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近十几年来，我熟悉海飞的小说，也熟悉他作为编剧而拍摄的诸多被“热播”的电视剧。“我尤其惊异于海飞这两套笔墨的并存，他写了那么多的电视剧却没有将小说叙述这支笔写坏。我认为，海飞与电视剧，海飞与小说，这三者之间有着某种极其微妙的联系，这也严峻地考验着海飞的文字叙述定力。其实，尽管海飞很多的电视剧收视率不低，但从海飞在小说方面的结构力，讲故事和塑造人物这些能力和才华来看，海飞的电视剧，并没有真正完全地实现他的虚构梦想和文学诉求。”一般地说，电视剧是一个综合的艺术门类，制片人、导演和演员，甚至道具，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决定一部戏的成败，从而改变文学性在影视剧中的艺术主导精神，而这是一个编剧根本无法掌控的。小说则不同，作家在自己的叙事王国里，是一个乾坤独断的帝王，一切都仿佛是自己说了算。艺术构想、经验、情感释放的端口，都统统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展示出来。也就是说，作家的才华和能力，只有在小说中才是有坚实保障的。我说这些，其实还是在想，海飞应该尽早地从影视剧的叙事空间里抽离出来，全身投入小说的写作。因为，一个作家的叙述功力，终究还是体现在文字的机巧和弹性里，而不是一味紧密的连续动作和画面。当然，这两种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不可做简单比附。而且，我们从他的那些长篇小说《回家》《麻雀》《惊蛰》《醒来》《风尘里》《江南役》中，其实已经些许窥见了海飞在叙述技术层面所显现出的某些尴尬和逼仄，以及其中潜隐的更多遗憾。我们也能感知到他在叙述中的自我博弈，在文本建构中摆脱影视剧情节不断内爆的模式，不断蕴蓄叙事张力，凸显文学性品质的良苦用心。在小说和电视剧之间，特别是在叙事方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兼容性？这两种艺术样式在写作上的“和而不同”，对于一位作家的想象力和表现方式来说，需要怎样的转换和调整？也许，惟有写作者才能够深谙其中的况味。“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海飞还是让叙述保持在一个非常值得令人称道的水准，显示着他叙事的从容和自信。我非常相信海飞的结构力，严丝合缝的情节和故事编码，使他在进入历史和人性的时候，表现出极其开阔的叙事气度，激烈的事件、叙事的细密的纹理，在情节和虚构中，他能够调动出一种激情，来衍生出历史烟尘中的豪情正义，及其被重新唤醒的生命和人性，从容不迫，并且竭力地发掘，呈现出人的最真实和隐秘的内心图景。”

可以说，近些年“谍战小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或影响了阅读甚至文学的生态，增加了文学叙事更多的可能性。但现在，当我们谈起“谍战小说”的时候，首先就已经将其“类型化”了，写作者似乎也正在逐渐自觉地确定它的写作模式，对它具备的元素和结构方式了然于心，轻车熟路，而我觉得这样反而抑制了创造性，使谍战类型小说之路日益狭窄起来，甚至很可能就此终结这类小说写作新的可能性。当然，作家们也感到了文学叙述的“文体压力”，于是刻意在小说的“文体策略”上，更加讲究技术层面的修辞方法，无论什么样的题材——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都试图赋予其新的、极具个人经验的存在形式和内在意义，从创作主体种种形而上的写作意图出发，制造出看似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镜像。而对于个人经验的强调，使得叙事的内在激情日渐冲淡，有时还不惜“牺牲”故事、细节和人物等小说的基本元素，宏大的、历史的、思想的内涵，则渐渐消失在文体艺术创新的旗帜之下。但海飞的《惊蛰》《醒来》《苏州河》等文本，没有在文体上寻求新奇，而是精心地考虑故事和人物在结构中的重心和张力，因此整体结构和内蕴别有深意。海飞一直都在努力地摆脱模式化的侵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将其简单归入“谍战小说”的范畴来考量。谍战的题材或叙述的“本位”，在《惊蛰》《醒来》《苏州河》里，似乎仅仅成为一件令人扑朔迷离的外衣和充满魅力的道具，其中蕴藉的历史感和叙事的文学性，尤其是强大的文本张力、想象力和虚构力，使其展示并透射出人性裂隙中的善恶、真伪，人性的多面与复杂，人物内心的真实意愿，以及个人信仰的维度、情感的渴望、复杂社会关系之间的深度博弈与纠结。总之，海飞想要呈现的是，在一个个波诡云谲的隐秘世界里，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人物，他们如何直面生存与死亡，忠诚与背叛，他们在情与爱缠绕中的波澜壮阔，以及纷乱年代里个人的精神、心理、灵魂的相互撞击。当然，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另类的“历史叙事”，但是，文本深处的一个当代作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洞悉力，隐约可见。历史与现实，在海飞的叙事中构成了“命运共同体”般的“互文”，相互照见。还有，海飞深知，好的小说都应该是一部有关人物命运与抉择的修辞或传记，也许这些，才能构成一部小说虚构的令人信服的可能性空间。因此，惟有走进人物的灵魂，才是一部小说成功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也在其中看到了海飞勘察人物，穷达世相的雄心。进一步讲，这些长篇小说，已经充分地体现出海飞探触这类题材深广度的自信和能力，这也是一个作家摆脱“类型”书写的重要路径和写作伦理的重新选择。而如何更好地把握、处理这类题材，才能突破或补充其它主流文学或文类的写法与风格，重塑这类题材“类型化”的叙述格局，对作家的确是一个艰巨的考验。

在这里，并不排除我想为海飞的写作进行所谓的“正名”，如同我为另一位被冠之以“谍战之父”的麦家的类似“辩解”。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诸如“谍战题材”及其写作者本身没有丝毫的偏见，只是觉得，在理论批评层面，不要轻易地对一位创作内涵丰饶的作家进行肆意归类。实质上，一位作家无论选择什么题材，并不能决定作家的“所属”，任意地将作家划分“类别”和命名都是轻率的，也是不“科学”的。尽管，作家本人也许不会为此种评价和“研究”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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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读《长城》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