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面对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如何讲述一段关于灶王的传奇？李浩似乎有意从头开始，安排“我”纠结在历史、记忆和经历的掂量之中，而数位灶王纷纷递来的主意，反而显露了叙述自身的复杂维度，如铁匠灶王提议写灶王们受过的苦与罪；饼店灶王建议写灶王为王的扬眉吐气；大车店灶王则绕过两人争论，主张写“有意思的、有故事的事儿”“哪怕做一个添油加醋的传奇”……上述处理，无不表现出“传奇”概念的暧昧性：传奇既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新创造，又是一种相对常态的非常态。由此可见，这个亟待讲述的故事，无异于是一段不史的历史、一个不奇的传奇。

本书以中国明朝作为故事背景的时间框架。对照小说情节，可以清晰看出故事背后的时间线索。小说第一章写到主角居住的谭豆腐一家毁于“土木堡之变”引发的战乱，即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军抗争瓦剌人入侵，却兵败被俘，后由明代宗朱祁钰即位。这是历史上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尔后，主角先被安排在名为董氏的直峪农家，再被任命于大同府曹氏府邸，得知了“夺门之变”，即公元1457年朱祁镇从南宫重新复位，再次执掌朝政一事。第十二章则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在位的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说起，一直到主角再次完成新一轮候补登记……相较于传统史书的严肃性，李浩可谓充分发挥了“小说”之于其他文类的史馀特点，使“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讲述声音，具备了宏大历史之下的“人间性”与“现场感”。

跟随“我”从豆腐灶王到董家灶王、从曹府灶王到候补灶王的身份变迁，读者在一段动荡复杂的历史下，见证了灶王在人间仙界中跌宕起伏的复杂际遇。但是从阅读感受来看，这段“传奇”非但没有在文本与美学风格上呈现出怪异奇幻之处，反倒在世态人情的摹仿与历史故事的演绎下，衍生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实感。因其表面上看似讲述是超越世俗常规传奇故事，但是各家灶王作为神仙的现实遭际，实与人间生活的寻常百姓并无二致。灶王虽是位列仙班，但居于神仙谱系的末流，既受上级的压迫，也受制于凡间的人际关系，不仅是一言一行要遵循仙界制定的细则及律令，同时还需牵挂人间百姓的安稳与生活。矛盾的是，灶王们在“秉下民倚伏之权”的同时，必须忘却的是自身对人世间的“在意”。

可以说，作者围绕“灶王”形象系统的改写，以及由灶王职责中与人间和仙界划分出的距离中，延伸出一套观察古代中国及其民众日常生活的视角，并从中揭示了“传奇”所指涉的历史意蕴。一如“我”经历了前世书生的转生之后，作为灶王的“我”重新面对的是一个无异于人间的生存情境。由灶王、城隍、龙王所组成的仙界中，具有等级森严的权威秩序，拥有实际话语权的神仙，依然是位高权重者。就其机构运行的内在逻辑来看，人间与仙界在本质上实无差别，尤其是小说写到人情往来、官僚制度、机构运行等具体微小的叙述细节时，令读者不免惊讶于神仙事之于人间事，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情此景，无论是生前的书生，还是身后的灶王，都只得抱以慨叹与伤怀。

深层意义上，这个故事冠以“传奇”的“不奇”之处，才真正蕴含了作者予以审视与批判的特殊用意。灶王们起早贪黑，好罐坏罐中必恭记录的善善恶恶，竟是成年累月地堆满了罗汉崖的山脚；灶王们费心劳力，迭主阴阳下念兹在兹的是是非非，到头来不过是聊以自慰的修为……种种细节，无不体现出巨大的反讽意味。小说之所以不厌其详的描绘此类情节，并刻意突出一干灶王的无奈感受与百感交集，其用意不外乎联通中国文学“不平则鸣”传统气脉。原来，在烟火人间的风尘沧桑中，幻想与现实竟是一样不堪。也许，董家“在困苦、恶臭和咒骂中间”的贫困生活，抑或曹门“围绕于厨房”的朱门酒肉，皆不足为怪，反而是神界生活中某些使人习焉不察之处，故事所酝酿的冲突才更加尖锐，令人感到诡异与惊悚。当现实无关于真实的情境下，历史的真相必然也无关于历史的书写。这种笔法，不难联想起卢卡奇对以罗曼史进行戏拟而完成的《堂·吉诃德》的评价：“这是诗意与反讽，崇高与怪诞，神圣感与偏执狂的一次特殊混合。”这个意义上，《灶王传奇》不亚于一种对中国式故事的创造式转化。

质言之，联系灶王生前身后的境遇来看，足见李浩书写的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文本真正强调的是一种个人内在于中国历史脉络和民族文化的感受结构。一个单独个体乃至下层集体，直面强势、封闭和稳固的体制，所进行的永不停歇的对抗、妥协和失败。如此一来，标题中“灶王传奇”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逆转性变化。这个深具“现实”气质的写作，由此呈现为一则讽喻现实与寄寓人心的寓言。这部被标榜为李浩转型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或许不应被简单视作叙事或结构上的推陈出新，而是他从自古而来的民间神话资源的挪用与创生中，阐发了一个隐匿的中国故事，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殷鉴不远”的思想视野。他的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独具当代特色的原创文本，并体现出两种思想面向。

一是小说叙事的寓言性质。全书借助灶王的意象系统，统摄了烟火人间与诸神仙界的复杂关系，在人的记忆、经历与历史的关系处理中，将一种场景化和形象化的叙说，抽象为了寓言式的讲述，进而肯定了个人蕴含的克服内在自我、日常生活或历史局限的坚韧能力。二是民族历史的探秘倾向，本书借此“奇”与“不奇”的观念与感受的互相纠葛中，将故事本身存在的日常性及其被赋予的历史性，一齐以“传奇化”的方式召唤出来，强化了故事与观念之间的隐微联系。传统中国对于灶王形象的理想化想象，寄托的正是中国百姓在现实生活中扬善抑恶的朴素愿望。

灶王的叹问声中，传递了一种摆荡于“济”与“救”的迷茫与无助。纵使一生可怜的小冠对龙王的意外拯救，成就了戏台上的虚伪历史也好；纵然一生作恶的王鸠盈对灾民的一丝善念，酿造了历史中的人间惨剧也罢。芸芸众生之间，“我们的济与救又在哪里？”“我们这些眼睁睁的灶王，不容易超脱啊。”或许，正是为了寻找超脱的可能，为了历史所夹藏的希望，李浩才会坚持以经营“理想小说”和“智慧之书”的精神姿态，持续探问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他相信，“传奇”指向的不是业已终结的故事，属于“先锋”的实践仍在进行中。一如小说中流行在市井坊间的闲谈所昭示的那样：烟火上下，传奇不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