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草原和自然文学

□徐 刚

植物对人类的贡献最多，但人类最无视的是植物，人类以为最柔弱可欺的是植物，人类眼中最微不足道的是植物。但不同的价值取向，造就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一个是老子，以水“善下之”，草之柔弱，写就了中国古典哲言的不朽理念，“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个理念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我们有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我们的农民、牧民从来把青草视同宝贝，可以肥田，可以放牧，岂不美哉？我说的人对植物的轻忽，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权贵和文人。在机器和技术的浪潮中，植物是什么？植物算什么？青草、草原算什么？

俄国作家普里什文对植物、动物和人，有精彩的分析：“我站立并且生长，我是植物。我站立、生长并且行走，我是动物。我站立、生长、行走并且思想，我是人。”假如容我略作修改，能否这样说：“我无声无息，就在你路过处被轻易忽略甚或践踏，我是植物。我在深山老林，虎啸狮吼，你看不见，你怕我锐利的牙齿，我被保护，我是动物。我指点江山，自以为是诗人、哲学家和思想家，我对小草、植物视而不见，我是人。”

玛拉沁夫先生是内蒙古草原的骄傲，他写草原的审美自觉是与草原连心连肺的，在《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开首，写的是草原夕阳：“夕阳被遥远的大地吞没了，西北风偷偷地卷起了草浪，草原变成了沸腾的海洋，空中密布着乌云，好似一张青牛皮盖在头顶，人们都知道：草原的秋雨将要来临了。”玛拉沁夫的语言特色是蒙汉语言之集大成者，“和实生物，同而不继”也。他写蒙古族谚语：“放走豺狼的人，是草原的罪人。”他引用成吉思汗的话：“当发现你的朋友是藏起尾巴的狐狸时，就马上用毒箭射死他。”既有雄浑高亢，又有民间语言的民间叙事，可称是草原史诗。玛拉沁夫把多少没有见过草原的人“带进了草原”，存放着梦想。恩格斯的《风景》把读者带到了北徳意志草原，读来惊心动魄：“然而那最富有毅力的日耳曼部落萨克森人的故乡，即便一片荒芜也是富有诗意的。在暴风雨的夜里，当魅影似的云彩包围着月亮的时候，当狗在远处交相狂吠的时候，你可以跨上一匹骠悍的马，冲向无际的草原，你可以在风化了的花冈石块和墓冢累累的土地上驰骋。在远方，潭水映出月亮的光辉，磷火在它上空闪烁，暴风雨在广阔无垠的原野上发出可怕的咆哮，你脚下的大地摇晃起来，你才是走进了德意志民间传说中的世界。只有认识了北德意志的草原之后，我才真正了解了格林兄弟的《童话》。”

在人类大规模开发草原之前，大草原和大荒野几乎是同义词。它具有神圣性和神秘性。草原和大森林一样，是大自然的代表作，因为大森林更不易进入，草原便成了童话及神秘传说的创生地。草原和荒野可以互相指代的年代，是原始文化累积的年代，是人所不知的秘密创生的年代，是生态平衡的宁静的年代，是推土机和挖掘机还没有出现的年代。

人类拥有的一切自然物，都是大自然的恩赐。中国草原总面积近4亿公顷，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为现有耕地面积的三倍。如果从中国东北的完达山开始，越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东麓为止，中国就分成了两大地理区域。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气候温湿，离海洋比较近，大多是农耕区，还有鱼盐之利。西北部分多为高山峻岭，远离海洋。它面对风沙与干旱，但它有草原，有大片的青草、野花与牛羊，还有草原上驰骋的各种动物，草丛之下有无数细小的生命，细菌、真菌等等，它显现的是大自然的另外一些特点。第一，在某种程度上的生存艰困；第二，直面艰困所必需的剽悍强壮；第三，因为草原雍容大度而拥有的生命的广大和美丽，以及平面的浪漫。除此之外，从文化而言，草原还是神话、传说和童话的摇篮。

内蒙古草原的多样性，是大自然天生的，非人力可为。内蒙古与八省交界，交界处在地理学上被称为“接壤地带”，“接壤地带”又往往是“镶嵌地带”，而“镶嵌地带”的特色是：必然有风景，必然有不一样的物产，必然有不一样的生命故事，必然有语言的丰富性。记得2000年我做凤凰卫视《穿越风沙线》的嘉宾主持，夜宿通辽。住处没有空调，夏夜太热，便出门散步，我记得那时的通辽是广阔而贫穷的，很少有夜市，安静极了，头顶的星空格外明亮，月亮也很大。听见一群蒙汉朋友在户外喝啤酒聊大天：“天热的夜晚是用来看星星的，看着看着就会有凉风送来。”摄制组第二天去毛乌素沙地。为什么叫沙地而不叫沙漠？它原本是草原，人口增加，过度放牧，草不得其养而沙化，此沙地之谓也。

在内蒙古，我三次去毛乌素，是为了采访“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的建设者”，采访治沙人，从牛玉琴到她的后来者。“三北防护林”的主体建设者是当地农牧民，还有他们家的毛驴。毛驴驮着两大桶水，农牧民肩扛着树秧子，抗干旱的樟子松。一群小孩跟在毛驴后面，用手指头蘸点水吮吸着。渴啊，人渴地渴毛驴也渴，毛驴拉的驴粪蛋是沙包蛋。当两大桶清水倒进树坑，毛驴羡慕而安静地注视着，只有在主人的示意下，它才会细心地去舔水桶的四壁，那水的残迹……我深刻体会到：倘若风景不在场，任何故事都是苍白的；倘若风景在场，而风景的描述者没有诗性的语言，所有的叙述皆无法感人。我曾写过我的故乡，是别人的他乡，而别人的他乡，是我的故乡，他乡即故乡，故乡即他乡。我到过的一些地方有大森林，有大荒野，如大小兴安岭、秦岭、祁连山、河西走廊、天山、可可西里等等。我都有一种爱和被爱的感觉。我曾匆匆经过内蒙古草原，是随着摄制车匆匆走的。我到过草原，其实一晃而过。真正的到草原，到阿日善嘎查，到正蓝旗元上都看金莲花独自灿烂、独自芬芳，这是第一次。草原是芳草的故乡，草原是种子的母亲，草原是风景的摇篮。

因为《草原》的邀约，我第一次到了内蒙古草原的阿日善嘎查。在很近的距离上看春草，看牛羊，看赛马，和牧民交谈。他们说起了这几年的变化：“草多了，牛羊肥了，帐篷换新的了，来阿日善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日子好过多了。”另有牧民说：“草原还是缺水干旱，这两天下雨了，牛羊都叫得欢。”在阿日善草原接近一个咸水湖的边上，还有沙山。你在草原上蹲下，你放下身段看那草原的草，还不是茂盛的草，草根旁是连片的沙土。你在其上行走，便是在沙土上行走。如果没有雨，如果没有滴灌技术，如果没有精心计算草原的环境承载力，我们的草原生态仍然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困难。

自然文学呐喊的、启蒙的任务，尚未完成。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自然文学对写作者的要求，是文字的要求，是文学性的要求，概而言之是诗性写作的要求。自然风景总是给人无限遐思：在锡林郭勒，在浑善达克沙地边缘，那金莲花草原簇拥的，是元上都的残砖碎瓦、断垣残壁。

我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草原，我羡慕生活在草原上的自然写作者，他们被自然宠爱，被自然拥抱。我的担心是被宠爱久了，会不会淡薄了这份爱？另外，我的体会是，自然文学不是“舶来品”，它源出诗经，发轫于魏晋，兴盛于六朝，风骚兼具者陶渊明为宗也。宗白华先生说：“魏晋人士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其中推波助澜的是昭明太子的《文选》和亲为之序的《陶渊明集》。“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草原的美尤其需要草原上的自然写作者，用你们“笔端常带着感情”（梁启超语）的语言，书写草原上的四季风情、风景，找回中国文学历史悠久的景物描写的修辞语言。如《人间词话》所言，“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草原的辽阔美妙，难道不应是自然文学的境界吗？

自然写作营：一种新的生活和写作方式

□阿 霞

在内蒙古草原最美的季节，我们相聚在锡林郭勒草原正蓝旗的金莲川牧场，举办第四期“自然写作营”暨自然文学论坛。这是一次文学与草原的盛会，更是一次人与大自然的相约。

“自然写作营”是2021年《草原》杂志与张炜、阿来、叶梅、施战军、梁鸿鹰、陈应松、鲍尔吉·原野、冯秋子、刘亮程、任林举、艾平、李青松、陈涛、兴安、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苏沧桑、傅菲等众多作家、评论家联合发起和倡导“自然写作”之后，组织创办的一个户外文学体验活动，旨在激励作家进行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创作，促进各民族作家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自然写作营”也是作家走出书斋、走进自然、亲近自然、书写自然的一种新的生活和写作方式。

记得今年年初，在乌兰哈达火山的“自然写作营”上，我说过：“人类只有置身于荒野中，才能清醒地、深切地体悟到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才能看清我们自己的力量。所有声音都是大自然的语言，所有景象都是大自然的文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我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开发，但是我们究竟对自然了解多少？我们过去以为大自然就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被我们使用和挥霍。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异常，各种自然灾害的增加，地球不可再生资源的逐步枯竭，生存环境的恶化，我们终于认识到，如果我们想长久地在这个星球上生存，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自然，它是与我们平等共生的生命体。

近几年来，“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文学》《十月》《天涯》《诗刊》等都相继开设了专栏。最近《文学报》又开展了“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然文学、生态文学再讨论”，引发了文坛的积极响应。有人说，《草原》和《文学报》，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为“自然文学”呐喊。

这次论坛的主题确定为：“自然写作：人与自然的重新对话”。我以为，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我们重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这也是我们主张和提倡“自然写作”的出发点；另一个是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的对话性的关系，而不是主人与附庸的关系，更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它是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命运的共同体。所以，如何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如何用文学重建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如何用“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重新认识自然、书写自然，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我们国家的永续发展作出贡献。这应该是这次“自然写作营”和“自然文学论坛”的初衷和意义所在。

“自然文学”就是 面对现实的文学

□孟繁华

“自然文学”如果按照现在的理解，是古已有之。比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第一首诗《关雎》，写的是关关和鸣的雎鸠，栖息在河中的小洲。贤良美好的女子，是君子好的配偶。《蒹葭》写芦苇茂密水边长，深秋白露结成霜。我心思念的那人，就在河水那一方。这里的爱情和自然一直是被共同书写的。或者说，在古人那里，人与自然早就是和谐与共、不可分离的书写对象。“自然文学”在古时没有被提出，是因为在古时这不是个问题。换句话说，前现代的生活虽然多有不便，节奏缓慢，但自然生态完好，抬望眼便是风光无限。今天提出“生态美学”“自然文学”，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这就是谭维维在《给你一点颜色》中唱的：“为什么天空变成灰色，为什么大地没有绿色，为什么人心不是红色，为什么雪山成了黑色，为什么犀牛没有了角，为什么大象没有了牙，为什么鲨鱼没有了鳍，为什么鸟儿没有了翅膀。”人对自然的索取超过了自然的承受，人无限夸大的自我想象终于受到了惩罚。但人毕竟还是有反省能力的物种，适时地检讨和反省人类的行为，便有了“自然写作”的提出。因此，“自然写作”首先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文学。

“人是万物的主宰”“人定胜天”“人是宇宙的中心”……这些观念认为人可以改变一切，一切都是为人类服务的。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了。当歌曲《给你一点颜色》中发生的一切出现的时候，慌乱的人类开始反省“现代”和它的后果。于是有了今天类似于“反现代”的现代性的“自然写作”。这样形态的写作一直存在，也就是面对现实或环境状况的写作一直存在。比如阿来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诗歌还是电影，如果可以概括出一个特征的话，那就是“亲生命性”，也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其他生物间的情感纽带”。这种亲生命性，首先是对人，也就是对同类的亲善，同时包括人与自然的联系，这一观念深深扎根于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中。《云中记》对生命的亲近感人至深。《云中记》就是要绝处逢生，就是要在死亡的废墟上歌唱生命的伟力和无限可能。我发现，小说中到处有声音响起，到处有不同的气味扑面而来，到处有五颜六色的颜色布满天空和大地。比如马脖子上的铜铃声、飞起的惊鸟、溪水飞溅声、阿巴和亡灵的对话声，在阿巴那里，是有如神助。妹妹的亡灵听到了阿巴的声音，阿巴热泪盈眶，他哭了。在阿来那里，生命无处不在，有生命就有诗篇。那各种味道，有野菜、蘑菇、牦牛肉、藏香猪肉、酸模草茎、酥油、干酪、茶的味道，丁香花等等的味道。这些声音和味道的书写，使小说充满了人间性，声音和味道是有感知主体的，这主体就是人类的生命。因此，《云中村》的人物、情节、细节和场景，无不与生命有关。小说的情感深度，也盖因为小说书写了对生命的尊重、敬畏和亲生命性。还比如《蘑菇圈》，蘑菇圈是一个自然的意象，它生生不息地为人类提供着美味甚至生存条件。它的存在或安好，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或相安无事。人生的况味，是对人生的一种体悟，它看不见摸不到，但又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命运中。小说写了阿妈斯炯和小说中所有人的况味，应该说都是一言难尽。阿妈斯炯受尽了人间磨难，但她没有怨恨、没有仇恨。她对人和事永远都是充满了善意，永远是那么善良。她随遇而安。只要有蘑菇圈，有和松茸的关系，有她自己守护的秘密，她就心满意足，但是她的蘑菇圈最终还是没有了。生活对阿妈斯炯来说可有可无了。她最后和儿子胆巴说“我的蘑菇圈没有了”，这是阿妈斯炯的绝望。

“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作家创作中一直没有中断。当它被特别提出的时候，我们应该格外注意，人类确实需要警惕或克制对自然的无限掠夺，让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存。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文学首先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文学。这也是《草原》提出“自然写作”的初衷吧。

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集合与再出发

□陆 梅

在星空下，在草原上举办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论坛，是一件多么自然而美好的事。这在城市里简直不可能。哪怕找到一个自然的好景观，也是人工合成的。

一段时间来，我们很多人对什么是自然文学、什么是生态文学，有很多的思考、讨论和纷争。我发现，如果仅仅从定义出发，我们可能会陷入概念的空转；如果从经验出发，我们又会走进认识的盲区……

有一天，我和评论家兴安说起这样一个困惑，我们一拍即合，不如开设一个栏目，把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放置在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方法论的维度下，我们再来看自然的问题、生态的问题，文学又该怎么回应、怎么重新界定、怎么重新想象。这个栏目就由兴安担纲主持，从今年的6月16日开始，由兴安开篇，王昉、沈念、刘诗宇、娜仁高娃、庞余亮、邹汉明、江子、丁帆、凸凹等评论家、作家先后加入了这样一场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再讨论中。由此，《草原》杂志和《文学报》，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前者是创作实践，后者是理论探讨，形成了自然文学、生态文学实践与理论的一次集合与再出发。

栏目还在持续中，我和同仁都从中受益良多。此刻我脑海里想到的，也许我们该多一份警惕心——当我们说起自然的时候，不要错把田园当荒原；当我们写自然文学的时候，也该明白真正面向星空、河流、山川、大地的自然离我们日渐遥远——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类无穷尽的挥霍，每一刻都在改变和重塑着我们这个星球。所以，可能我们需要重新确立起我们和这个时代、和大地上所有生命的关系；重新面对我们的自然书写传统，敞开思想、想象和行动的空间。恰如评论家丁帆先生所言：“究竟是采用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抑或是人类与自然两个中心调和的中庸主义价值观。如果用开放的视角去看待自然书写，我以为，放任作家自由吧。然而，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自然书写观，一个文学亘古不变的隐在价值观念是不能遗弃的，这就是人性的、审美的和历史的看取自然与人的关联性。”（丁帆《自然文学书写之我见》，见7月14日《文学报》）

更进一步说，当我们身处“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命运的共同体”，文学仅仅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远远不够，文学还应该看到人与第二自然、与第三自然等关系的新变，文学在这些新变面前怎样选择、如何行动？比如日新月异的山乡巨变、乡村振兴，文学怎样回应这个时代之变？怎样以“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重新认识自然、书写自然？面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些新的经验、新的形态、新的主题和新的视野出现，同样也需要文学作出回应。

敬畏自然，书写美丽中国

□阿尔斯楞

感悟人与草木万物之间的玄妙关系，是有关心灵与自然无限亲近的过程。交融于自然，将心灵敞予自然，于是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并与自然建立对话。这种对话蕴含更多思考，蕴含更多对于自然和时代的解读。

游牧文明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相互共存的世界观，是游牧生活严重依赖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表达之一。游牧生活的共存性和对自然的依赖性，同时为游牧文明提供了更为包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语言方面更体现了游牧的诗性。

在草原上牧人相遇时的问候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句“你好”，其中蕴含着对四季变化，乃至牲畜、草木、气象等各种信息内容的询问打探。这种问候具有诗的语境，也是与自然的对白。比如，春天相遇会问候，生活是否像绵绵细雨里的草木充满生机；秋高气爽的季节，心境是否像天空般清澈，牛羊是否肥壮，万物是否丰收。这种与季节相关的问候无不显示出人与自然的亲近关系。

游牧就是逐水草而生活的过程，对于自然生态的敬畏和热爱与生俱来，也是游牧文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游牧通常按照不同季节迁徙，牧人不会固定在某一区域，他们懂得给草原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迁徙营地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封闭好门窗，水井盖好盖子防止杂物或野生动物坠入，填埋生活垃圾，为草木生长提供良好环境。记得小时候采过蘑菇后，大人就叮嘱要用脚踩平草地上的土坑，并且告诉孩子明年这里还会长蘑菇。其实这里是否还会长蘑菇，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热爱自然敬畏自然是游牧人赖以生存的价值观。

草原上除了自然，还有动物和人之间形成的互助共生的默契关系。比如，狼与人之间的关系，牧人对狼既憎恨又敬畏，猎杀与保护始终处在矛盾之中。冬季的时候牧人会将冻死的羊送到狼窝附近，以供它们食用熬过冬天，其实也在警告狼不可骚扰营地里的羊群，狼也知道自己领地的羊不可捕杀的硬道理，于是就跑到更远的地方寻找猎物。牧民偶尔也会凿开河冰，为狼捕食鱼类创造条件。牧民知道如果狼绝迹了，野兔、黄鼠、旱獭等食草动物就会泛滥，鼠疫等病灾就会发生，草原就会被破坏。所以草原不能没有狼群，但也不能泛滥，从而保持人与动物共存的世界。

当我们重新审视与自然的关系时发现，我们得到的一切都源于自然的馈赠。内蒙古草原千百年来就是各民族交融交合、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不断融合的地方。我们的先辈为我们留下了太多有关人与自然、人与万物苍生之间怎样和谐共生的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以谦卑的态度学习和传承，从而书写新时代的美丽中国。

自然原型与人类记忆

——再谈“自然写作”的意义

□兴 安

第一次来到金莲川草原，被这里的神奇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所震撼。尤其是看到被草原覆盖的元上都遗址，感慨万千。日本作家鸟居龙藏在《蒙古旅行》一书中记录了他在二十世纪初，也就是100多年前考察元上都遗址的经历。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被青草和树木埋葬的废墟曾是元代蒙古人的都城。由此我想到柬埔寨的吴哥窟，它是高棉人辉煌的历史遗迹，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宇，却被自己的民族在记忆中完全抹除，到了十九世纪才被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无意中在原始森林中发现，并写在了《暹罗柬埔寨老挝诸王国旅行记》一书中，使它终于被世人所知。两个遗迹，距今都不过千年，却是同样的命运。由此我也震撼于大自然的伟力，它以自身的力量，用地球表面最本初的植物、草原与森林，还有时间和风霜雨雪，消除了一切人类的痕迹，哪怕你曾经那么恢宏与奢华。所以，人在自然中就如同匆匆过客，“来自尘土终归于尘土”。另一方面，假如没有像鸟居龙藏、亨利·穆奥这样的考古学家和作家的发现和记录，恐怕这些人文历史遗迹，包括我们人类的部分记忆，都将被时间的洪流与大自然的轮回交替所吞噬。这就是作家在人类历史和文化中存在的价值，他们是记忆的保存者，也是遗忘的抵抗者。所以，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自然写作”乃至“生态文学”其实就要重新认识自然在我们人类历史和记忆中的位置，它不光是背景或场域，它是地球上真正意义上的主角。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没有人类的思想、历史和记忆与之互动，相互反照，并赋予自然形而上的意味，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

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这几年热度上升，绝非偶然。究其原因，我想起评论家项静在《从博物到非虚构：自然生态写作的一条路径》中所写的：“全球疫情下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态的重新思考，长期以来笼罩全球的生态危机在文学中的反应，或许还有对以人类为中心叙事的日渐疲态。”“以人类为中心叙事的日渐疲态”这个表述很重要。她指出了工业革命后，“现代性”理论提出以来，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去自然化”趋向，这也正暗合了我在一篇文章中对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学“向内转”所产生的人与自然渐行渐远的推断，即作家写作过于偏重内心和形式，强调“本我”和“潜意识”，甚至揭开了“欲望化”写作的潘多拉盒子，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和对立。（见《“自然写作”：一种文学与生存的建设性选择》）

当然，在现今，中国的自然与生态文学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理论和观点舶来品居多，自主者甚少，我们的创作实绩与理论研究严重脱节，所以，我在今年《文学报》主持的“关于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然、生态文学的再讨论”，也是试图引发主流批评界对自然与生态文学的关注和认识。自然文学绝不是另起炉灶的类型文学或主题创作，更不是“不落人间”（李敬泽语）的“乌有乡”式写作。自然写作本身就是文学主体的重要部分，就如同“自然”从古就是文学的原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