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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直面现代人的生存现实
来源:文艺报 | 汪秋萍  2022年11月14日09:27

李凤群的《月下》(《收获》2022年第5期)是一部爱情小说,又不是一部爱情小说。小说的故事线,是女主人公余文真几段或平庸或诡秘或屈辱的爱情遭遇,爱恨情仇的冲突撕扯已经足够使人读之欲罢不能,但这只是包裹小说的丰满鲜艳的外壳,拨开外壳,里面浓稠欲滴的果实才是最诱人的。对于读者,这是诱惑也是挑战,需要犀利的洞察力和共情的感知力,才能窥见、触及藏在壳里的那片风景。

这正是李凤群小说的迷人之处——用多重隐喻构筑别样深意。她笔下的人、物、情节、故事,是他(她)又不是他(她),是花是雾,非花非雾,在此处,亦在别处。当然,这些隐喻不是刻意炫技,不是虚张声势的声东击西,是从小说文本出发精心设计的文学意象,并由此散发或隐或现、摇曳生姿的哲学意蕴。仿佛那一轮朦胧的月亮,真相与深意,其实在月下。

“余文真多么渴望被看见。”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巨大而沉重的隐喻。余文真,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城女子,被一个猎艳高手中年熟男玩弄于股掌,在不见天日的隐匿与不堪中挣扎沉沦。余文真只是在爱情中不被看见不受尊重吗?绝不仅如此。中学郊游,余文真意外失踪,竟无人察觉,合影少了她,返城少了她,师生们都习以为常,她的存在等同于被遗忘。大学培训,她故意制造了一次“走失”的恶作剧,结局与中学时如出一辙。这两次事件都是隐喻的伏笔:余文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边缘人,无论在爱情中,还是在工作生活之中,她永远被人遗忘在隐秘的角落。

作为女性作家,李凤群一直关注女性群体的命运,《月下》也不例外。主人公余文真所代表的弱势女子,面对以男权为中心的丛林社会,惊慌失措,倾覆沦陷,小说对此给予了最深切的同情与怜悯。但是,如果把余文真仅仅看作县城女孩的边缘标本,我以为是一种俯视的姿态,并未窥及小说全貌。如若以平视的眼光,我们在余文真身上,可以确实无误地看到你和我。放眼社会,随处可见像余文真一样的边缘人,不论男女。他们都曾心怀梦想,努力打拼,总想被看见、被承认,即使普通但不愿卑微,总想得到一份自由和尊重,可是有几人如愿呢,世间多少人如蝼蚁、如尘埃,随风而逝,了无声迹。活着的价值与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生的幸福又在哪里?

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烦恼,都有他们的边缘时刻。即使那些春风得意的所谓风云人物,也不可能时时处于舞台中央,也有至暗时刻。比如《月下》中的男主人公章东南,事业有成,拥有美妻双儿,外人眼中标准的社会精英,轻巧娴熟地在众多女性之间周旋戏耍,突遭家庭变故,儿子自杀未遂,虽然是小说设计的报应情节,也是无常人生应然性的苦果之一。

这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哲学命题,尤其是现代人在哲学意义上的精神困境。自从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用理性为世界“袪魅”之后,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愈发凸显。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高度发达的物质世界,却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

“小留”——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它是余文真在婚后始终没有退租的深巷小屋,是她留给自己的独处空间,也是一间企图安放灵魂的“疗愈”小屋,但最终也没能留下。小说描述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对人们生存空间的挤压蚕食,寓意现代人难以逃脱的心灵危机。

小说上卷,波澜不惊,基本上是章东南和余文真之间一场不对等的爱情游戏而已。下卷则步步惊心,余文真一反弱态,布局报复。尤其是最后的惊天大反转,当余文真准备忏悔放手时,才得知章东南因对家庭的不忠、对爱情的不恭,导致儿子崩溃自杀,不是余文真的恫吓让他屈从,而是生活给了他教训让他反省,他要做回一个真正的人。

《月下》为什么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篇“惊心动魄”的小说?情节出人意料、跌宕起伏只是浅层表象,弃恶从善救赎新生,才是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小说中有一段以第三人称叙述的余文真对恶的深刻忏悔:她对周雷的背叛,她对章东南的威胁,她的行为,已经被捆绑在“恶”里难以剥离了。以暴施暴也是恶的一部分。被恶牵着鼻子走,也是恶。恶不会因为别人先作恶,它就变得正当,打着正义的旗号战斗了那么久,最后发现自己也是“敌人”的一部分——她想到这些“不寒而栗”。也因为意识和反省到自己的恶,终于“如释重负”。如此安排余文真这个人物的思想转折,我理解,作者并非刻意要编织一个光明的结尾,而是呈现人性的复杂多面,更为重要的是想传递这样一个信念:无论命运强加多少暴击锤打,人永远不能放弃对真、善、正义、德性的追求。这是自苏格拉底时代起人类矢志不渝的理想,也是人间大道,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并不只有她才犯过错,这天,这地,这断桥,这红灯,这花木,这城市的角角落落,都隐藏着错误。没有错误的地方,它不是人间,它是天堂吧。”余文真的这段对白,寓示着在“罪与罚”的母题中,人是有罪的。但是,“这条展示着坚硬无比的力量,也展示着难以言喻的寂寞的路,它容纳一切人:无耻的人,单纯的人,谨慎的人,悔改的人……这条路因对其承载之物的舍弃,而成为它自己,成为自由。余文真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迈出去。”余文真,包括章东南,以忏悔和接受苦难的方式赎罪得救,重新出发。

读到这里,不由让人联想到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两位作家都有着伟大而深刻的悲悯情怀。《月下》让我们看到了李凤群与这两位作家灵魂的相通——“怜悯是一种新的语言,它使她的心开阔起来”。

李凤群曾经是一个乡村女孩,凭借文学才华、勤奋打拼,从县城走进都市,成为一名作家。前几年,她远渡重洋,赴美闯荡,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她的写作也进入了更为开阔深沉的新境界。我们在她近年的新作《大望》《月下》中,看到了她以往作品中不多见的深刻沉郁的主题,如罪与罚、救赎、与命运的抗争中的坚守等等。

说实话,阅读《月下》,从上卷一直到下卷的前半部分,心情是灰暗压抑的。余文真的遭际,会让读者想到自己也有类似的精神困境,在现实的各种“内卷”中精疲力竭,难得喘息,同她一样久困心灵牢笼,无法挣脱。但是在下卷后半段,看到男女主人公通过自省他省获得救赎,放下了、和解了,瞬间获得一种舒畅的治愈感,不仅为小说中主人公的解脱而身心放松,同时比对生活中的自己,会有豁然开朗、云开雾散的顿悟——这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治愈。

“无用的哲学”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使我们的心灵虽遭逆顺而安之若素。”古希腊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塞涅卡有一句名言:“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可是他又说,你之所以“总是预料到要受辱,其背后实际上是担心自己有理由受到嘲弄”。如何摆脱这样的困境?要学会成为“我自己的朋友”,只有首先与自己和解,才能与世界和解。这种哲学上的自我拯救,《月下》用小说的形式曲折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