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笔者对路遥与其《平凡的世界》的长期关注中，究竟如何为这部小说定位，亦即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在学界获得有效解决。从雅俗二分法的角度看，如果说它是高雅之作，为什么有那么多普通读者对它情有独钟而不少专家学者却对它不屑一顾?如果说它是通俗小说，又该如何把它与一般的通俗文学作品区分开来?

这一问题其实也让我深感困惑，而解决困惑的办法是打破雅俗之间的二元对立，在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确认这部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于是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稍作解释：一、在我看来，所谓严肃文学是指作者首先具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从而也让其作品拥有了某种严肃、庄重的内容和主题。而我之所以对纯文学、高雅文学、精英文学等现成的概念弃之不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概念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另一方面，路遥及其创作的精神气质似乎也与这些概念并不搭调合拍。例如，李陀就曾认为，纯文学的概念被人接受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学界用“怎么写”来冲击“写什么”并进而强调“形式即内容”的重要性，纯文学之说才开始变得深入人心。如此看来，纯文学无疑关联着当年的先锋文学实验，而路遥及其创作恰恰与这种实验背道而驰。二、谈论大众文化，我们往往更多借助于西方学者(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批判意义上对它进行定位，但我这里所谓的大众文化却更多关联着文艺大众化之后的一种文学形态。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文学遗产，而“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之类的长篇小说，其实亦可归类为这种性质的大众文化。我有意舍弃俗文学、通俗小说之类的概念，是为了避免此类概念引发的固定化联想，也希望如此谈论路遥与《平凡的世界》能有更灵活的伸缩空间。

但是，要把《平凡的世界》与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谈清楚，我们需要从《早晨从中午开始》说起。

一

众所周知，路遥在完成《平凡的世界》四年之后，写出了一篇《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之所以要写这篇长篇随笔，其直接原因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畅广元教授的约请有关。1991年秋，畅广元准备主编一本题为《神秘黑箱的窥视》的评论集。此书采取青年评论家、作家和著名评论家三极对话、相互呈现的方式展开，路遥位列其中。于是畅广元向路遥约稿，并两次到他家催稿，这样才有了路遥花三四个月时间(1991年初冬至1992年初春)的抱病写作。当然，路遥之所以能接受这一约请，也有一些更为特别的原因。其一，他是“怀着对往事祭奠的心情”写出这篇随笔的，同时他也郑重指出：“自己的历史同样应该总结——只有严肃地总结过去，才有可能更好地走向未来。”这就意味着这篇随笔是述往事，思来者，与往事干杯，为来者(未来的创作)鼓劲。那个时候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只有几个月的存活时间了。其二，他是为了澄清一些事实，还原写作真相，才不得不下笔为之。他说：“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报刊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为我的这段经历编排了一些不真实的‘故事’，我不得不亲自出面说一说自己。”其三，路遥这样做，甚至也不排除经济方面的考虑。种种资料表明，路遥从生到死一直处在生活的困顿之中，缺钱是他生活的常态，而写出一篇长篇随笔就能多赚取一些稿费。《早晨从中午开始》的首发刊物是当时的一本通俗类杂志《女友》，或许就能说明一些问题。而路遥之所以会让这篇心血之作“屈尊”于此刊，主要原因在于《女友》主编王维军是路遥的陕北老乡，他非常支持路遥的写作，并“答应在《女友》杂志连载他的这篇创作随笔，而且给他最高的稿费”。而如此一来，就能解决路遥的燃眉之急。

无论是哪种原因促成了路遥的这次写作，今天看来，这篇绝笔文字的价值和意义都不容低估。在当代文学史上，我们自然也会看到许多作家的类似文字，但它们或者是附在小说之后的一篇“后记”(如莫言的《檀香刑》)，或者是专门应约而写出的一篇“创作谈”(如《中篇小说选刊》中附在小说之后的文字)。这种文字往往比较随意，篇幅也不会很长(千余字至三五千字不等)。但路遥却用了数月时间写出一篇六万字左右的大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开先河之作。而在我的观察中，第二个以超长篇幅写出这种文字的人是陈忠实，他的“《白鹿原》的写作自述”名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长达十多万字。但在我看来，他是在向路遥学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陈忠实的这一长篇创作谈看作是“影响的焦虑”的产物，它不过是反证出《早晨从中午开始》所具有的某种示范性。

当然，更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路遥这篇随笔的规模和长度，而在于它揭示了严肃文学生产的秘密。

不妨从《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动因谈起。今天看来，路遥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起因并不复杂，却仍然值得分析。路遥说过，《人生》发表之后，他的生活完全乱了套，他也陷入成为“名人”的烦恼之中：无数的信件向他请教“人生”问题；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他的作品；亲戚朋友找上门来，不是要钱，就是让他为其子女安排工作。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出现了一种声音：《人生》已是路遥的写作高峰，他已很难超越这个高度了。而在这种喧嚣之中，路遥对自己则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而经过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之后，路遥的目标终于清晰起来。他想起年轻时的一个梦想：“这一生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就这样，三部、六卷、一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的构想开始在他的心目中显山露水。

从《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我们在创作动因层面大体上就只能读出这些东西：因为《人生》给他带来了无数烦恼，他必须平心静气，潜心于创作，重新回到一个作家真正应该具有的正常生活之中。同时因为《人生》的“写作高度说”，他也必须用新的作品证明自己，打破别人为其设置的创作魔咒。种种资料表明，路遥的性格深处有一种不服输、不被流行看法裹挟的“较劲”心理。而通过与自己“较劲”，把自己的创作潜能开掘到极致，从而用事实反驳世人的偏见，或许就成为他写这部大书更为隐秘的创作动因。

但仅仅是这些，还不足以说明路遥创作这部小说更为隆重的理由，这时候，注意一下路遥与柳青的师承关系，或许更能说明一些问题。在写作层面，路遥曾把柳青看作自己的“导师”，而为了汲取写作滋养，他曾七读《创业史》，并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看作是“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但实际上，更应该把柳青看作是路遥的精神导师，柳青的生活作风、写作信念、理想追求等，也一点一滴地融入路遥的心灵深处，成为他继承过来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路遥曾经写过《病危中的柳青》，那时的柳青给路遥留下极深印象的是他那种特殊的痛苦：“诗人最大的痛苦不只是在于自己的命，而在于他不能完成的事业。”于是，柳青“只要活过来，稍微积蓄了一点力气，他就又伏在那张破旧的圆桌旁边，握起笔，铺开稿纸，面对着他那些可爱的和可憎的人物，全部神经都高度地集中起来”，开始写作了。而柳青的这种精神对于路遥来说也具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他雕刻《创业史》里的人物，同时也在雕刻着他自己的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对我们来说，比他所创造的任何艺术典型都具有意义：因为在祖国将面临一个大量进取心人物的时代里，他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楷模!”如此看来，柳青那种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人格风范和积极进取的姿态，应该就是路遥的指路明灯，也是他能写作和完成《平凡的世界》的精神动力。

明白了路遥对柳青的敬仰之情，我们就能体会到柳青的言谈话语在路遥心目中的分量了。路遥的弟弟王天乐曾经披露过一件事情：因《人生》获奖，路遥到北京领奖期间曾给他写过一封长信。信中谈到了创作的艰辛，作家所经受的各种苦难。而当谈及巴尔扎克、柳青等作家时，路遥曾有过如下说法：

他说《创业史》最后部分在《延河》杂志发表时，他曾当过柳青的责任编辑，和柳青有过非常亲切的谈话。他对柳青说，你是一个陕北人，为什么把创作放在了关中平原?柳青说，这个原因非常复杂，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挑起来。对陕北要写几部大书，是前人没有写过的书。柳青说，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体裁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待的。路遥在信里说，他一直为这段论述而感动。

假如王天乐的记录属实，那么对于路遥而言，《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就有了更为崇高的动因：他要完成柳青的嘱托，担负起书写陕北这块广袤的土地的重任。这就意味着路遥一旦投入其中，他既不可能“玩文学”，也不可能像贾平凹那样为了“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而写作，而是带上了沉重的责任感和庄严的使命感。于是，尽管路遥的这次写作是为了实现他早年的一个文学之梦，尽管他也说过“写作首先是自己心理的一种需要”，但是，在其背后又融入了更多的东西：小我之念，大我之思，陕北这块黄土地的博大丰厚，底层人奋斗的艰难坎坷，乃至史诗般的鸿篇巨制，巴尔扎克式的“书记官”的角色扮演等。当如此多的想法与念头蜂拥而来时，他不得不“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而实际上，这也正是一切严肃文学写作的开端。

二

如果结合路遥的创作准备和写作过程进一步审视，那么《平凡的世界》将会呈现出严肃文学的更多风貌。

一看读书。路遥说：“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的读书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其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从这里的表白可以看出，阅读之于路遥，主要是为了师法前人，为了琢磨那些文学大师是如何匠心独运，把一部部长篇小说建造起来的。因此，这种阅读更多是从结构、写法等层面对写作技巧的揣摩。但实际上，它们对《平凡的世界》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比如，梳理一下主人公孙少平所读过的书，我们就会发现俄罗斯文学或苏联文学占有较大比重。他出场不久，就在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此以后，他就迷恋上了小说，尤其爱读苏联书”。上高中之前，他已读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此后，因为与田晓霞的交往，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尤里·纳吉宾的《热妮娅·鲁勉采娃》等也进入了他的视野，而这些小说甚至也成为路遥诗化其小说情节的重要内容。当躺在麻雀山上的孙少平念起《白轮船》中那首吉尔吉斯人的古歌时，它不仅让孙田之恋充满了诗情画意，更重要的是借助于俄罗斯文学的丰厚底蕴，让小说具有了一种博大深沉的人文内涵。李建军指出：“为了‘教育’人而写小说，为了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和改善人的生活而写作，乃是俄罗斯文学的另一‘基调’，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俄罗斯作家中很少有那种为了‘纯艺术’或‘纯文学’而写作的人。他们赋予文学以信仰的性质，把写作当作一种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道德行为。”这也意味着路遥让俄罗斯文学频繁进入自己的小说，既是他本人阅读生活的一种写照(他曾说过：“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这部小说输入了信仰、人道原则、道德力量等等信息。于是，当《平凡的世界》因其深沉、厚重有使人向上、催人奋进之效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俄罗斯文学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路遥对柳青的借鉴也值得深思。如前所述，无论是在写作手法还是精神追求上，柳青都是对路遥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而反复阅读《创业史》，也让路遥获益甚多。他对柳青的定位是“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他对《创业史》的评价是“史诗式的宏大雄伟”或“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而实际上，如果说《平凡的世界》最终也具有了一种史诗般的气质，这无疑来自路遥对《创业史》的悉心阅读和仔细体认。而因为这种阅读和体认，甚至使《平凡的世界》的开头部分也打上了《创业史》的烙印。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讲述过这部小说开头的艰难：当万事俱备之后，如何写第一句话和第一个自然段，就让他费了无数张稿纸，结果用了整整三天时间，最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濛濛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街巷背阴的地方。冬天残留的积雪和冰溜子正在雨点的敲击下蚀化，石板街上到处都漫流着肮脏的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破毡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卜，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唉，城市在这样的日子里完全丧失了生气，变得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了。

再来比照一下《创业史》的开头：

一九二九年，就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阴历十月间，下了第一场雪。这时，从渭北高原漫下来拖儿带女的饥民，已经充满了下堡村的街道。村里的庙宇、祠堂、碾房、磨棚，全被那些操着外乡口音的逃难者，不分男女塞满了。雪后的几天，下堡村的人，每天早晨都带着镢头和铁锹，去掩埋夜间倒毙在路上的无名尸首。

庄稼人啊!在那个年头遇到灾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样，哪里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呢?

按照路遥的说法，无数次开头均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下笔太重。而最终之所以采用了这一开头，是因为他想通了一个道理：“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堆满华丽。”路遥在这里并未提到柳青，但两相比较，二者的开头又何其相似——都是先写时间，后出地点，再佐以下雪的场景，然后推出不知名的人物。当描写告一段落之后，柳青以“庄稼人啊”的感叹引出一句议论，而路遥也以“唉”字打头生发出一句感慨。由此推断，路遥这里的写法虽然全面模仿了柳青，但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学习。当路遥那些“太勇猛”的开头均告失败后，他开始回想那些大师们的经典叙述，进而要书写出一种平稳、端庄、大气的效果，这个时候，潜移默化于路遥心中的柳青笔法开始发作了。而这也正是前期读书带来的好处，它阻止了路遥剑走偏锋，一开始就把他导入到了一种严肃文学的叙事模态之中。

二看资料搜集。在前期准备中，路遥并非只读长篇小说，而是凡与他创作的小说有可能相关的杂书、专门著作和知识性小册子，他都要找来翻阅或阅读，于是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宗教、农业、商业、工作、科技，还有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UFO(不明飞行物)等读物，就都进入了他的房间。而为了准确呈现1975—1985年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路遥想到了查阅这十年间的报纸，于是，震撼人心的一幕出现了：他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延安日报》《参考消息》这十年间的合订本全部找来，把房间堆成了一座座山，然后一页页翻看，记录。因“工作量巨大，中间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眼角糊着眼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

任何作家在写作之前都会进行资料的阅读和准备工作，但像路遥这样，用几个月的时间去翻阅十年的五种报纸，这种做法估计在当代作家中还绝无仅有。而路遥之所以如此操作，一方面源于他写这本大书的认真严谨，另一方面应该也与他决心采用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有关。这种写法在客观效果上会让小说成为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我在后面会详细谈论这一问题)，但它又确实向作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必须准确、细致、全面地再现人物的一切和人物活动的场景和环境，因为它们构成了细节的真实。而在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看来，小说固然是“庄严的谎话”，但是“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无足取了”。既然路遥信服“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那么，向巴尔扎克的精准与深刻学习，就应该是他的不二选择。李建军在评论路遥时曾经说过：“写实性的现实主义方法其实是一种难度最大的写作方法。这不仅因为现实主义写法，已经被19世纪的大师、被中国的曹雪芹、鲁迅和张爱玲们天才地、创造性地推进到了一个后来者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度，而且还因为它是一种最老实的写法，是偷不得一点懒，掺不得半点假的。它要求描写得精细、准确、生动、逼真；它要求叙述得客观、真实、入情、入理。”而在我看来，路遥如此操作，既是要以最老实的方式向那些新潮写法叫板较劲，也是要以自己那种偷不得懒、掺不得假的认真和严谨重新镀亮现实主义这种过时的手法。

三看深入生活。延安《讲话》之后，深入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面向作家的一道政治律令，而柳青为写《创业史》扎根长安县皇甫村十四年的经历，更是成为作家深入生活的典范。然而，即便如此，依然有作家对这一口号表示质疑。例如，史铁生就说过：“我一直觉得，‘深入生活’这个理论应该彻底推翻，因为它自身就不合逻辑。你说你跑一个地儿待几个月，怎么就是深入生活?我在这儿待一辈子，我倒是浅入生活?这说得不对。所谓‘深入生活’实际上应该叫深入思考生活。什么叫深入生活?你到哪儿去你待多久你干什么叫深入生活?干什么叫浅入生活?没有好好想，就叫浅入生活。”很显然，史铁生对那种走马观花似的所谓深入生活是极不满意的，因为他觉得不符合常识，于是他把深入生活修改成了“深入思考生活”。

对于深入生活，路遥并没有形成史铁生式的疑虑，因为他说过：“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这一点使我很难理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深的理论问题值得百谈不厌。生活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至于每个作家如何占有生活，这倒大可不必整齐一律”。如此看来，路遥应该是深入生活的信奉者，而柳青式的深入模式只是让他意识到一个问题：当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像柳青那样完全在皇甫村“蹲点”已远远不够。因为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生活”。而正是在这一思考中，路遥开启了属于他自己的深入生活模式：

我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开始在生活中奔波。一切方面的生活都感兴趣。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自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倍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熟悉。对于生活中现成的故事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故事我自己可以编——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则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用笔详细记下来。

这种深入生活的模式是值得深思的。首先，这种深入并非为了执行某种命令的被动之举，而是路遥的主动选择，这样，他在乐此不疲的奔波中就增加了对生活的感应度和亲和度。其次，路遥以近乎科学的态度对待着生活与小说的对位关系，即凡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场景，他都要亲自去体察，细节真实到一种植物开花另外的植物处于什么状态的程度。而凡是他没办法体验到的生活，他则不敢轻易下笔，甚至不惜为此改动人物的活动轨迹。王天乐曾经记录道：“路遥写小说和记者一样，重大事件必须到现场感受。我和他一块揽过工、放过羊，在田野里过夜，在煤矿的井下到工作面干活。当路遥第一次下井到工作面干活出地面时，坐在井口就走不动了。他说，凡是下过井的人，生活在太阳底下就应该知足了。就在那天晚上，路遥提出要改动孙少平的命运。他说孙少平最远只能走到煤矿，如果进了大城市我就管不住他了，因为路遥对大城市生活不特别熟悉。”由此我们便可以知晓，当许多读者为孙少平没有走进大城市而感到遗憾时，这固然是路遥遵从着人物命运的逻辑走向在行文运笔，却同时也是起因于他对生活的敬畏：他无法让其主人公在他不熟悉的生活中凌空蹈虚。倘若如此，那就既糟蹋了人物，也亵渎了生活。在这一问题上，路遥与同样信奉深入生活的赵树理可谓异曲同工。赵树理不敢让不熟悉的人与事进入自己的作品，所以便有意省略，并把这种做法概括为“有多少写多少”。而实际上，路遥也是“有多少写多少”的典型代表。

第三，更值得分析的是路遥所谓的“让生活重新到位”。一般而言，熟悉的生活往往会被作家有意无意地忽略过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心中有数，不至于在这样的生活面前捉襟见肘。但实际上，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就如同读过一本书之后我们不能说对这本书不熟悉，然而日久天长，书中的情节、细节、氛围以及初读时的那种感觉等，则有可能被逐渐淡忘。而重新拿起这本书进入阅读过程，就既是一种温习，也是一种回想。生活也是如此，假如不能重新进入自己所曾熟悉的生活之中，原来生活中的细节、感觉就不一定能够被唤醒。在这一意义上，“重新到位”类似于托尔斯泰所谓的“二度体验”，也与陈忠实所概括的“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颇多相似。托尔斯泰指出：“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音响和语言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体验到这种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但究竟如何唤起这种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托尔斯泰却语焉不详，并没有提供满意答案。这样，重新进入生活之中，让生活事象引起心灵震动乃至触景生旧情，或许就成为“二度体验”的前提。而陈忠实则在枊青深入生活的示范和启迪下，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体会。他认为，“生活体验”更多是外在于主体的一种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则指生命内在的心理体验、情感体验和思想升华。用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话来表达，“随物宛转”是“生活体验”，“与心徘徊”则是“生命体验”。路遥虽然没有像陈忠实这样总结得如此清晰，但他说过：“我对深入生活的理解：第一点要广阔，第二点要体验，不仅仅是外在形态的体验，而更注重心理、情绪、感情上的体验。既要了解外部生活，又要把它和自己的感情、情绪的体验结合起来……有些人把深入生活理解得非常狭隘，就是去了解、记录一些材料，而不注重自己的体验和感觉，这是不行的，实际上作家所表现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你自己体验过的生活。好多伟大作家的作品的主人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作家本人或他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也就是这个道理。”如此看来，“重新到位”就不仅是记忆的复苏、细节的呈现，而且涉及原本熟悉的生活能否与自己的心灵碰撞出火花，能否与自己的情感形成深刻的遇合，能否经得起自己情感体验的反思、拷问和确认。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重新到位”相当于接受美学的“二级阅读”，因为初级阅读只是审美欣赏式的感悟阅读，二级阅读才是反思性的阐释阅读。以此类比，初级生活有可能更多是感官层面的拥有，只有再度进入生活之后，它们才能成为反思的对象。也许在路遥发明的“重新到位”的背后，隐含着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而如此一来，路遥也就为比较空泛的“深入生活”注入了崭新的内容。

三

在严肃文学的生产中，路遥所谓的劳动也在其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值得拿出来专门谈论。

梳理一下路遥的“创作谈”，“劳动”应该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语词。他曾两次以劳动为题，撰写过《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和《作家的劳动》的短文，以此谈论作家作为劳动者的重要性，思考作家与劳动的关系。他对作家的定位是：“从工作特点看，作家永远是个体劳动者。”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作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不应该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与此同时，他又认为文学创作与劳动是可以画等号的：“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而他之所以敬重柳青、杜鹏程等前辈作家，一方面是他们写出了好作品，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那种劳动精神。比如，他对柳青的感觉之一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严格地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公民，尽力要求自己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他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像一个普通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对杜鹏程的评价是：“二十多年相处的日子里，他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都曾强烈地影响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过他，默默地学习过他。现在默默地感谢他。在创作气质和劳动态度方面，我和他有许多相似之处。当他晚年重病缠身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就不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杜鹏程辞世于1991年10月下旬，而那个时候，路遥的身体状况已比较糟糕。于是他在这篇怀念文章中既夸赞杜鹏程的劳动精神和劳动态度，同时也因“自我折磨式”的劳动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这是物伤其类，也是顾影自怜，这样，悼念中也就隐含了一种特殊的悲音。

更值得注意的是，路遥把这种劳动精神和劳动态度贯穿在《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全过程之中。当他决定写作这本大书时，他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与此同时，他又让劳动与伟大作家形成一种同构关系，以此为自己鼓劲：“最渺小的作家常关注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的目标。人类史和文学史表明，伟大劳动和创造精神即使产生一些生活和艺术的断章残句，也是至为宝贵的。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而当路遥经过三年左右的艰难写作，就要为《平凡的世界》画上句号时，他又有了如下自白：

再一次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生到死，每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

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

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

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

在这里，路遥不仅再一次重复了他先前的观点——作家写作与农民种地都是劳动，二者并无本质区别；而且也进一步打破了作家劳动崇高、神圣、高人一等的幻觉。这种“低到尘埃里”的描述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路遥的劳动观呢?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路遥是从农民对劳动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来看待写作这件事的。那么，在对待劳动的问题上，农民的价值观又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赢得一个好收成。于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就成为他们劳动状态的基本写照，“有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又成为他们所遵从的价值信念。路遥信奉农村老年人说的那些大实话：“力不白出，汗不白流；人可能亏人，但土地不会亏人。”这几乎就是中国北方农民所奉行的普遍真理。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农民又往往深恶痛绝，因为他们违背了乡村社会的基本伦理和主流价值观。

值得一提的是，路遥把这种劳动价值观也植入到《平凡的世界》之中，并让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劳动可以致富、劳动可以改变命运等等成为这部小说的重要音符。孙少安根系土地，勤劳致富，这是路遥对劳动的礼赞；而“二流子”王满银则是孙少安的反面，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也恰恰体现着路遥对不劳动所产生的负面价值的种种忧虑。而走向城市的孙少平更是路遥着力打造的一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劳动英雄。他曾靠当揽工汉(沉重的劳动)开拓着自己的生存空间，追求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当他成为一名矿工之后，他不仅靠“月月上满班”拿到了全额工资，而且靠这种劳动成为了一个“征服者”。小说中写道：当孙少平领了一大笔工资回到住处后，其他几人情绪不佳，因为他们因误工、偷懒没拿到几个钱。于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劳动给人带来的充实和不劳动给人带来的空虚，无情地在这孔窑洞里互为映照”。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舍友面向孙少平，有人愿意把箱子和蓝涤卡上衣贱卖出去，有人情愿把“蝴蝶”牌手表低价出售。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操作，只是为了能让自己交得起当月的伙食费。当孙少平买下这些东西之后，他立刻就有了“一种堂皇的气势”。这时路遥写道：

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孙少平给他们上了生平极为重要的一课——如何对待劳动，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课题。

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半年前初到煤矿，他和这些人的差别是多么大。如今，生活毫不客气地置换了他们的位置。

是的，孙少平用劳动“掠夺”了这些人的财富。他成了征服者。虽然这是和平而正当的征服，但这是一种比战争还要严酷的征服；被征服者丧失的不仅是财产，而且还有精神的被占领。要想求得解放，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舍身投入劳动。

这是孙少平对待劳动的态度和通过劳动所取得的胜利，却也无疑与路遥的劳动观一脉相承。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路遥对劳动的看重、欣赏和痴情，才赋予了主人公如此这般的劳动精神和劳动收获。而劳动能赢得尊重，劳动能使人强大，劳动能让人获得解放——使人不仅成为物质上的富有者，而且成为精神上的征服者，所有这些又都是农民劳动价值观的进一步升华。不清楚路遥当年是否关注过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也不清楚路遥是否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现在能够大体确定的是，在路遥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也因此，他心目中和笔下的劳动纯洁、干净、崇高、神圣，充满了朴实自然的古典主义气息。通过这种未被污染的纯洁劳动，他让小说中的孙少平给工友们上了一课，而他本人似乎也正是通过他那种拼命三郎式的写作劳动，给中国当代的作家们上了一课。

理解了路遥的劳动观，也就理解了他所谓的“作家的劳动”的崇高、神圣与独特。自柏拉图以来，作家创作便笼罩在神灵凭附的“灵感说”或“天才说”等阴影之中，致使文学生产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神秘。但路遥却消解了这种神秘，把作家的精神生产等同于农民种地式的物质劳动。路遥对作家的创造性并非懵懂无知，因为他明确说过：“文学创作的艰苦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任何简单的创造都要比复杂的模仿困难得多。”而他之所以还要把作家的创作拉下神坛，在我看来，是因为路遥依照自己的切身体会已意识到一个道理：文学创作不仅仅是脑力劳动，也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如前所述，路遥曾花三年左右的时间广泛搜集资料，跑遍陕北大地深入生活、占有生活并让生活重新到位，这是体力劳动；而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艰辛、困顿和抱病写作，又何尝没有体力劳动的因素?路遥说过，当他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后，他每天都给自己制定了“生产任务”。而当凌晨完成了当天的任务时，他“常常感到两眼金星飞溅，腿半天痉挛得挪不开脚步”。后来，完成的稿纸有了一些规模，“它说明苦难的劳动产生了某种成果。好比辛劳一年的庄稼人把第一摞谷穗垛在了土场边上，通常这时候，农人们有必要蹲在这谷穗前抽一袋旱烟，安详地看几眼这金黄的收成。有时候，我也会面对这摞稿纸静静地抽一支香烟。这会鼓舞人更具激情地将自己浸泡在劳动的汗水之中”。小说第三部写到最后，“圆珠笔捏在手中像一根铁棍一般沉重，而身体却像要飘浮起来”。随后，右手整个痉挛，“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了稿纸上”。为了恢复正常写作，他不得不把开水倒进脸盆里，“然后用‘鸡爪子’手抓住热毛巾在烫水里整整泡了一刻钟，这该死的手才渐渐恢复了常态”。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是情绪激动所致，但长期的、马不停蹄的写作显然也消耗了他的大量体力，以致在写作的最后冲刺时显得体力不支了。而凡此种种，都意味着路遥的写作确实是像农民那样耕地、播种、除草、收割，任何一个环节用力不足，都会影响到收成和产量。因此，路遥把作家的劳动等同于农民的劳动，既不是作秀，也并非矫情，而就是他所信奉的只有“像牛一样劳动”，才能“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真实写照。

另一方面，在路遥看来，作家的辛苦劳动不仅意味着能写出好作品，可施教于人，而且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教育过程。路遥在1989年的一份《个人小结》中曾这样说过：“文学创作从幼稚趋向成熟，没有什么便利的捷径可走。因此我首先看重的不是艺术本身那些所谓技巧，而是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强调自身对这种劳动持正确的态度。这不是‘闹着玩’，而应该抱有庄严的献身精神。”26此处的“自我教育”是值得重视的，因为正确对待劳动，进而以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忘我的劳动，不仅会产生一种好的“结果”，而且更在于他既享受了这一充实的生命“过程”，也通过劳动净化了自己的心灵，增加了完善自我道德的机会。这应该是写作的更高境界，无此想法的人是断然不能体会到路遥的良苦用心的。例如，山西作家韩石山对路遥的这种做法就颇为不解，他曾以调侃的口吻如此评论路遥：“毕竟是农家孩子，认定的做事方式只有一个——辛苦，祖祖辈辈遵循的种庄稼的路数，汗滴八瓣子，定是好日子。”“我总觉得秦晋两省作家身上的农民气重了些，把写作当成了种庄稼，一分耕耘，就一定会有一分收获。”在他看来，路遥的这种思路和劳作是落后的、反动的、不可思议的，它们既无效仿价值，也不宜大肆张扬。但反讽的是，靠抖机灵写作的韩石山不仅没有写出路遥那样的厚重之作，在做人方面也被人诟病。山西作家毕星星曾披露过韩石山担任《山西文学》主编期间做假书的丑闻，或许就能说明一些问题。28如此看来，韩石山的这种投机取巧，很可能意味着他恰恰缺少了通过劳动进行“自我教育”的修炼课程。

由此我们再来看路遥的劳动观，一切就显得不再那么简单，因为它同时承担着祛魅与返魅的双重使命。在祛魅的层面上，它让一切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创作主张丧失了某种合法性，从而也把路遥的创作过程和生产秘密展示在唯物主义的地面上。无论他的这种做法是否具有示范意义，其独特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返魅的层面上，路遥又通过劳动的神圣和价值，捍卫了写作的尊严。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玩文学、玩技巧、玩先锋开始大行其道时，路遥却通过《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和《早晨从中午开始》这份自白书，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世人创作的本来样子。明乎此，我们也就能够意识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所风行的另一种祛魅语境中(例如，王朔极力鼓吹作家就是“码字的”，而王蒙则欣赏着王朔的“躲避崇高”并极力为其辩护)，恰恰是路遥的所作所为多少给作家和写作挽回了一点面子。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路遥，作家这一称号才重新具有了某种神圣感，写作这一职业也才重新具有了某种崇高感。

以上种种表征——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创作动因，仿佛要“上天入地求之遍”的创作准备，把写作视为沉重劳动的创作过程——无不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路遥来说，写作《平凡的世界》是一种庄严的工作，神圣的使命，它甚至延续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为文传统。我曾经指出：“重要的是，路遥把文学当成了一项神圣的事业，而不是像他的后来者那样把它当成了一种可以开发的产业。”“因为今天健在的作家，显然已经充分享受到了文学市场化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文学对于他们来说也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味。在他们眼中，文学可能就是一种赚钱的职业，也是可以在产业链上赢利的一个重要环节。路遥的生命终止于1992年，他再也不可能经历后来文学世界的分化，文人命运的变迁，所以，他那种古典式的写作行为便成为一个‘仪式’。”如今我依然坚信这一判断，这是我把《平凡的世界》看作严肃文学的重要理由。而《早晨从中午开始》既是对其生产秘密的充分展示，同时又像镜子和旗帜，它照出了那个年代文学的种种乱象，也让一种孤傲高标的文学信念飘扬在了1992年春天的上空。而那个时候，正是文学市场化即将来临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