讽刺小说艺术的差异，《儒林外史》能把诙谐与悲戚融合起来，其讽刺婉曲含蓄，而晚清谴责小说讥刺时世过于直白浅陋，未能抵达讽刺小说的理想境界。《天行者》的讽刺艺术从《儒林外史》中来，作者追慕的是吴敬梓那种“慼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笔法，故而能将幽默诙谐隐藏在悲戚沉郁之中。事实上，《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通过鲁迅《孔乙己》等中国乡土知识分子短篇传奇，已经创造性地转化到了现代文学叙事传统中，并给予当代文学以影响。无论是吴敬梓还是鲁迅，他们都深谙讽刺的婉曲之道，比如反讽。在中外文学史上，反讽作为一种修辞格古已有之，但只有到了现代英美新批评理论，反讽的奥秘才被深刻地揭橥出来。按照美国批评家布鲁克斯的定义，反讽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它会导致“实际意义与字面意义对立”15。这主要是就诗歌修辞格而言的，其实反讽有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之分，后者在叙事作品中还会形成反讽式的文本结构，即所谓“结构反讽”或“反讽结构”。在美国汉学家浦安迪看来，中国四大名著中都隐含了反讽叙事结构16。但浦安迪指的是纵向的结构反讽，即四大名著的前半部和后半部或结尾之间存在表意断裂，由此导致前后矛盾或语义冲突，构成了整体上的结构性反讽叙事。其实在纵向结构反讽之外还有横向结构反讽，特别是在共时性维度上，复调叙事中不同的人物声音之间或同一个人物声音的内部，也会产生分歧或反差，由此形成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双重性客观叙述，将诙谐幽默的讽刺机锋暗藏在客观叙述中，让读者体味到忍俊不禁的反讽效果。这种反讽效果有时还会滋生苦涩或悲凉之感，即鲁迅所云“慼而能谐，婉而多讽”。
《天行者》中的言语反讽可谓俯拾皆是，小说中很多对话、叙述充满机锋和张力。如第一部《凤凰琴》的结尾，张英才离开界岭小学下山时对着雪景说：“瑞雪兆丰年。”万站长马上回应道：“别浪漫了，快走吧，大雪就要封山了。”17万站长作为老练的领导，用冷峻的现实主义口吻轻易拆解了张英才的浪漫主义兴致，其陈述制造的冰冷语境恰好构成对张英才的诗意陈述的歪曲或消解，反讽意味遂油然而生。与言语反讽相对的是情境反讽，它在《天行者》中同样大量存在。以界岭小学教师的外来者为例，他们的言行举止与界岭小学的生存情境之间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反差或冲突，由此导致其行为语义出现了反讽式的分裂，表面上的显义被潜在的隐义所消解，荒诞意味由此而生。如张英才来到界岭后，觉得乡村小学升国旗的寒酸场景滑稽可笑，认为民办教师谈论茯苓“跑香”是封建迷信；当孩子们在田野里快乐游戏时，他又认为不讲卫生；直至余校长被迫篡改入学率时，他向上级写了举报信检举揭发。这一连串“正常”行为在界岭小学特有语境中变得不可理喻，张英才于是成了界岭情境中的反讽对象，成了界岭小学中的不合时宜者，沦为了好心办坏事的戏谑化人物。再如大学支教生夏雪来到界岭小学，她只吃城里带来的方便面，一到冬天就全副武装，诸如羽绒服、橡胶手套、鸭绒睡袋，应有尽有，况且山脚下还有一个开宝马车的男人时刻等着她下山回城。夏雪的奢华与界岭的寒酸形成了鲜明比照，她的存在就是对界岭情境的颠覆，反过来，界岭情境也让纯真的夏雪显得矫情起来。同样的情境反讽还发生在支教生骆雨身上。骆雨喜欢作秀，他初来界岭小学就特别看重升旗仪式，每次都要摄影留念。更奇葩的是，他为了证明自己具有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在冬天赤脚讲课，为此哮喘病发作，险些送了性命。正是界岭小学的特定情境，使骆雨的种种看似高尚的行为变得虚伪起来。
至于结构反讽，在《天行者》中同样存在，且横向与纵向的结构反讽相交织，构成了反讽的交响。围绕民办教师转正这件大事，《天行者》中设置了诸多结构反讽叙事。在第一部《凤凰琴》中，张英才假装自己在为转正考试做准备，以此化解自身在界岭小学不受欢迎的危机。于是，界岭小学民办教师命运共同体开始分化，余校长和邓有米开始私下里巴结张英才，更让人始料不及的是，邓有米为了筹款讨好上级领导，居然偷砍红豆杉被派出所拘留；孙四海忙于备考忽视了送李子回家，导致后者被狼围困，险些丧命。一场虚构的转正就能让民办教师内部争得你死我活，只有虚构此事的张英才旁观者清，让他感到既悲哀又苦涩。等真正的戴帽转正指标下达，张英才选择了拒绝，想把指标让给余校长。没想到余校长又把这个指标让给了一直养病在床的明爱芬。而明老师在郑重填写转正表格后猝然死去，终于满足了她“死了也要转正”的终极愿望。围绕着真假转正事件，不仅存在前后两次的纵向反差（争夺与谦让），而且在民办教师之间也存在着横向比照，甚至在民办教师各自的心理内部也产生了戏剧性变化，结构反讽就此形成，尺幅之内慼谐相间、悲欣交集。在第二部《雪笛》中，唯一的转正指标被校长助理蓝飞私自盖章据为己有，由此引发了又一场荒诞剧。尽管蓝小梅逼着儿子认错，万站长火冒三丈，余校长也出来打圆场，但在孙四海和邓有米看来，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周瑜打黄盖的苦情戏表演，因为连余校长都在与蓝小梅再婚的试探过程中，蓝小梅和万站长的反应就更加不足为训。于是孙四海大骂蓝飞这种人“将厚黑当学问，将权谋当事业”18，而邓有米则彻底心态失衡。这次荒诞剧的上演，更加令人绝望和悲哀。到第三部《天行者》，终于迎来了集体转正的佳音，一开始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张英才反复确认红头文件的真实性，余校长才泪流满面地接受了喜讯。蓝小梅指挥大家唱《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但如此欢乐的乐曲还是被唱成了悲调。果不其然，地方政府让民办教师掏钱买断工龄再转正，除了向来节俭的邓有米可以承担这笔钱外，余校长和孙四海皆束手无策。当邓有米转正成功领取了公办教师工资后，喜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成菊拿着丈夫为自己买的金戒指瞬间陷入癔症，仿佛范进中举发了疯一般。蓝小梅急中生智，威胁要取消邓有米的公办教师资格，成菊才猛然清醒恢复理智。小说结尾处，界岭小学民办教师命运共同体终于解体。三次转正，每次都具有出人意料的荒诞性，而且越到最后，转正的荒诞性就越强烈，整部作品的结构性反讽就隐含在这三次转正的主干情节中。
三、启蒙与抒情
作为传承中国古典知识分子传奇叙事传统的长篇小说，《天行者》与《儒林外史》之间有着深刻的精神和文体血缘。众所周知，《儒林外史》以“讽刺小说”或“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著称，是中国近古时期与《红楼梦》一样具有现代性萌芽的长篇小说，它们都以其初步的民主意识和个性精神，对中国儒家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由此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源头，深受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喜爱和推崇。《红楼梦》的现当代作家拥趸甚众自不必说，而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表彰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创作。以理性批判精神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启蒙文学传统在“五四”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学中绵延不绝，它与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具有前现代启蒙精神的古典名著之间同频共振、对话交流，共同推进了中华优秀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天行者》就属于这种深受中外启蒙文学精神熏染的长篇小说。小说重点写到的当代乡村民办教师群体，就属于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重要类别，只不过长期被人忽视、湮没不彰。但《天行者》的启蒙意识很容易被小说中的另一种英雄意识所掩盖。刘醒龙明确说这部书是“献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的，换句话说，作家的创作意图原本是为了表达对中国乡村民办教师的礼赞。而民办教师这种底层知识分子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更接近西方文化推崇的“文人英雄”形象。如卡莱尔所言：“这些人没有像他（指歌德——引者注）那样征服了环境；他们勇敢地战斗，但失败了。他们不是带来光明的英雄，而是追求光明的英雄。他们生活在烦恼的状况中；像在障碍的山下那样挣扎，未能明晰地展示自身或成功地解释那种‘神圣观念’。我要向你们显示的，毋宁是这三个文人英雄的墓冢。”19虽然卡莱尔说的是约翰逊、卢梭和彭斯那样的西方近现代精英文人英雄，但放在界岭小学的乡村民办教师身上，也大体成立。正是在这种带有失败感的文人英雄意义上，《天行者》可以说是一部书写民间英雄的“人民史诗”。小说中省报的王主任坚持认为“民办教师是当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20，他甚至写了新闻特稿《没有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准备刊发在省报头版头条上，但报社内部存在分歧，王主任只好妥协，把“民族英雄”改为“乡村英雄”。历来英雄叙事容易神圣化，往往回避英雄的缺陷或日常性，但《天行者》没有落入传统英雄叙事的窠臼，以现代启蒙意识重塑了当代乡村底层文人英雄群像。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刘醒龙对底层乡村向来一往情深，但他并非那种单纯将乡村诗意化的作家，而是在诗化抒情的同时冷峻地审视乡村和底层，他心中念兹在兹的永远是面对乡村的“人性的启蒙”21。即使面对内心无比同情的底层弱势群体——乡村民办教师，刘醒龙在礼赞其英雄人格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解剖了他们的人性弱点。当然，这一切是建立在批判性地审视乡村民办教师所置身的外在社会环境的基础上的。只有结合启蒙与自我启蒙、批判与自我批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使命。那种单向度的启蒙和批判，往往会跌入知识分子的自恋陷阱。鲁迅就曾表示：“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22在《天行者》中，刘醒龙的启蒙文学理想主要通过两个向度来展开：一是民办教师与村长余实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二是民办教师内部的人际冲突与内心冲突，前者属于对社会的启蒙与批判，后者属于乡村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与自我批判。村长余实是界岭的土皇帝，对民办教师缺乏起码的尊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乡村土皇帝形象不可谓不多，张炜《古船》里的四爷爷赵炳令人印象深刻。但赵炳等乡村土皇帝形象大多失之于神秘化和漫画化，而《天行者》中的余村长则更具写实性和日常生活气息。余村长作风霸道，长期故意拖欠民办教师的工资，时常侮辱民办教师的人格，甚至冲进教室殴打民办教师。余村长心里清楚，民办教师是他在乡村政治中的最大对手，所以他必须故意打压和欺凌这几个代表着乡村文明的底层知识分子。这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在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威风凛凛》《圣天门口》中同样对此有着集中的艺术反映。孙四海认为，只有推翻余村长这个土皇帝，界岭小学才可能获得安宁。当余村长纵容儿子出言不逊，羞辱孙四海的情人王小兰时，孙四海终于奋起反抗，他不仅以暴制暴，反击了村长的挑衅，而且公开参加村长竞选，将土皇帝赶下了台。但孙四海为此也付出了惨痛代价，不仅自己遭到了余村长的死亡威胁，情人王小兰最终也因余村长教唆，被其夫杀害。这就是在乡村底层进行文明启蒙所付出的代价。《天行者》中有关文明与野蛮、知识与权力的叙事，极大升华了这部民办教师题材长篇小说的精神深度。
但《天行者》毕竟主要是为了刻画乡村民办教师群像，如果仅仅写出民办教师与乡村土皇帝的对立与冲突，那就还停留在社会文化批判层面上，尚未抵达乡村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事实上，在小说众多的反讽叙事中，刘醒龙无时不刻不在以冷峻的眼光审视这群他认为最可爱的人。即使是乡村民办教师也无法摆脱人性中固有的渺小与阴私，而且越是在生活困窘的情境下，这种人性的弱点就会暴露得越明显。这是现当代启蒙文学中惯常采用的民族劣根性叙事视角，底层乡村教师同样需要在这一视角中进行自我拷问和自我启蒙。在《天行者》里，不管是长期做民办教师还是有过短暂民办教师经历的人物，他们的人性弱点都被作家以艺术的显微镜加以审视。余校长尽管为乡村教育事业任劳任怨，但他依旧向余村长讨好妥协，他对村长儿子给予特殊关照，故意拔高他的分数，主动把他的作文向省城报刊推荐优先发表，这一切不过是为了那点可怜的民办教师工资。邓有米为了转正走上层路线，不惜违法偷砍红豆杉卖钱，闹得斯文扫地。他还喜欢在背后揭短，他对孙四海的指指点点让张英才怀疑其人格问题。孙四海个性高傲，但在转正问题上同样多次失态。界岭小学的三位民办教师为了维护可怜的自尊心，不惜在期末考试成绩上故意压低大学支教生夏雪班上的分数，这样的行为终究暴露了他们灵魂深处的偏狭与保守。至于万站长为了转正对明爱芬造成的伤害，张英才为了避免孤立而故意引发三位民办教师之间的内斗，还有夏雪的软弱、骆雨的虚伪、蓝飞的自私，无不在小说中得到细腻而深刻的揭示。
但仅仅在启蒙视野中写出中国乡村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显然不够，刘醒龙并不想让《天行者》成为一部“五四”式的启蒙文学作品，他还必须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出这群乡村知识分子的“优根性”23，从而实现人性的双重审视与剖析，这样才符合真正审美意义上的心灵辩证法。于是我们看到，界岭小学民办教师之间虽然存在龃龉和冲突，但在学校升国旗的仪式中依旧配合得十分默契；当余校长提出把转正指标让给生命垂危的明爱芬时，获得了大家一致同意，让余校长感慨界岭小学民办教师是天下最好的好人；与一般教师只把学生当学生相比，民办教师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这就是界岭小学民办教师所体现出的“优根性”，闪耀着最朴素动人的人性光芒。这让人不禁想起鲁迅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24不仅要写出民办教师的伟大，还要写出他们的渺小，甚至写出他们在渺小中的伟大和伟大中的渺小，这才是从《凤凰琴》到《天行者》的创作中，刘醒龙所坚守的文学艺术底线。特别是在张英才和万站长身上，刘醒龙颇得俄罗斯文学中常见的忏悔叙事之精髓。无论是舅舅还是外甥，万站长和张英才这辈子都被界岭小学缠得死死的，日日夜夜都脱不了身。界岭小学留下了他们人生中的愧疚与隐痛，使他们带有沉重的负罪感，而消除负罪感的解药就在界岭小学，所以他们必须不断“朝拜”界岭小学这个“大庙”，消释自己内心深处的毒和罪。
最后要论及并非不重要的抒情性。从《凤凰琴》到《天行者》，刘醒龙创作中的抒情性是一以贯之的，这其实也是刘醒龙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始终在叙事中融入抒情因素，使作品带有诗性现实主义色彩。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所谈甚多，大抵源于海外华裔汉学家陈世骧的说法。他认为，与西方文学最初确立的史诗与戏剧传统（即叙事传统）不同，中国或东方文学最初确立了一种抒情传统。从先秦到六朝，从诗骚到乐府辞赋，抒情诗的传统在中国文学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在戏剧和小说，如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登场以后，元杂剧、明传奇、清昆曲等叙事性文学缓慢崛起，中国文学的“抒情精神依然继续主导、渗透，甚或颠覆它们”25。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深刻影响了叙事文学创作，即使在《儒林外史》那样的讽刺小说，还有鲁迅那样忧愤深广的启蒙小说中，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依旧得以不断转化与新变。到了刘醒龙的《凤凰琴》与《天行者》，仍然没有例外。刘醒龙把叙事性与史传性、写实性与抒情性、现代性与传统性奇妙地嫁接在一起，给严峻的乡村教师日常生活叙事笼罩了一层浓郁的温情面纱。这不仅表现在小说中大量的地域风光描绘上，如对大别山深处界岭小学的季节轮回的诗意描绘，很多段落都有中国山水田园诗的意境和韵味，还表现在小说有意穿插的中外诗歌文本上，如夏雪带来的影响了界岭人精神世界的那首叶芝名作《当我老了》，还有以李子名义写给她母亲的赞美诗《一碗油盐饭》，均清新浑朴、苍凉动人，给小说叙事融入了绵绵不绝的诗情。这种镶嵌诗歌文本于小说中的做法，在中国传统小说创作中可谓司空见惯，但《天行者》中的诗歌文本镶嵌并非简单的拼贴，而是从情绪到形式都无比熨帖，堪称对中国古典诗文互渗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当然，小说中还有更加令人难忘的诗境营造，这就是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对界岭小学升旗仪式的场景描叙。在大别山深处的清晨与黄昏，无论风霜雨雪，界岭小学那些贫穷困窘的师生总是虔诚地将他们心目中神圣的国旗升起或降落。山风中飘扬的五星红旗虽然破旧，但寄托着人们最深沉的热情与梦想。这种寒碜简陋但庄严肃穆的升降旗仪式，在小说中被多次描绘，在严酷的乡村知识分子生命困境中升腾起壮丽的诗情，极大提升了整部作品的民族精神境界。
《凤凰琴》和《天行者》的抒情性除了表现在种种诗化叙事上，还有一点常常被人忽视，即小说主观叙述与客观叙述的兼容并蓄。刘醒龙有意选择张英才作为《凤凰琴》的视点人物，虽然是第三人称叙事，但作者努力从张英才的视角去讲述界岭小学的乡村教师故事，让外来者张英才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视野，由此达成作品的写实性与抒情性的艺术融合。而当张英才在第二部中从界岭小学暂时退场后，作者依旧以张英才作为隐含的不在场的叙述者，还强化了与张英才一样具有外来者身份的人物系列作为视点人物，如万站长、夏雪、骆雨、蓝飞、蓝小梅等人，对界岭小学展开散点透视，从而在整部作品中保持了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界岭小学的外来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忏悔意识或愧疚心理，这种浓厚的主观心结释放在小说叙事中，滋生了无边汗漫的情绪氛围。这是《凤凰琴》和《天行者》的精神心理潜影，流贯延展于文本的字里行间，挥之不去，拂之还来。这一切正如《天行者》结尾所描述的那样：“张英才轻轻一笑，信手在凤凰琴上从低音到高音，按了一遍音阶；然后，又从高音到低音，按了一遍。”26这琴声余音袅袅，其中隐含着张英才对界岭小学、民办教师和乡村教育的无限眷念，同时也包裹着他对世情人性无法解脱和释怀的不尽怅惘。
注释
1 12 17 18 20 26 刘醒龙：《天行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扉页，第232页，第79页，第175页，第158页，第293页。
2 龚鹏程：《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3 4 余英时：《自序》，《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第3页。
5 21 刘醒龙：《一滴水有多深》，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151页，第155页。
6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4页。
7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5页。
8 9 13 1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第221页，第220页，第282页。
10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133页。
1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著作对它的解释》，《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15 克林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袁可嘉译，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16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19 卡莱尔：《文人英雄》，《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张峰、吕霞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0页。
22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4页。
23 刘醒龙：《莫当长江是黄河》，《重来》，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37页。
24 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411页。
25 陈世骧：《论中国抒情传统》，张晖编：《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