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汪曾祺写文章，就像高邮人吃咸鸭蛋，又像江南人吃螃蟹，总比北方人慢出几个节拍。譬如，就可以把一个咸鸭蛋分作两次吃，把螃蟹吃完后，摆成蟹子的形状。南方作家比北方作家，总的来说做事行文细腻很多。有一年，我在广州大口咬蒜瓣，被广州人笑话。广州人吃得仔细。讲究汤料。在北方，把蒜瓣切成蒜片吃，也算细致了。所以，北方男人比较适合找一个南方女子过日子，对后代有好处。血性不减，做事又踏实，这是戏说。汪曾祺做文章，讲究文章结构的绵软，语言推演出来，慢条斯理，分段皆成文章。

《鸡鸭名家》是他写的名作，也是童年的记忆。看似有文字加工的痕迹，寻遍了全文，却又十二分的真实。说的是一个养鸭的人，不光手能掂量出鸭子的分量，仅凭眼睛看，也能准确断定鸭子的分量。汪先生行文很贼，善于给作者打马虎眼。在你似信非信中，一篇文章的含蓄美，就在读者的心中扎下了根。就像一个玩魔术的人，你还在惊愕之余，人家已经飘然离开了。所以，汪先生是一位十分幽默、聪明的作家。别看人家没有正儿八经地拿到大学文凭，但人家可是西南联大的名人。读其子女的回忆文章，自然知道汪先生也是书香之家出身。江南多才人，与读书关系很大。汪先生家里有书香，滋润出一位有滋味的作家，不是什么稀罕事。

《异秉》一文，看出汪先生的幽默之处，全文渲染之余，能知道名人皆有异秉。说起来，有异秉者，能把大解和小解分开当作异秉，且有人会紧跟着他学，这算全文的文眼。汪先生的幽默，是浅浅的讽刺。他当右派回城后，别人都写惊天动地的回忆文章，汪先生却眼里藏着光亮，总去发现这人世间的温暖人性，这大约与时代是不合拍的。他写作风格，与在下习惯相仿，喜欢一稿成活，错别字也懒得去修改，汪先生怕断了文气。但他写反映右派生活的小说，则在家人的监督里，改了六遍，苦不堪言，还没有改好。只好最后如此做罢，这也算汪曾祺的秉性使然，亦可称之为异秉。

《受戒》，写了一个孩子当和尚的故事。庵里养尼姑，偏偏住了和尚；和尚有很多戒律，这个庵里的和尚，却偏偏逢年要杀猪；和尚不能谈情说爱，偏偏庵里的和尚有带老婆住下来的。更奇的是，姑娘小媳妇看法会，就是冲着一位年轻和尚的美貌去的；接受头顶烫出八个圆点的小沙弥，也有一个要争着给他当媳妇的小英子等着他。汪先生的文字，情意绵绵中透着人生烟火气。干净的人性闪现中，让人感到佛性在人间的铺排。

汪先生的雕刻文字，于不经意中任意挥洒，也能在短言碎语中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譬如他说“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唯一标准是正确”“一个写小说的人要有语感”，读汪先生的文章，这种语感会时刻滋润读者的身心。汪先生又说“小说的结构是更精细，更复杂，更无迹可求的”所以汪先生的小说，自成一体，天衣无缝。真正好的结构，汪先生认为就是“随便”，浑然天成，是其追求的效果。让人看不出技巧，才是真正的大技巧。对喜欢在小说里乱议论的作家，汪曾祺提出了自己的忠告“——倾向性不要特别的说出”，现代小说家喜欢把小说写成了公告，这也很有趣。说明汪先生的小说戒律，也不是什么真理。哈哈！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叙事”这句话，汪先生说的大抵是没有错。好的小说家，就像好的相声演员，把别人说笑了，自己反而没有笑，这才算自己有功夫。汪先生讲究作家写作，“字要压得稳”，要学会把握节奏感。农村集市上的说书人，很会把握这一点。当然，他们为了赚钱，喜欢把短故事抻长了说。上中学时，我喜欢逃学听说书人显摆，与说书人会比老师讲故事关系很大。汪先生说，作家“唯悠闲才能精细。”又说“要把一件事说的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断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汪先生的话，可谓苦口婆心啊！

对那些过分追求时尚的作家，汪先生则强调要有自己的主见“艺术是要卖钱的，是要被人欣赏、接受的”“界定一时风尚的是买主”“但是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而对那些刻意为之的作家，他劝告说“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汪先生要是活着，今年已达102岁了。这位老人说过的话，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弥足珍贵，不可不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