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马金莲甫一写作便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这个“80后”作家下笔有如沧桑老人，直抵人生在世的核心命题。她写西海固故乡，写那里的贫穷、饥饿、苦难，将那些仿佛与我们隔着一个世纪的“陈旧”现实笔力稳健地托出。多年前，我在读张承志的《心灵史》时，就领教过那“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和“刚烈苦难的内里”。马金莲笔下的西海固依然有苍凉酷烈，但也多了温暖喜人的物之肌理和诗意。关于她的题材和风格，她的“农事诗”“碎媳妇”“时间长河”“‘赫拉巴尔’式的底层与孤独”，都已经被评论家们准确地道出并赋予了文化地理学和女性主义诗学等意义，此不赘述。

在马金莲202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孤独树》中，这些风格依然鲜明，但在沉重苦涩之中又多了一份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在这个关于乡村与城市接壤的故事里，木匠一家三代的生存样态被层层展现出来：老一代木匠爷爷、奶奶与祖祖辈辈一样，生活在交通不便、资源贫瘠的大山深处，将“吃公家饭”的希望寄托在儿子马向虎身上；马向虎从小吃劲努力，但由于乡村教学的底子差，他复读也没能考上大学，于是和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选择了外出打工，与梅梅未婚先孕；第三代马哲（哲布）成了“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却身负着极少见面的父母没有实现的“好好读书”的愿望。一个七岁才开始读书、在山野里疯玩疯长的孩子，他的“教育”未来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典型的“空心化”乡村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乡村被城市劫掠、褫夺、压榨，最终一无所有。马金莲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在书写这个故事时，让人物的生活、习俗、日常用语保留了回族的习惯，由此带来了陌生化的感觉。她以熟悉的乡村为视角，通过村庄发生的变化以及来来去去的人们，将“城市”对乡村的影响传达出来。写乡村，她是“贴着”写；写城市，她是“隔着”写，这个有分别心的叙事层次包含着她的情感态度。就像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所说：“‘爱’是一个贴近感知经验的概念，‘客体凝注’则是一个遥距感知经验。”作为一个“当地文化持有者”①，马金莲在《孤独树》中传达的就是这种“近/远”“亲/疏”之不同及其带来的“失根”“寻根”的漫长孤旅。

一

西海固曾被联合国定为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生存之艰巨可想而知。这也意味着一个家族、一个村庄只要在此活下来，“根”就会源源不断地向着地心深处攫取力量，向着地下扩展蔓延，因此格外粗壮结实。木匠一家便是如此。他们是有“根”的人。这“根”是土地，是他们辛勤一生的劳作。他们知道，只要顺应天时，按时播种耕耘，这一年便有了生存的底气和尊严。

《孤独树》中最动人的便是对这“根”的描写。这“根”表现为木匠爷爷和奶奶对土地的身心依赖，这是交织在故事中的深沉而缠绵的情感流。在他们看来，认真耕种土地才是农民，像马向虎和梅梅那样跑来跑去的是“二流子”和“四不像”。相比起大女婿发出的“几亩薄地，种上能产多少哩，还把人捆死在地上，一年四季下的都是冷苦”的抱怨，老人对土地充满了感激和感恩，把它看成是“产粮活命的根儿”，是“世代金不换的饭碗”。一旦因病痛错过了播种时节，或者看到土地荒废，他们心里都会有连根拔节的疼痛。

马金莲以对农活的熟悉，细细铺排出木匠爷爷和奶奶的劳动场景，一方面赋予了他们劳作的使命感和收获的喜悦，另一方面详实地描写了农活之苦、农民之苦。这“苦”有时是通过马向虎的感受直接传达出来的，有时是在木匠爷爷和奶奶苦中作乐的相互调侃中蔓延出来的。千辛万苦、胼手胝足、汗珠掉地摔八瓣儿、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世辛劳不过就为了一口饭。人就这样将肉身交付大地，只为了做一场活命的交换。小说中有一段关于父子两人“手”的对比描写，令人触目惊心：

一只手在土地上劳作几十年，手心手背都是厚厚的老茧，五个指头严重变形，像一条干枯扭结的老树根。另一只，是八岁开始捉笔，十三岁时光在学校度过，近五年在工地上打工的手。它年轻，有力，十多年不沾苦活重活，养得白嫩娇贵，近年来的磨炼，还没有破坏这种娇嫩。

年轻的手之所以“娇嫩”，是因为有年老的手在为他遮挡生活的艰难。老人的这双“手”是劳作的“工具”，也是劳作的“结果”。赵树理在《套不住的手》中，生动地描写了陈秉正那双令人震撼的“手”：“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老舍读之赞叹不已，说“这些经验非久住农村而又热爱耕作的人不会写出”。我想，人们之所以喜欢读马金莲，就是因为她笔下的乡村是当下创作中不常见但又很重要的一块“版图”，它完全来自于现实生活，亲切、自然、日常，拂动着乡野朴实和安稳的气息。

当木匠爷爷和奶奶老了，马向虎不让他们种地了。他们万分不舍，心里“无着无落”。但没有办法，做不动了，就得要服从自然规律。他们担心此后怕是吃一个洋芋、萝卜都要拿钱去集上买，这究竟需要多少钱呢？儿子打工又能挣多少钱呢？苦了一生一世的老人根据自己与土地打交道的经验，对人世的难处积淀下了深刻的领悟：“这里头的艰难啊，他们老两口都明白，活了大半辈子，被生活反复打磨了成千上万遍，活着的酸甜苦辣早尝遍了，也看得透透的了。”

人活着，在大地上劳作繁衍，这是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一大家子家全人全，人畜兴旺，这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人“口唤”了就埋进坟院，那里有祖先和亲人，不会寂寞，这是叶落归根。从土里长出又回归土里，这是一个圆满。中国是一个看重“根”的民族，“安土重迁”是千年的传统。但是，在现代性进程中，城市诱惑着人抛弃了土地，人们进了城，钱没挣着，却失了根。就像马向虎和梅梅，就像马舍儿的爸爸妈妈，还有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孤独树》将父一代与子一代的命运进行了鲜明的对照，呈现出了失根的人们是如何如飘蓬般凄惶流转。城市生活不容易，马向虎越来越憔悴，梅梅越来越晃悠不定，最后不出所料地离婚了。他们注定是过渡的一代、被牺牲的一代，在故乡没了根，在城里也扎不下根。用齐格蒙特·鲍曼的话来说，他们获得了“流动的自由”，却被“剥夺和贬黜了本土性和地方性”②。

二

有评论家指出，马金莲擅长运用“儿童”视角，比如《长河》《赛麦的院子》等。那些孩子站在“人间”的门口：“他们的全部感官对世界是敞开的，对一切都不加辨析，新鲜如初见。”③《孤独树》中最重要的就是哲布的视角，他刚出生时爸妈就外出打工了。小说通过他的成长过程中只有爷爷奶奶没有爸爸妈妈、只有猫狗没有同伴的经历，展现出了留守儿童成长的艰难和孤独。他寡言少语，心事重重，胆小怯懦，一看就有“问题”。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马舍儿在奶奶去世后只能跟着父母去了城里，村庄小学不断有人转学走了，以致于学校可能面临撤销的局面。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在近年来的非虚构作品中多有书写，说明人们已经关注到了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它解决起来又绝非那么容易和简单。这是“乡土中国”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必须承受的“阵痛”和“丧失”。

《孤独树》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写留守儿童的痛苦，除了没有正常家庭的爱和温暖，哲布最大的痛苦就是承担着父亲没有完成的“使命”，“考县一中”。为此，好几年没有回家的马向虎特地回来，叮嘱13岁的哲布好好考：“我一身血肉就是挣干了，也得挣钱供你！”当年木匠爷爷也是这样期待马向虎的，这简直就是一场命运的循环。但哲布不是马向虎，他无法承受压力，“偷”了爷爷的六百元钱离家出走。他想去西安找妈妈，却因没有身份证明买不了票，滞留在了火车站。

马金莲并没有一直去抻拉、强调哲布的痛苦。她最显著也最为人称道的叙事特点就是善于对“物”进行抒情化的微距书写，以此来稀释和均衡人间的极苦至痛：“有些东西注定是马金莲的，比如用柴米油盐的琐事建筑自己的文学王国，仿佛锅边灶台藏有无数的‘微物之神’。”④就像1987年的那一缸浆水和酸菜，熨帖了人心，滋润了亲情。此书名为“孤独树”，小说中就真有这么一棵树。哲布扦插了五根小树枝，本想种出“一家人”，没想到最后只有那棵叫“哲布”的小树活了下来。站在土地上，少年哲布感到自己身体里有一股力量“正在紧紧地抓住地面，向泥土深处扎根”。哲布就是“树”，“树”就是哲布。

“孤独树”这个用形而上情绪与形而下物象缝合起来的名字深深烙刻着“留守儿童”的命运。这个意象可能隐含着作者的期冀：“爷爷”和“奶奶”老了，难以成活；“爸爸”和“妈妈”离乡多年，没有根的树是活不了的。那么“哲布”呢，它还碎（小）呢，所以有着无限可能。它伴着少年一起成长，倾听他的痛苦，抚慰他遭遇校园霸凌的恐惧，抚平他混乱骚动的青春欲望。至于它的根是扎在此地还是挪往别处，那正是叫做哲布的男孩要去经历的不可知的未来。终有一天，他会让无数可能性纷纷落地，将其中一种成就为现实。就像他第一次出门，也许会从县城出发继续远行，在行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根”；也可能从此返回村庄，而那里本来就有他的“根”。他比父母有更多的选择，但也需要承受更多的孤独和压力。

关于这棵树，马金莲曾在“创作谈”里说，她在一开写时便定下了这个书名，这是她“用来疗伤的一个文本”。它的原型是马金莲家门口的一棵树，那是父亲砍下大杨树的斜枝种的。她曾经和哲布一样，依偎着故乡和树的怀抱，倾吐着喁喁心语。她比哲布幸运的是有父母的守护，他们相同的境遇是面临着村庄的荒芜和冷寂。“村落的变迁，乡村的变迁，乡土的变迁”，这是时代的必然，是国家工程总体性设计的结果，但背后却隐藏着无数人失去家园的心痛。就像百万三峡移民，他们的故乡不是荒废了，而是消失了。那种明明有“根”却无处找寻的绝望，至少需要两三代人才能消化。只有经过时光的浸润和磨砺，直到把“新家”变成了“故乡”，上一段乡愁才能如烟云般消散。

这或许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经历了现代性的洗礼，传统的“乡土中国”回不去了，那么，“中国”的“根”在哪儿？是对乡村传统进行改造，还是将城市文明引入乡村进行融合，抑或是将“根”进行精神性的处理？就像俄语作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娃的“寻根之旅”，一旦发现“旷野过后仍是旷野，道路尽头仍是道路”时，她干脆将“根”视为in the middle of nowhere（在无所之地的中央）⑤，这未尝不是一种寄托和安慰。对于中国作家来说，需要寻找新的叙事方式和资源，来面对和回答“根”的问题。马金莲有一些小说写到“进城后”的故事，或许，她在未来能为我们解开这个谜题。

注释:

①[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第74页。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绪论”第2页。

③申霞艳、杨穗婷：《乡村·童年·岁月——马金莲论》，《文艺评论》2017年第12期。

④周李立：《马金莲的“微物”》，《湖南文学》2017年第9期。

⑤[俄]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记忆记忆》，李春雨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中文版序”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