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论互动中的中国当代文论
中国文论在新世纪进入两个十年的今天，如何形成自己的新文论，并参与世界文论的整体建构，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摆在中国学人面前。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向升级演进的新型文论建构，不妨称为中国当代文论。中国当代文论，从根本上来讲，来自中国古代文论，以及中国古代文论在以中西文论互动为根本的中外文论互动的现代性转化。因此，中国当代文论，应从古代讲起。
一、中国现代性以来的文论分段与中国当代文论
中国当代文论的传统来源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思想紧密相连，自轴心时代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虚实-关联”型的形态(the void-substance and correlative thinking type)，其特征主要包括两点：一、宇宙整体和宇宙中的万物，由虚和实两个方面组成。二、一事物在本质上与其他事物及宇宙整体相互关联。文学作品，与一般事物一样——其一，其结构由形气两大部分组成，形是实体，气是虚体。讲文论，要讲“文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论文》)。其二，文学作品在本质上与他物和世界紧密关联在一起，从而文学之气，在本质上，与时代之气和宇宙之气内在关联，所谓“诗者，天地之心”(《诗·含神雾》)，“文者以明道”(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然而，自19世纪中期(19世纪40—60年代)，中国与世界进入整体性的互动，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进入到变法维新和制度革命，全面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中国文论也在与世界文论的互动中，以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刘师培等代表人物为开创，形成了与世界文论紧密相关的中国的现代性文论。如果说，中国古代文论是虚实-关联型文论，西方文论是实体-区分型(the substance-definitive type)文论；那么，在与西方互动中的中国现代性文论，具有实体-关联型(the substance and correlative type)的形态。中国现代性文论的特征，在与中国古代文论的比较中可以见出。还是以前面两点为参照去看，第一点，如果说，古代的文学作品可以分为形气两个部分，那么中国现代性文论则把“形”变成了“形式”，把“气”变成了“内容”。在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这一结构概念中，虚体性的气，变成了实体性的内容。以形气为特征的虚实结构的文学，变成以形式内容为特征的实体结构的文学。第二点，中国现代性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一样，仍然强调文学在本质上与社会与宇宙的紧密关联，要求文学服务于改变社会和改变世界。从而，中国现代性文论形成了实体-关联型文论。展开来讲，中国的现代性文论，经过一百多年的演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到1917年—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论从古代向现代的蜕变期或转型阶段，这一阶段的文论可以称为中国近代文论。这里，有中国之文在中西互动中，从概念定义到类型范围的新变化，主要是以西方文论为参照，实现中国古代之“文”到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变，一是由古代与世界各方面都紧密关联之“文”，成为现代的有固定领域的“文学”，划定在小说、剧本、诗歌、散文四个方面。二是把古代的以诗文为中心变成了现在的以小说为中心，用梁启超的话来讲，“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三是在中国的救亡危机中，用文学唤起民众，提升民智。这三点构成了中国近代文论的核心。
从1917年—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是中国现代文论的演进期，这一时代可称之为中国现代文论，它包括革命年代和建设初期两个小段。革命年代的中国现代文论，在与世界多方互动中形成文论上的多元并立、论争、互动，有很多精彩的理论探索和建构，不但有文学研究派的写实主义文论、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文论，还有现代主义文论、乡土文学文论、都市生活文论、文艺自由论，等等。最后这些林林总总的文论，都走向或转向或消失在共和国建立后建设初期定于一尊的以工农兵方向为主的革命文论之中。建设初期的文论，与中国在苏美两极世界中的站位选择相一致，在波澜起伏的大批判中进行探索和建构，最后达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论，又蜕变为在八个样板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三突出”为核心的文论。
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新世纪的今天，可称为中国当代文论。中国文论在与以西方文论为主的世界文论的互动中，以新型眼光俯仰古今，环视中外，不断开拓创新，在论域上，多向展开：有文论与人学(文学是人学)、与心理(文学心理学)、与社会(文学社会学)、与人类(文学人类学)等多种新论；在主题上，多点深入：强调主体(文学主体性)、突显审美(文学审美论)、关注异化(批判异化)、细思人物(性格组合论)、提醒中介(文学中介论)、彰示符号(文学符号学)、察研形式(文学形式论)等诸多论点；在行进中，与时俱进。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20年代，新论如潮，与日月同转，与年岁同演，特别是在与西方文论互动更为紧密之中，重新思考中国文论的重建和世界文论的重建。
中国现代性文论，虽有三段之分，但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实体-关联型的，这一特征在与西方文论的比较中，将会更为清楚。在中西文论互动紧密的今天，理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点和演进历程，对中国文论的重建，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为进一步认清中国文论重建面临的问题，认识西方文论的面貌，成了必要之举。
二、西方文论的特质及20世纪以来的两种演进方向
西方文论，与西方思想紧密相关，自轴心时代起就形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实体-区分型的形态(the substance-definitive type)。其基本特征在于四点，一是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是实体的。对实体的分析，最后要到不可再分的ἄτομον (atom-原子)。原子是实体而非虚体。一切事物的总和，就构成宇宙整体。因此宇宙也是实体的。二是具体事物有很多属性，但一定有一个本质属性，决定了一事物之为此事物，因此对一事物的认识，就是认识其本质属性。本质属性使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在本质上区分开来。三是在实体区分型宇宙中时间与空间虽然存在，但时空在本质上是可以分离的，实体的本质不受时间变化的影响。把物体在时间上的变化转为空间性的本质，是基本方式。四是一切事物都是实体的，语言也是实体的，实体的事物的本质，可以用实体的语言来进行定义。这样对事物和宇宙的认识的要点，是得到关于事物和宇宙的本质定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西方文论把文学作为实体来看待，先问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得出本质定义，以此方式，一方面把文学与非文学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从文学本质推出文学的各个内在属性和关联。西方文论自古希腊以来，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狄德罗、阿诺德、黑格尔，建立起来的，都是实体-区分型的理论。然而，20世纪以来，在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升级中，西方关于事物和宇宙的性质起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一、事物从原子结构变成了粒子结构，粒子不是实体而是虚体。事物从实体结构变成了质能一体的虚实结构。二、随着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发现，宇宙也从实体宇宙变成了具有暗物质和暗能量的虚实结构的宇宙。三、可以分离的时空，变成不可分的时空四维一体，时间在对本质的影响中要起作用。四、语言与物体和宇宙一样，成为质能一体和时空一体，本质定义方式开始受到质疑。于是(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游戏(game or play)论和(德里达式的)语言延异(diferance)论流行起来。当虚体和时间在西方的观念中日益重要之后，一物的本质不仅由自身决定，更是由一物与他物相关联而产生的互动作用来决定。由于西方思想从古希腊以来，就是在实体-区分型思维中发展起来的，面对科学与哲学的升级，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反映，在文论上，自20世纪以来，这些反映可以基本归纳为两种大潮，一是坚持自古希腊以来的实体-区分型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提升的文论，二是接受新思想转为实体-关联型文论。
坚持实体-区分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提升的文论，主要从三大文论流派中体现出来，一是以兰色姆(Jhon Crowe Ransom 1888-1974)、布鲁克斯(Cleath Brooks，1906-1994)、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为代表的新批评。二是以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为代表的原型批评。三是以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1939-2017)、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1992)、热奈特(Gerard Genette，1930-2018)等为代表的叙事学。这一潮流坚持要把文学与非文学及其他文化形式区分开来，但同时又将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批评文论看来，文学的根本在于文学性，文学虽然以语言方式体现出来，但把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区分开来是根本。因此，文学与理念、政治、现实等所有非文学东西在本质上无关，文学研究就是从每一具体文学作品本身的细读中，把文学性即文学的审美方面提示出来。原型批评文论，则是把文学史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在本质上区别开来，指出文学史的演进，在本质上与文学之外的其他种种史都无关，而只与文学自身的形式演变和类型演变有关，文学史的规律，只能在文学形式、类型、风格本身中寻找。叙事学虽然看到了叙事的跨学科特点，但坚持从文学作品中总结出文学叙事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是只与文学作品相关，而无须联系到文学之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以三大流派为代表的各种坚持实体-区分型的文论，在进入而且只进入文学作品之中，把文论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把实体-区分型的理路转到实体-关联型的新思想，在文论体现为三大主潮：一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代表，把文学与政治关联起来，运用文学进行政治批判。二是以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文论，把文学与文化关联起来，运用文学进行文化改进。三是把文学与社会关联起来，运用文学进行社会批判的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呈现为从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为代表的初期西马文论，到以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以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为代表的中期西马文论，到以詹姆逊(Fredric R.Jameson1934-)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为代表的后期西马文论，繁花盛开，高论迭出，但都要把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大结构关联起来。文化研究同样景观众多，有英国以威廉斯(Raymond H.Williams，1921-1988)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以阿曼达(Jan Assmann，1938-)为代表的德国的文化记忆学派，有法国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型的文化研究，三大文化研究方面的流派及各派之中的众多学人，各有特色，但都有共同的特点，即把文学与文化关联起来，文学的性质，要由文化的大结构来进行说明。在文学与社会的关联上，更是风急浪高，众流纷呈，特别是与各种各样的以“后”(post)为旗帜的各家各派相互交织、多方关联。有以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有以利奥塔(Jean-rancois Lyotard，1924-1998)、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有以赛义德(Edwaed W.Said,1936-2003)，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以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西苏(Hélène Cixous，1937-)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论，以及20世纪末和新世纪后声名不断的各种新型名家，如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等等。
以上三大方面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文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是把文学作为独立现象和独自的规律来进行研究，而是把文学与政治或文化或社会的这一或那一重要方面关联起来进行研究，政治或文化或社会的这一或那一方面的特质，构成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决定了文学的具体面貌。从而形成了实体-关联型新文论。这里应当特别强调的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是实体-区分型文论。20世纪以来，一方面是在实体-区分型文论上的升级，特别从新批评文论和原型批评文论中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产生了实体-关联型的新形态。这一新形态与之前相比，如果说，原有形态具有两大项：实体和区分，那么，新的文论形态只改变了一项，即把“区分”改成了“关联”，在“实体”这一项上，仍然未变。这里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内容，本文不在这里展开论述了，但应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两种文论潮流的交织演进，在与中国文论的互动中，对中国文论演进所产生的影响。
三、中西文论转型中的特点与中国当代文论
一旦知晓西方文论在20世纪以来的演进为两大潮流，对中国文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应会有更深的理解。西方两大文论潮流，一是有两千年传统的实体-区分型，二是于中国转型初期方兴而起、之后日益大显的实体-关联型。只要把这两种潮流与中国传统文论的虚实-关联型相对照，就可以知道中西文论在转型中复杂性和深邃性。从西方的转型方向看，按照西方思想在科学和哲学上的升级，西方文论应当从实体-区分型转向虚实-关联型，但现实中转出的新潮却是实体-关联型。即只是从substance(实体论或本质论)转向了关联论(relevence或correlation或context)。而关联论仍以实体(substance或esse或entity)为基础。如果说，以前的实体论或本质论是物体的性质是由物体自身决定的，而只是在一定的关系中表现出来。那么，现在的关联论是，事物的性质不是由自身决定的，而是由关系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关系，决定了物体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根本上讲，物体的深处是虚体的粒子，但粒子会形成原子，原子是实体，物体的形成可以从原子这一层面开始认知，而且西方思想从古希腊以来一直是从这方面进行认知的。这一思维定式难以改变。宇宙的深处是暗物质和暗能量的虚体，但这深邃的两暗之虚要从物质和能量之实中体现出来，而西方思想从古希腊以来，一直是从物质和能量之“实”去进行思想的，这一思想定式改变甚难。想一想，西文中称呼物的thing(物)就是实体的，称呼宇宙的cosmos(宇宙)也是实体的。其转变之难可想而知。然而，时空四维一体确实极大地改变了西方思维，在本体论上，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存在与时间》是一大标志，在现象论上，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是一大标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没有写完，巴迪欧对存在与事件，用了30多年一写再写，思想转型之难由此透出。虽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明了时空四维一体，抬高了时间对事物的作用，但并没有影响到文论家进行文学研究时，进入到与现代科学相同的事物深处和宇宙深处的虚体，而仍然以实体为基础进行思考。因此，西方文论虽新潮纷纭多样腾涌，但都是在关联上突显，而非在实体上改变。从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角度看西方文论的转变，以及由之引起的世界文论的转变，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西方文论进入苏俄，从沙皇时代以别林斯基(V.G.Belinsky，1811-1848)为代表的文论家把黑格尔的实体-区分型文论转为实体-关联型文论，到苏联时代以卢那察尔斯基(A.V.Lunacharski，1875-1933)为代表的文论家，接受西方具有政治革命性的实体-关联型文论，转化为苏联的以“党的文学”为旗帜的实体-关联型文论。在中国走向世界现代化的转型之初，西方、日本、苏俄的影响相互交织。就世界文论在现代性以来的演进总潮看，西方的实体-区分型文论是主体是基础，西方的实体-关联型文论，以及这两种文论对日本和苏联的影响形成的以苏联的实体-关联型文论和日本的以实体-关联型为主的文论，形成了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互动语境。
中国的文论转型，从清末民初的近代文论到民国时的现代文论，呈现为从古代的虚实-关联型文论向现代的实体-区分型文论和实体-关联型文论的转向。实体-区分型文论在清末民初近代文论中的代表是王国维，在民国时代现代文论中的代表是朱光潜，二者都高扬了西方实体-区分型美学的美与真、善在本质上的区别，然而从王国维开始就感到可信者不可爱和可爱者不可信的两难。中国文论转型，从近代到现代，总的走向是：从古代的虚实-关联型文论，转到现代的实体-关联型文论。具体地看，在中国近代文论中，重要的有前面已经讲过的两点：一是从古代的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的广义之“文”，转到西方型的以小说、诗歌、剧本、散文范围的狭义的“文学”。二是小说从古代之“文”的最低位变成现代“文学”的最上乘。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一点一直被忽略，就是由文的虚实结构转成了文学的实体结构。在中国现代文论中，最突出的也有两点，一是古代汉语的文，转到了现代汉语的文学，即“五四”提出的白话的文学和后来胡适提出的国语的文学，以及再后来形成的大众化文学和人民性文学。二是在民国时代各类文学的百花竞放中，最后走向以工农兵方向为主的政治性文学。特别是在共和国初期，苏联文艺学的影响和苏联文论家到中国讲学和出版教材，中国现代文论在这一时期逐渐定型，一方面，中国古代文论中虚体的一面完全隐去，新产生的实体一面得到彰显；另一方面，西方主潮的区分性一面被根本拒绝，而中国古代的、西方新起的、苏联突显的关联性一面得到最大的强调。总之，中国近代和现代文论形成的实体-关联型的特色，既要从世界文化的普遍共性，更要从中国语境的特殊个性去体会。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掀起了文论上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潮，这一新的互动期，形成了中国的当代文论。如果说，中国文论的近代期和现代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在西方、日本、苏俄的交织中最初以西方为主，后来以苏俄独大，再后来，20世纪和60年代中苏论战之后，中国力图在现代基础和封团环境中，重建自身文论，而渐入狭境；那么，中国文论的当代期，是从中国重新开始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世界互动为起点。西方文论的两大潮流，即实体-区分型文论和实体-关联型文论，重新以更为丰富、更为全面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文论也在时代演进中走向当代。中国当代文论，一方面自己在时代进步中与时俱进，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浪潮，另一方面，与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论流派进行各种方式的互动而互鉴共悟，同时，中国的千年传统也不断进入现代，从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文化热，到90年代至新世纪的国学热，以及近年来倡导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实际上，中国文论的当代时期，一方面是中西互动，另一方面是古今互动。二者交织，突显出中国当代文论的新特点。这一新特点，不但有利于中国当代文论的升级，同时也有利于世界文论的新构。
四、中国当代文论的缺位之项与中国和世界文论的重建
在中西文论的互动中，内蕴或关联着西方文论的古今互动和中国文论的古今互动。把文论的时空放大，中国古代是虚实-关联型，西方古代是实体-区分型，这是两种不同的类型。进入世界现代性历程，在西方，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升级为虚实-关联型，但西方文论只生出了实体-关联型，在从实体结构转向虚实结构的转型上尚未成功。在中国，中国从虚体-关联型转换成实体-关联型，完全隐去了虚实结构。虽然，中国古代的虚实-关联型与西方科学和哲学升级到的虚实-关联型有质的区别，但在把宇宙和事物看成虚实结构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西方，如何把宇宙宏观和粒子微观的虚实结构运用于中观层面，由于传统思维惯性的暗中制约，尚存在很多困难。在中国，从虚实-关联型向现代类型的转换中，一方面，在一物与他物及宇宙的关联上，由于西方也产生了关联型思考，中国传统的关联型被保存下来，并在与西方的互动中形成新的类型。另一方面，在宇宙和事物结构上，由于实体结构与现代精神的固定关联，中国现代文论具有实体性的自觉，而坚决拒斥虚实结构中的虚体。在这样的运思中，中国古代文论完全被作为实体性来进行思考了，古代文论中的虚的一面，则被遮蔽了。而今，在西方文化和文论的演进中，宏观和微观的虚实结构与中宏的实体结构的对立，既是刺激西方文论新变的源泉，又是西方文论在升级中的关键阻碍。从而中国文论从传统向现代转换，长期对虚实结构中的虚的拒斥，开始引起现代学人的思考。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应当怎么进行，方能真正体会传统，并在这一重思之中，进行新型的中西互动，推动和有利于西方文论破除在升级中的阻碍，升上如水由液体转气体那样的质点。从这一视点看，重识中国传统的虚实-关联型文论，把中国文论百年来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所遮蔽的东西透亮出来，不仅关系到中国文论在现代转换进程中的新认知，关系到对中国文论和文化的新认知，而且也关系到中西文论互动的新提升。且以中国文论现代转换中的缺位和盲点，即对中国古代虚实-关联型文论特质，进行重新认识。姑举四部典型论著，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熙载的《艺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讲这一问题。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讲：“夫文，本同而末异，故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里政治性讨论的奏议、学术性言说的书论，人在生和死的关键时点上有感悟而写成的铭诔，以及讲究字词韵之美丽形式的诗赋，都曰“文”，虽然是八种不同的类型，且有各自的类型要求，但最为重要的是都具有共同的本质。这里，八种是一个层级，八类既可展开为多，又可以归纳为四类，在四类这一层级上，四大类型的特征是，政治运行中奏议的雅、逻辑为主的书论的理、感悟生活的铭诔要讲究实、诗赋的形式特征是丽。这里，内蕴了中国文论的特点，第一，有了四这一层级的特征，八的层级以及更多的划分，都能举一反三地总结出来，不用遍举。第二，雅、理、实、丽为四种大类所共有，只是在各类中轻重多少突显的程度不同，既显各大类的要点，又为四大类的互文，贯通在所有之中。因此，四字标出的四大特点，既是四类中各自突出的“末异”，又是四类相互关联而共有的“本同”。第三，雅、理、实、丽皆为实体层面的“本同”，对于中国之文来讲，一切文的共性的“本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虚体，用曹丕在此文中的话来讲，就是“文以气为主。”文不但要有雅、理、实、丽，更主要的是要有气，气既与作家的独特个性相关，又与他人之气、他物之气乃自整个宇宙之气相连。文的根本是虚(之气)、虚实关联兼有(雅、理、实、丽)、实(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的虚实结构。这里，重要的是，不应从现代文论的框框，把诗赋作为文学，与奏议、书论、铭诔分开讲，而应当去思考：古人何以要求合在一起讲，去体悟，第一，政治性的奏议何以成为文；第二，为甚可与诗赋“本同”，第三，何以与诗赋一样要关联到气。从这三点去思，就可以进入到中国之文的深处。
刘勰的《文心雕龙》可以看成对曹丕思想的全面扩展，全书共列出35种文体，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这35种文体还可以进一步展开，《杂文》里附列16种：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书记》中附列24种：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从16和24这样的圣数中，还可以因时因人因事而展开，在展开的同时又是圆转的、回环的。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所讲“大曰远，远曰逝，逝曰反”。对于《文心雕龙》来讲，第一，以35种为代表的不同之文，都是文，具有共同的本质、结构，共同的创作方式和欣赏规律。《神思》以后24篇，就是讲文的结构、创作、欣赏以及文与时代、历史、作家个性相关联的共同规律。开头从《原道》始的五章，就是讲文的共同本质。文之美来源于天地之美，是道之文。中国的道，是本体之道、运行之道、个物之道的三位一体，以行运之道为核心组织起来，宇宙道的运行最本质的是宇宙之道以宇宙之气的方式运行。对于道之文及其展开为内蕴着道与气的35种文体，同样可以用前面问《典论·论文》的三点去问。《文心雕龙》以更宏大繁多的文体去讲文的共同规律，展开了曹丕之论，可以使人更深地体会到虚实结构之“虚”在形成中国之文的“本同”上的特点。与西方文学建立在区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实用语言基础上大为异趣。除了文的“本同”之外，《文心雕龙》还对每一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演进作了总结，呈现中国古代文论写史的特点。从中西比较看，这一特点主要由虚实结构中的“虚”而来。这一特点，刘熙载的《艺概》中讲得更好，因此放在《艺概》中去讲。
刘熙载的《艺概》从文字之美的角度讲由文而来的五大类型，包括文、诗、词曲，以及与文字紧密相关的书法，用于科举考试的经义(八股文)。书名之“艺”，类似于刘勰的“文心”即文的共同规律。书名之“概”是“举少以概乎多”，以五大类型总括由文而来的一切类型。五类为实，其余文类为虚。《艺概》是以这一虚实方式来讲文之美的共同规律的。这在《艺概·叙》中讲得很清楚：“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顾或谓艺之条绪綦繁，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余，始足以明指要乎!”这里虚实结构以二而一和一而二的要点被标志出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少之此为实，多之彼为虚。这里的“虚”，在中国现代文论或西方文化中，会被看成空白型的“缺失”，但在中国古人看来，正如刘熙载强调的：“安知显缺者非即隐备者哉!”因此，刘熙载引经据典地指出：“《大戴记》曰：‘通道必简’。”(刘熙载《艺概·叙》)“简”乃由“虚实相生”而来的古代文论的特点。理解了由“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简”的特征，不但可以理解《艺概》由五种类型突显的整个“文之美”的共性，而且可以理解，每一类型在历史演进中的总貌。且以诗为例，《艺概》的诗歌史共写人物(如汉代皇帝)和文集(如《诗经》)等约59类，写最多的杜甫只16句，最少的曹植、阮籍、谢朓、庾信、刘禹锡、杜牧、王安石等，一人才一句。还有尚未写到的，如晋代的三张只一张，二陆只一陆，杜甫苦学过的阴铿、何逊等，以及元明清诗人，一人未提。这里的“缺”突显的正是古代文论中“无字处皆其意”(王夫之)，“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的古代文论特色。这也是从《艺概》呈现的道、文、史三者的整体结构中可以悟出的。这里应当思考的是：刘熙载的文论史为什么要以这一虚实结构的方式去写?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中国诗话的先河，随之而后，不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诗话体系，而且扩展为词话、曲话、文话、赋话，造就了庞大的文论的类型体系。如果说，前面列举的《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艺概》都是从文自身论文，那么，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则从诗与生活、社会、文化的关系论诗。《六一诗话》开章明义，点出诗话的文体特征：“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不但开句如此，取名也是如此，为什么叫“六一”呢?因为欧阳修藏书一千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再加上欧阳修这一个老翁，共为六个“一”。由此可知，诗话是庭院中的自由谈。首先，诗是在天地之间、文化之中的一个虚实关联网状结构，其次，论者以自己身处这一虚实关联网状结构中的视点，写作的视点又与自己诗歌人生亲历亲见亲思的时空网状结合，形成既与这一虚实关联网状结构相契合，又以多条路径通向诗歌之本的方式，呈现自己的诗论与文化诗论体系相通的虚实结构，造就了一种中国型的文论形式。中国现代文论家和西方的文论家，面对《六一诗话》往往按照中国现代诗论或西方诗文论的认知和框架，对其中的内容一条条找出来，又按照现代诗论的逻辑，重新组织成一种层级结构的诗论观念。而一旦这样做时，就会漏掉不少东西，更主要的是偏离了古人的方式、意趣，特别是古人的文论形态。对于本文的主题来讲，把一种中国文论演进到宋代而生出的一种与中国精神契合的多重虚实和多重关联的网状结构遗漏了。
中国古代文论的以上四部论著，呈现了文的理论之建构、文的历史之书写、文的广泛文化关联这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面对这四种论著，以及整个中国古代的论著，只要按照古人本原的虚实-关联型思维方式和呈现方式去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面貌和精神就会呈现出来。再把这一古代虚实关联型参加到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之中，应会产生出新效果。进而，将这一中国型的虚实-关联型文论，进入与西方文论的互动之中，或许会启发西方文论以及西方思想，如何从实体-区分型文化和实体-关联型文论的互动中，上升到与西方科学和哲学所达到的虚实-关联型结构，产生应有的作用，或可由之开启世界文论建构的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