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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评论家杨庆祥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中提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这篇文章将林森、朱山坡、王威廉、陈崇正、陈春成、葛亮六位青年作家的写作命名为“新南方写作”，这一提法引发了文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在众说纷纭的讨论中，对新的文学现象归纳出普遍性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立足于近年来文学研究新动向的背景下，笔者认为地方性、媒介属性、实感经验是理解“新南方写作”三条必经的路径。

一、文学研究的新趋势：地方视角的引入

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向来不乏对某一地风土人情、饮食起居、宗教氛围、乡野见闻、方言俚语的描绘。近代文学中有沈从文的湘西、废名的黄梅故乡、芦焚的河南果园城、李劼人与沙汀笔下的四川、孙犁的荷花淀、东北作家群笔下的东北黑土地。当代文学中则有赵树理的山西、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林白的广西北流、冯骥才的天津市井。可以说，中国新文学与“地方”有着天然的亲近，以描写某一地“地方色彩”为美学特征的乡土文学是百年新文学中的最高成就。

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学界对“地方”的重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这一视角始终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尽管1980年代由于先锋文学重视对文本形式的创新与叙述革命的深入，文学中“地方”暂时淡出了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视野，但随着先锋文学的退潮，1990年代文学遭遇的市场化冲击、新世纪的文化语境的更新，文学创作和研究重新开始重视起了“地方”。笔者认为，这种重视，一方面是与当代人文科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有关[1]，这充分体现在学界对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和重视上。“文学人类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将文学与人类学打通，在文学的研究中引入人类学的视角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以往的文学研究中对“地方”的评析是放在“乡土文学”的框架中，而“乡土文学”同样也是现代性的产物。这就免不了还是陷入传统/现代、文明/愚昧、落后/进步的思维定式中。人类学中对“地方性知识”[2]的强调，能使文学作品中的“地方色彩”突破“现代性”框架，而突出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内部差异性。这样无疑能够拓展文学研究的空间，也使新世纪文学中的“地方性”与以往乡土文学中的“地方色彩”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地方性视角”引入也是对文学研究趋势的一种回应。“地方路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词，这是由四川大学李怡教授牵头，王光东、李松睿、李永东、张光芒等知名文学评论家响应的一次文学研究新动向。随后，《当代文坛》2020年第一期推出“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一系列评论文章。李怡在文中将“地方路径”定义为“‘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3]。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从地方路径出发”是一种自下而上地看待百年中国文学史的方法。以往我们对文学中的“地方”的研究是在线性进步逻辑的现代性视野中，这样的宏观视角有利于整体文学观的构建、文学史的写作。但是这种现代性的文学视野也容易把“地方”化约成一个本质性、封闭性的文化空间。不妨暂时绕开这种宏观立场,从某一区域的文学出发去理解中国文学。“新南方写作”就是实践这一路径最好的例子。

在杨庆祥看来，“新南方写作”中最为明显的特质就是“地理性”[4]。这种“地理性”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地理位置，也指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恋地情结”。“新的南方的主体建立在地理的区隔和分层之中。这并非是一种以某个中心——正如大多数时候我们所潜意识认为的——为原点向外的扩散，而是一种建立在本土性基础上的文化自觉。” [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南方写作”的文学生产一开始就有明显的“地方性”：王威廉和陈崇正都是广东作家；葛亮原籍在南京，但目前就职于香港浸会大学；林森目前在海南从事文学创作；朱山坡出生于广西北流，现居广西南宁；陈春成出生于福建宁德，现居福建泉州。海南、广东、广西、福建中的某些区域交集而形成岭南文化圈。从地理版图上看，相对于北京、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这些地区都处在南边。即使是在地理版图中的南方区域中，相较于已形成文化影响力的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香港也是“南边的南边”“边缘中的边缘”。处于边缘中的写作与身处的地域有很深的关系。广西自古以来就是以壮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西部省份；广东是中西文化交汇的范本，在历史的演进中已形成一套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文化逻辑；福建有背山面海的地理风貌和敬宗睦族的宗族文化；海南有绵延的海岸线、黎族人横跨琼州海峡的传说……这些都是作家审美范式的源泉。大地之南，个体与当地的自然、文化、风俗直接感应，发生情感的共鸣，激发出写作的灵感。“在地经验”培育出审美的文化基因，如陈崇正在访谈中所言：“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唯一的辨识便是写我自己眼之所见、心之所思，这种辨识度并不需要外在的标尺，而更多是内在的审思。对于江南在漫长岁月中建立起来的美学传统，我和所有人一样从来没有停止学习。”[6]这种非工具理性的审美自觉也反映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中篇小说《半步村叙事》中的“半步村”就是一个明显的文学地理符号，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碧河、木宜寺、栖霞山、宗祠，在城市工业文明的衬托下呈现出了强大的精神疗愈功能。但小说并没有陷入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简单的对立中，小说中钱老爷子、崔老师、钱小门这些或坚守旧伦理、或活在过去的回忆中、或深陷在自我美化的想象中的人物形象，很难说不是“堂吉诃德”的当代演绎。刻画出他们的孤独、脆弱、矛盾、不合时宜也是小说留下的有待阐释的空白点。工业化、城市化使人与人、人与城之间产生疏离，但一味依托于过去是否就是真正的救赎之路？毕竟“怀旧病（Nostalgia）是一种‘损失—替代’情感，也是某个人自己幻想的浪漫”[7]。朱山坡的“米庄”“蛋镇”，林森笔下的海岛小镇——瑞溪镇，都是明显的文学地理坐标。这些作品中出现的地理坐标有不同的叙述重心和叙述目的，但是它们仍然提醒着我们，这些“地方性”的文学写作依然是我们理解“新南方写作”价值的一条有效的路径。

二、网络时代的文学：媒介属性

在谈到新世纪文学时，媒介始终是绕不开的一个热词。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并不是新现象，可以说，没有近代报刊行业的兴起也就没有新文学的诞生。相关学者指出“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 [8]，但在今天的语境下，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广播等传统的媒介形式，这里所说的媒介内涵更丰富。所谓的新媒介指的是以计算机网络为载体延伸出的微信、微博、虚拟社区、网络论坛等新型媒介形态。网络文学就是文学与新媒介亲密互动最典型的例子。榕树下、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潇湘书院等网络文学社区，打破了文学生产与接受的传统模式。如评论家李敬泽在谈到网络时代的文学时提到：“但是网络文学的读者和作者之间，也就是所谓粉丝和作者之间，他们的阅读关系、情感关系，包括在创作上的参与关系，确实已经和过去的传统关系完全不同了。这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是网络文学带给我们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9]虽然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还是存在不同的判断标准，但文学场的统摄功能势必会导致主流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也会吸收网络文学的特点。“新南方写作”的作家的写作生涯恰逢互联网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年代，他们也积极回应了这股不可挡的趋势。林森、朱山坡、王威廉、葛亮均在新浪微博平台开设个人账号。陈春成开设个人微信公众号“深山电报站”，并且《夜晚的潜水艇》中所有小说皆首发于豆瓣，在豆瓣已有800多人评分，分数暂在9.1，在近几年出版的小说中已属罕见的高分作品。葛亮开设个人微信公众号“岛上葛亮”。微博、豆瓣、微信这些新媒介形式统统为作家所用，他们纷纷在网络平台上分享日常生活动态、创作心情、宣传作品，并频繁与读者在评论区互动。在文学还能产生“轰动效应”的20世纪80、90年代，读者来信似雪花般飞向编辑部，作者的回复也需要跨越千山万水才能送到翘首以盼的读者手中。而今天，读者与作者的距离单位是以分秒来计算的，读者与作者的互动交流具有了即时性、当下性、亲和性。尽管在新媒介崛起的当下，文学也告别了它原本拥有的“黄金时代”，但告别也可以是迎来新阶段的一个前提，文学仍然可以借助新的媒介形式开拓新的前景。另外，从知识接受的角度来看，这种即时性互动能够增强文学的具体可感性并扩大文学传播范围。试想一下，如果一名读者读了一部文学作品，对其中的情节、人物性格、意象所要表达的意义一知半解，如果还需要像过去那样寄纸质信、等待读者见面会才能把这份对文学的“好奇”传递到作者手中，那么可能等来的结果就是这份“好奇”早已被快时代中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信息所淹没了。而社交平台的即时互动模式可以不断维持、更新读者的这份“好奇”。当读者能够以最小的成本与作者交流，那么他对文学就会有一种切身的参与感与体验感。作品对他来说就不是一堆句子组成的文字材料，而是与他心灵所契合的一种生命体验。而这种参与感与体验感才是文学能够始终参与人类文化生产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新南方写作有别于其他写作现象的魅力与活力所在。

三、自我表征的新形式：实感经验

通常我们提到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语言，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语）。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得作者在构思创作一部作品时会对语言形式精雕细刻，力图达到最佳阅读美感。我们第二个想到的关键词是现实感，也就是说这部作品有没有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语言、现实感这两种元素都强调理性，作家搜集现实生活材料才能构思、创作一部作品，而现实生活材料的文化属性是客观理性的。这里所强调的实感经验是一种兼容了主观性和客观性、感性与理性的一种创作心理。它最开始来源于文学研究者张新颖与刘志荣的一次讨论，后来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两人为“实感经验”做了如下定义：“我使用‘实感经验’这个词，首先指代的是‘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和感受’。在我看来，这种‘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和感受’才是第一性的，也才是思想和艺术的比较正当的起源。不过既然是‘经验’和‘感受’，在一开始它就有一种‘主客观合一’的情形，既非所谓的不依赖主观的‘客观现实’，也非单纯臆想的‘主观感受’。”[10]我们不妨用一个文学创作的例子理解什么是“实感经验”。同样的乡土生活经验，不同作家可以创作出不同风格题材的文学作品：可以是废名笔下充满着禅意的田园山水风景图，也可以是鲁迅笔下萧瑟悲凉的荒村，同时也能是左翼作家笔下革命斗争的舞台。可见，“实感经验”并不仅仅是主观意识对客观生活材料的加工（在这种模式中，主观能动性服膺于生活材料的客观性），而是主观意识对客观材料的先认识再创作。因为“‘实感经验’这个词汇，在强调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强调主体的活生生的不可替代的感性”[11]。正是这种“不可替代的感性”才能让现实生活经验能够借助作家的想象力抵达新的叙事空间。

以青年作家陈春成的作品为例。陈春成的创作取材不拘一格，想象力天马行空，能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开辟出幽深的精神空间。《夜晚的潜水艇》《雪山大士》《竹峰寺》都是用个体自我感受的抒发激发对世界的新奇想象。《夜晚的潜水艇》中的少年通过自我幻想实现一场奇妙的海上幻旅，《雪山大士》中将足球运动精神与中国禅宗思想相关联。在一次人物专访时，主持人问陈春成创作时如何处理日常经验和文学想象的关系，陈春成是这样回答的：“日常首先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些人的日常，对另一些人而言就是猎奇。比如我的日常生活就是沉浸在不那么日常的幻想中。《夜晚的潜水艇》的故事虽然荒诞，对我来说反而是最自传性的。”[12] “实感经验”正是从日常到达荒诞的一座桥梁。陈崇正的《黑镜分身术》《葵花分身术》《离魂术》《分身术》《停顿客栈》同样充满着奇幻色彩。内心的迷思、想象、矛盾认识生活的经验，生活经验又反刍内心，主观的感受与客观的生活处于相互交融、彼此丰富的状态。唯其如此，才能产生这种超于主客对立思维的“实感经验”。从“实感经验”出发能够使文学写作走向新的话语空间。

结 语

“新南方写作”作为一种建构意义大于实际影响力的文学现象，它未来的命运是被短暂地讨论后就如秋风扫落叶般被人遗忘，还是承担起丰富当下文学实践现场这一使命？这种二律背反的诘问是信息化社会中的文学难以摆脱的宿命。不过文学的“危机”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文学的转机，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去理解它内部的张力。地方性、媒介属性、实感经验仅仅只是理解“新南方写作”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全部。好在新世纪文学具有“当代性”[13]的特征，它的发生与它的命名是一种同步的关系，它建构文学经典的标准是充分敞开的。这就给“新南方写作”从一种被命名的现象发展为具备“经典性”的文学思潮提供更多可能。

注释：

[1]参见陈晓兰编：《文学经典与当代学术——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录（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9页。

[2]参见叶舒宪《“地方性知识”》，《读书》2001年第5期。

[3]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4]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5]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6]《“新南方写作”的自觉——冯娜对话陈崇正》，《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29日。

[7]转引自［英］齐格蒙特·鲍曼：《怀旧的乌托邦》，姚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页。

[8]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

[9]李敬泽、邵燕君、陈晓明：《网络时代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8期。

[10]刘志荣：《从“实感经验”出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自序”第1页。

[11]刘志荣：《从“实感经验”出发》，“自序”第3页。

[12]陈春成：《热闹都发生在远方，可以视为虚构》，《三联生活周刊》2022年第1期。

[13]参见孟繁华：《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现代出版社，2015年，第4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