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灰姑娘”故事：对经典的戏仿与改编
【编者按】
杰克·齐普斯，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童话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语与比较文学终身名誉教授，著有《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童话与颠覆的艺术：经典的儿童文学类型与文明化进程》、《小红帽的考验与磨难：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版本》等。
《从格林童话到哈利·波特：童话故事与儿童文学研究新论》是齐普斯教授相关研究的成果集粹，共收录文章12篇，对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进行了再解读，同时作者对于民间故事与童话在语义上的力量转换进行了探讨；对于迪士尼、超级英雄等现代的儿童文学、文化产业也作了观照。本文摘自该书，讨论了关于灰姑娘故事的各种戏仿和改编，澎湃新闻经中西书局授权发布。
如果试图追溯灰姑娘故事自17世纪进入书面文学领域以来所运用的多种方式，就得从美学、意识形态、心理等不同层面来处理书面挪用和口头再次挪用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调查其中每一处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例如，从19世纪开始出现的各种灰姑娘的戏仿文学和严肃改编，显然是受到佩罗和格林兄弟经典故事的影响。这些故事在家庭、学校与剧院的当面交流中被以口头形式重述、记忆和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于特定时代的书面文本可能被认为是转换的符号意群或语义整合，即在口头互动、社会规范、公认行为和主导意识形态等方面，它们都指向了写作中矛盾的一面。
所谓符号意群或语义整合，我指的是按照特定的顺序，把口头叙事排列为书面文学符号并赋予社会内容，使其代表作者或统治阶级所青睐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可以说，只要在特定的时代，这些符号意群凝固成书面文学就会变为典范，它们通常为儿童们树立榜样。然而随着社会和性观念的转变，经典故事的含义也随之变化。由特定文学符号意群所认可的标准在口头交流中经常变得矛盾或被颠覆，并在制度化的话语中产生新的文学重组。因此，必须将这类童话故事圈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考量，同时要兼顾口头与书面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
再以“灰姑娘故事”为例，我想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学改编倾向于质疑经典灰姑娘（即佩罗和格林兄弟的版本）的美学和主题特征，并介绍了一些源自口头发明和文学实验的新元素。许多作家创作了灰姑娘的故事和诗歌，其作品具有女权主义倾向或是对经典故事讲述的歪曲质疑。例如，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诙谐的诗歌开头即体现了暗含于诸多灰姑娘版本中的典型态度：
我猜你认为自己懂这个故事。
你并不懂。真正的故事更加血腥。
你知道的只是虚假的幻像。
年复一年的编造，
只是为了让所有的声音柔和、丰富，
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开心。
正如达尔一样，很多新灰姑娘故事的作者着手修改自己阅读和聆听童话的童年经历。他们与整个类型划分机制展开对话，其中大多数人重新编排了灰姑娘的情节（通常不采用她的名字），让读者了解女主角被动性背后的状况。大部分情况下，“灰姑娘”被重新描绘成一个学会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年轻女性，或者一个在决定自己人生的道路上没能更积极主动的傻瓜。在这里，我想引用一些最近的“新灰姑娘”故事为例，以此说明语义转换如何揭示文化态度在性别角色、虐待和继母角色等方面的变化。
杰曼（Jungman）为年轻读者创作的《灰姑娘和热气球》（1992）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传统故事中最滑稽的女权主义版本之一。埃拉是一个富商的女儿，比起盛装打扮和周旋于上流社会，她更喜欢骑马和与普通百姓交好。当国王邀请她及姐妹们去城堡参加舞会时，埃拉让仆人们和仙女教母替自己去，而她则留在家里烤土豆、做南瓜汤。仙女教母和朋友们回来后，大家继续在埃拉组织的午夜派对上跳舞。突然所有的邻居都涌现而出，就像比尔王子迫不及待地逃离父亲的压迫那样。埃拉喜欢比尔王子，因此她决定帮助王子逃跑并与他一起乘热气球飞走了。
杰曼致力于描绘一位知晓自己想法和欲望的年轻女子，而乐文（Levine）、普尔曼（Pullman）和加洛韦（Galloway）都以新颖的方式将注意力从女孩转移到男孩身上。乐文为7岁到12岁间的读者写了一系列童话故事，其中《灰姑娘和玻璃山》（2000）介绍了一名叫做埃利斯的年轻农场工人，埃利斯与两个继兄弟拉尔夫、伯特住在一个虚构的比德尔王国。他们都是孤儿，而埃利斯被大家称为“灰姑娘”。这个名字源于他在发明一种飞行粉末时，弄巧成拙地被烟囱里的煤烟和灰烬覆盖。埃利斯总是试图赢得他那两个兄弟的注意和尊重，但乏味苦干的兄弟俩还是忽视了他，于是埃利斯像玛丽格德公主一样孤独。玛丽格德公主没有母亲，她的国王父亲则经常因任务外出。终于有一天，父亲意识到他的女儿应该出嫁了，因此他准备了一个比赛来选择哪位骑士能够娶玛丽格德。国王建了一座玻璃山，谁能骑着马爬上它就可以娶玛丽格德为自己的新娘。“灰姑娘”埃利斯在三匹神奇的马和飞行粉末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项挑战。
乐文的叙述很滑稽，但却有些老套。埃利斯和玛丽格德谦逊天真、充满甜蜜，他们都面临着孤独和被忽视的问题。一旦遇到彼此，他们显然不再需要兄弟或父亲，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普尔曼的《我曾是一只老鼠》（1999）中的罗杰是另一种情况，它比乐文琐碎的故事更具悲喜交加的色彩。在这部小说里，一名衣衫褴褛、肮脏邋遢的小男孩在晚上十点突然出现于鞋匠铺门口，一对名叫鲍勃和琼的老夫妇庇护和照顾了他。老夫妇听小男孩说他没有名字时非常困惑，他俩向他解释了拥有名字的意义。鲍勃和琼没想到他们取名为“罗杰”的男孩实际上是一只老鼠，他曾经给灰姑娘做侍从，但不知怎的，仙女教母并没有把他再变回老鼠。在人类社会，罗杰必须要学会文明意味着什么，但同时他努力向老夫妇证明自己确实是一只老鼠，这在城市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极具讽刺的是，罗杰很快就发现自己因为想做回自己遭到迫害。只有曾是灰姑娘的奥蕾莉亚公主才能够帮助他，证明罗杰不是一个非人类的恶魔或来自地狱深处且浸毒的野兽，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家伙。最后，罗杰放弃了再次成为老鼠的追求，因为他可能会被让大众媒体逼得歇斯底里的人们消灭。
另一位帕特里夏·加洛韦（Priscilla Galloway）的灰姑娘故事《真实故事中的王子》（1995）中的男性形象也常被人误解。加洛韦用足以表现自己多么令人讨厌的第一人称来叙述他的故事。很明显从第一段来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神经质和自恋的角色：“内疚、内疚、内疚。我的心理咨询师一直告诉我，必须克制总说自责感此类的废话。母亲在我出生时就去世了，是我害死了她。由于无法忍受我的目光，我的父亲不断挑起战争，那样他就可以去打仗。也难怪，我的目光总是提醒他是我害死了他的妻子。”在他自我放纵的故事中，我们知道他与导师史蒂芬有过同性恋私情，王子的父亲不满这种关系便处死了史蒂芬。父亲为王子举办了一个舞会并命令他必须在舞会上选择一位妻子，否则将会替他决定。王子发誓他不会结婚，但当他同一位穿着水晶鞋的公主跳舞时，她的脚趾让王子想起曾经的情人史蒂芬和他的恋足癖。年轻的姑娘匆匆逃走了，王子只捡到了她留下的一只水晶鞋，因此便痴迷于找到她。
加洛韦挑衅性的叙述涉及迷恋和自我沉醉。我们对灰姑娘一无所知，所了解的都是关于那个可怜的王子。这就清楚地意味着：如果这位王子是灰姑娘所期待的，那么她的余生只会都是麻烦。加洛韦引人入胜的第一人称叙事揭示了灰姑娘故事幸福结局的矛盾性。除了恋脚癖，我们对王子也没什么更多的了解。
在爱玛·多诺霍（Emma Donoghue）的《亲吻女巫：童话新编之鞋故事》（1997）中，有另一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然而这次我们听到的是灰姑娘的声音，一个觉醒的声音和新的开始。这位不知名的年轻女子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痛中，她努力通过工作来缓解她的悲伤：“没有人强迫我做事情，没有人责备我，没有人惩罚我。是我自己愿意这样。刺耳的声音在我脑海里面回旋：‘做这个吧，做那个吧。你懒惰如泥。’这声音知道每一个问题和答案，有时候它问我为什么还活着。我很想留心去听妈妈说话，但是这嘈杂的声音让我无法听到她。”幸运的是，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出现了，这是年轻女孩母亲的朋友。她称自己是女孩母亲的树，并且实实在在地给予女孩所需要的鼓励和安慰。陌生女人让女孩参加了三次舞会，直到小女孩意识到她爱上了那个年长的女人。女孩扔掉了另一只没有失去魔法的鞋子进入树林，然后同那个陌生女人一起回家。多诺霍的故事是一个成熟的童话，它颂扬一名年轻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她对另一个女人的爱。弗朗西斯卡·莉亚·布洛克（Francesca Lia Block）的《玫瑰与野兽：重述童话之“玻璃”》（2000）在改编灰姑娘故事时所强调的方面略微不同。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描绘了一名有点拘谨，喜欢待在家里、打扫卫生和给妹妹讲故事的年轻女孩。女孩遇到一位红白头发相间、看不出年纪的陌生女人，女人随即便开始在女孩耳边低声细语。不幸的是，布洛克的故事很陈腐：它伤感地表达了一个年轻女人因为敢于走出自我、赢得王子的青睐而招致姐妹们的嫉妒。当她意识到姐妹们因为王子对她的关注而轻视她，她跑开并丢掉了鞋子，开始在家中贬低自己。然而，王子追求女孩是因为他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王子对她的爱也同样吸引了女孩出去。因此，相比多诺霍不寻常的女同性恋故事，布洛克的成熟故事是一个更为传统的异性恋版本。无论哪种版本，最重要的是两位女性作者关注的不再是虐待儿童，而是对爱的需求。她们聚焦于一个年轻女性的自我肯定，年轻女孩一直为死去的母亲悲痛不已，女孩发现自我的必要动力——一位年长、有权势的智慧女性以仙女教母的形式介入。
这种介入并没有出现在格雷戈里·马奎尔（Gregory Maguire）引人入胜的小说《丑陋继姐妹的告白》（1999）中。该小说是近年来出现的有关邪恶继母和虐待儿童的灰姑娘故事中，更为生动、刺激的小说之一。马奎尔以17世纪的荷兰小城市哈勒姆为背景展开叙述，他非常善于捕捉当时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状况。小说讲述了寡妇玛格丽特·费希尔及两个女儿从英国回来后的故事，其中露丝是一个笨拙却温柔的哑巴，艾琳是一个平凡但富有天赋和同情心的女孩。为了保护和养活自己的女儿们，玛格丽特找到了一份工作。起初她是一位画家大师的仆人，后来成了范登·米尔家庭的负责人。艾琳在范登·米尔家给一个美丽却焦虑的女孩克拉拉上英语课。克拉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被人绑架并成功被救出。终于，在画家妻子去世后，玛格丽特与科尼利厄斯·米尔结婚了，随后她接管了这个家庭。从这一刻起，玛格丽特铁腕地掌控着家庭的内部事务。虽然克拉拉和她的继姐妹们相亲相爱，但玛格丽特对克拉拉却极其刻薄。同时，她还痴迷于确保新婚丈夫事业的成功和自己女儿在社会上的崛起。
其实马奎尔的小说聚焦的是这位继母的不朽，她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背后力量。马奎尔不轻视继母这个角色，也不加以批判。实际上，整个故事是以女儿露丝的观点讲述的，她语气简洁，但却坦率地表达出对母亲的同情。似乎回到当时那种贫穷的生活条件下，这就是母亲为了使女儿能够生存下来必须采取的方式和做出的努力。玛格丽特的动机与“好”社会中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因此，露丝的“忏悔”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要展现了她的母亲及其为确保亲生女儿生活得更好而雄心勃勃的努力。玛格丽特因为绝望而行动，她想方设法地克服贫穷，就像那些荷兰商人在哈勒姆镇无情地打交道一样。马奎尔描绘的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所以这毫不奇怪——粗鲁而专横的玛格丽特最终没有受到惩罚，她继续生活并代表着继母身上不屈不挠的意志及一心保护女儿的母亲们。
在过去10年间，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出版了大量改编自灰姑娘的文学作品，这表明此种故事类型的重要文化倾向。除了叙述的虚构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研究。比如玛西亚·利伯曼（Marcia Lieberman）的《“总有一天我的王子会来”： 童话中的女性文化适应》（“‘Some Day My Prince Will Come’： Female Acculturation through the Fairy Tale”）、简·约琳（Jane Yolen）的《美国灰姑娘》（“America’s Cinderella”）、科莱特·道林（Colette Dowling）的《灰姑娘情结》（The Cinderella Complex）、珍妮弗·韦尔特沃尔特斯（Jennifer Waelti-Walters）的《童话与女性想象》（Fairy Tales and the Female Imagination）和玛丽娜·沃纳（Marina Warner）的《从野兽到金发女郎：论童话故事与讲述者》（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 On Fairy Tales and Their Tellers）。这些作品中的当代女性在某些方面相当于灰姑娘，因为她们已经认同了灰姑娘故事的要旨而被指责太过被动、麻木和自暴自弃。有的批评家指责这个故事在性别歧视方面有助于女性的社会化。因此，如果女性要成为自己就必须忘掉仙女教母和王子的存在。
这种对“灰姑娘”角色的拒绝趋势对我们的社会行为产生了一些显著的影响，这可能确实是由于女权主义运动、社会改革、口头及书面文学等重塑了妇女的角色，尤其是她们在现实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例如，几年前在新墨西哥州有一个有趣的研究，并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发表了关于“灰姑娘综合症”的报道。三名9岁到10岁之间的女孩生活在三个不同的收养家庭中，她们每个人都明显地受到养父母，尤其是养母的忽视和虐待。在当局发现她们并将其带走时，女孩们都穿着破烂的衣服且衣衫不整。当时，每个女孩都声称她的养父母给过自己衣服。然而当局经过调查发现，这些女孩全都“撒谎”和故意穿着“破烂的衣服”，目的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实际上女孩们都身处被养母欺负、虐待的危险，养母本身也有与这些女儿相似的经历，每个人都曾遭受过性虐待和身体虐待。
这里有趣的是，女孩子们通过假扮成灰姑娘暗中反抗，从而摒弃了灰姑娘顺从、被动的角色。此外，她们直观地体现了童话故事的心理核心，即幸福的结局往往趋向于压抑和虐待。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对童话的探讨中看到的，童话故事的框架及其幸福的结尾总是自相矛盾地掩盖它试图揭露的现实和丑陋的真相。如果我们潜意识里知道灰姑娘故事的快乐结局是基于错觉，那么我们不断重提这个故事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女孩和男孩的虐待还在继续、兄弟姐妹间的竞争依然激烈、父母不倾听孩子的需要。事实上当孩子被虐待时，他们的父母往往是压迫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学想象中重新塑造灰姑娘，仍然是文明进程中关键对话的一部分。
这种对话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灰姑娘故事圈语义力量的转换，从庆祝年轻女性成年到反映社会父权制化和男女形象变化的口头故事，以及代表女性的固有顺从和男性所设定的婚姻要求的书面故事；再到有意识地描绘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白手起家神话的故事；直至刻画了旨在突破自己传统角色的灰姑娘文学作品。这些转变表明了一种持续的乌托邦需求，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希望改变既定生活轨迹的诉求。此外，该变化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写作过程或工作中的人类力量已经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颠覆和民主化，这种颠覆和民主化企图瓦解写作中的“先发制人和帝国主义”。通过重视口头和书面文学的转换，我们能够看到童话作为神话和反神话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这种神话和反神话在涉及教育与文化的社会改革方案中产生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毕竟讲述或写作童话是由说和做来完成的，因此讲童话、写童话也是一种掌握知识、权力和掌控自身命运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