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先锋”与“先锋”何为 ——以《收获》为中心的1980年代“先锋小说”生产语境考察
内容提要：文章意在以《收获》为横截面，切入1980年代文学生产语境，深入具体地探究1980年代“先锋小说”生产关联的“先锋”话语以及这种“先锋”话语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先锋”重新陌生化、历史化、问题化。具体而言，即通过考察彼时《收获》栏目设置、文体结构、作家构成特点，编辑、作家、批评家间的互动，探究1980年代“先锋小说”的判定与生产，包括小说何以“先锋”的评价标准，以及编辑、作家、批评家三方对“先锋”何为的认识考量，挖掘与呈示“先锋”在1980年代的多重意涵。在进一步发掘被主流文学史叙述淹没和磨蚀的、历史地存在着的、多元复杂的“先锋”的同时，梳理彼时“先锋小说”生产，或曰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意义指涉。
关键词：1980年代 先锋 《收获》 文学生产机制 意识形态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主流概念界定中，“先锋小说”主要被指认为以马原、洪峰、残雪、格非、余华、孙甘露、北村为代表的作家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创作的在叙述、语言、形式上带有极强文体实验色彩的小说1。这些现在看来似乎不证自明的“先锋小说”界定，在1980年代却经历了一个丰富复杂的生产阶段。“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是靠作家自己的写作，然后是批评家、理论家的参与，同时包括文学期刊的支持，这三种力量共同把当代文学推向一个繁荣的时期。”2可以说，“先锋小说”在1980年代初次步入公众视野的时候，各方话语都试图对其进行阐释和规训，其中最重要的话语阐释即是来源自当代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且一手推出了“先锋小说”的《收获》。文章将从这一基本历史脉络出发，通过重返1980年代，以《收获》为中心，辐括其周边——选本、书信、批评等的话语参与，探寻1980年代文学生产中“先锋小说”究竟何以“先锋”以及“先锋”何为。
一、“先锋”在《收获》上的历史印记
“文革”后，百废待兴。“那时候大家没什么事情可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比较贫乏。所以可做的事情不多，大家都非常关注文学”3——或可作为对于1980年代文学思潮频繁出现的事实的一种客观解释。在经历了几波文学思潮之后的中国文坛，能够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控制的“纯文学”逐渐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最高想象之一，同时在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焦虑中，“文化现代化”呼唤亦成为对新时期文学的主要目标诉求。种种历史机遇下，“先锋小说”伴随着众多的期待与呼唤产生。毫无疑问，文学期刊《收获》与1980年代“先锋小说”创作生产的联系是密切且重大的。早在1979年复刊初期，《收获》便以先驱者姿态发表了众多重要作家作品，奠定了其包容创新、敢为人先的办刊方向，到1980年代中后期，更是《收获》刊出专号、辟出专栏吹动了“中国先锋文学的号角”，为先锋小说思潮贡献出巨大的推波助澜的力量。这些都离不开刊物背后的编辑萧岱、李小林等人的努力与坚守，“先锋小说”的出现尤其是与程永新的开阔视野与悉心经营紧密相关。
（一）“先锋”或“青年作家”专号4
在新时期复刊不久的《收获》编辑部，程永新作为刚毕业就被《收获》直接选定的年轻编辑，很受前辈编辑萧岱与李小林的重用。从1982年实习到1983年正式进入《收获》，程永新观察着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吸纳着《收获》编辑传统，一方面他这样描述自己在编辑部的“师承”：“我到《收获》之后，从没有指定谁为我的老师，而我却很幸运，身处这个大家庭，从编辑业务到怎样做人，始终受到各方面的关照和指导”5;“学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来自李小林；对作品的理解，与作家交友的方式，都来自李小林”6。另一方面，彼时他又有想要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编辑的压力与动力：“我要走出‘学徒期’，成为独当一面的编辑，就要有自己联系的一批作家，就要拿出像样的送审稿子”。7可以说，“先锋小说”的出现体现了程永新作为年轻编辑试图融汇《收获》传统与开拓创新新局面的努力，既继承刊物“包容”气度与“注重文学性”的立场，又进一步为刊物注入新的时代生机。亦即后来程永新成为《收获》主编还一直秉持的观点：“顺应时代的变化，让整个刊物办的有活力。核心的东西不变，但形式上要新，要吸引新的读者。我们希望有新的读者，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推出有潜力的新作家。”8
在上述背景下，彼时编辑程永新同时任副主编的《收获》“实际掌门人”李小林商量过后，一手推出了后来所谓的《收获》“先锋”或曰“青年作家”专号。但事实上，关于这一几乎集束了目前我们所谓先锋小说的“专号”，在程永新那里却出现了矛盾的表述。与研究者们普遍将《收获》1987年第5期视为“先锋文学专号”有所出入，程永新本人对自己所一手推出的“专号”的叙述是莫衷一是的，如在2001年接受蔡兴水采访时，他说“我请苏童写了个短篇《青石与河流》，现在回过头看，也不是最优秀的，但当时吓我一跳。我想这个人不怎么写小说，以前只写过诗歌，但水准已很高。当时考虑，是不是河流下面涌动着一股暗流，促使我们想把一批作家推到水面上来。一九八六、一九八七、一九八八连续三年的第五期、第六期推出他们，反响很大”9。可见他是将1986年、1987年、1988年的第5期、第6期均视为同一性质的专号的，这实际上是将“先锋文学专号”出现的时间提前了。同样的还有2004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到：“《西藏文学》曾出过一个西藏魔幻现实主义专号，我读了之后有些激动，分别给那些我并不相识的高原朋友写了信……我想，我后来连续三年在《收获》上集中编发青年作家作品的念头，就是那段日子与马原彻夜长谈的结果”10，同样强调专号持续了三年。然而几年后他于自己所编写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中关于苏童与专号某种联系的表述却有了偏差，首先《青石与河流》被表述为“黄小初推荐来的”，而且在《青石与河流》发表后才有“不久，《收获》酝酿了一个计划，将全国一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集中在一期中发表。在我拟定并经《收获》负责人李小林首肯的一份约稿名单上，有苏童的名字。苏童在收到我的约稿信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中篇，那就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11。如果按这种表述的话，发表《青石与河流》的《收获》1986年第5期，甚至《收获》1986年第6期也都不能算是带有“专号”性质了（因为计划稿约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发表时已是1987年第5期）。但无论是程永新在历史回顾中自相矛盾的说法，还是文章推导其自相矛盾的过程，都是和1980年代历史事实相距甚远的分析，存在着“一个知晓文学史发展的人与对文学史发展并无所知的‘历史行动者’之间的区别”12，具体的论证还应聚焦于《收获》呈现的历史事实。
如果说1986年《收获》的专号及其性质具有不确定性，是因为程永新后来相关表述出现矛盾，而彼时《收获》也没留下什么客观的支持性线索的话，那么1987年《收获》却可确定其带有明确专号性质。这其中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程永新有重合自洽的说法，还因《收获》呈现的事实，于无声处显露出编辑程永新从得知《西藏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专号（1985年6月号）后开始的“专号”念头逐渐清晰的过程：自1987年《收获》开始有意识地集束式推出一大批“新面孔”，此外1987年、1988年两年还出现了“实验文体”专栏。换而言之，如果说在1986年《收获》的专号及其性质还不能确定的话，那么可以说，自1987年设了“实验文体”专栏，刊发出更多“新”作家作品，《收获》便开始显示出编辑们自觉的专号意识，并且专号的性质也开始超出编辑集束“青年作家”的客观意图，而有了“先锋”相关的具体指涉。因此，无论是两年抑或是三年，无论是集束“先锋”还是集束“青年作家”的性质，与“先锋小说”生产相关的“专号”的确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认识《收获》存在的“先锋”专号要考虑到其出现的历史混杂性，专号与“先锋”的关系或可这样表述：1986年《收获》上即使存在“专号”，也只是编辑无意识的集束，其中所登的小说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先锋”性的指认，专号最多只能算是“青年作家”专号，“先锋小说”也只被看作一批新的青年作家作品。而到了1987年，“专号”及其中小说则开始在刊物上获得某种“先锋”性的指认，专号也可以说带有某种“先锋”性质了。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程永新对于专号的表述会出现矛盾，因为专号本身就存在从集束“青年作家”向集束“先锋”过渡的复杂性。
（二）“实验文体”专栏
程永新曾回忆：“我当时就想把一批有潜力的、未来会写出优秀作品，目前还非常需要人扶持和帮助的这批青年人聚集起来……那个时候没有想清我要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文学，就是寻求一次改变，慢慢地才清晰起来、明确起来。”13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证实其1986年推出“专号”的无意识，以及集束“青年作家”小说时还没有明显的“先锋”意识。另一方面，我们也再次体会到其行为意图体现出的《收获》一贯的编辑方针，即“用作品说话”，以作品呈示其对形式创新的支持及对新人的培育。由此，在现在看来，刊物《收获》的价值和特色就在于无声中的“有声”，其本身的面貌即唯一直接的历史证据。1987年和1988年的《收获》就是这样在保留下历史事实的时候暗示出编辑最初的自觉的“先锋”追求：在作家构成上，新面孔作家数量激增，容纳了后来所谓的“先锋作家”的基本阵容：洪峰、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潘军等；栏目设置上，仅这两年开设了“实验文体”特色专栏。
对于《收获》的“实验文体”特色专栏，值得注意的是，其自1987年第3期开始设立，刊登了李晓桦的《蓝色高地》及张承志为作品写的序言《等蓝色沉入黑暗》，之后，专栏与所谓“先锋”专号同步出现在1987年第5期，刊登了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到了1988年，专栏仅出现在了第1期，刊登了言兹、哈杲的《访问城市》。可见这个专栏并没有持续多久，且统共只刊登了三篇作品，但是这一专栏设置在现在看来所带有的历史意涵是丰富的，特别是对于“先锋”的出现与生产有重要意义价值。首先，作为一个专栏，“实验文体”的设立出现可以说是具有一个转折的意义。根据《收获》的不成文的编辑传统，其对于所刊发的作品是“不树旗帜，不叫专号，不发评论注解性的文字”14，它的栏目设置通常只有文体的区分：如短、中、长篇小说版块，散文版块，电影剧本版块，报告文学版块等。即使偶尔穿插有“回忆录”“社会纪实”“口述实录文学”等专栏，但也都是使用“社会”“口述”等较为客观性、明晰性的用词，而不至于引发读者的前期阅读预设，破坏刊物一贯的编辑传统。因为专栏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带有的编辑的归类意图，读者很容易凭借“归因意识”找到其中非文体性的相似关联，比如主题、艺术特征等。由此，“实验文体”这一专栏的出现就显出在特殊之中的“特殊”了，其“实验”的栏目命名就是最特殊的地方，带有很大模糊性和主观色彩，读者面对这个栏目的作品便会不自觉地去探究其到底作品在哪里进行了文体的“实验”，并在与其他作品关联中形成关于“实验”的初步认识。也因此《收获》编辑所设的这一专栏对于“先锋”的出现、生产不得不说带有一种鸣锣开道或转折引领意味，虽然它与“先锋”作家作品的关系不总是同步出现，然而却在同一时段联系密切，形成一种互文。
其次，从很多材料来看，在1980年代中后期程永新至少负责了1987与1988年两年《收获》第5期、第6期的约稿，而1980年代恰是这两年里出现了“实验文体”专栏，不能不说其中存在有一个编辑意图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特别是程永新在1988年自己编选的《中国新潮小说选》中还选取了1987年第5期“实验文体”专栏中孙甘露的《信使之函》作为“新潮小说”——程永新理解的“先锋”。与其并列，见刊于《收获》并被编选的还有莫言《球状闪电》（1985年第5期），刘索拉《多余的故事》（1986年第2期），马原《虚构》（1986年第5期），洪峰《极地之侧》、余华《四月三日事件》、苏童《1934年的逃亡》、张献《屋里的猫头鹰》（1987年第5期），格非《迷舟》、皮皮《光明的迷途》（1987年第6期）等。从1985年贯穿到1987年，其中收录的既有专号、专栏中的作品，甚至还有专号专栏出现前《收获》刊发的作品，再一次可见专号、专栏所体现的《收获》编辑方针的连续性、一贯性，以及其于1988年有意命名、归纳“先锋”时所带有的丰富性与混杂性。让我们看到“先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收获》上断断续续的印记留痕，以及“先锋”在“专栏”的转折标记处最初的显影。
然而除此之外更有意味的是，既然同属于“实验文体”专栏的作品，程永新1980年代末编选“新潮小说”时为何仅选用《信使之函》作为“新潮”？《蓝色高地》《访问城市》又因何“落选”呢？因此，由“实验文体”这个专栏我们也能看到“先锋”在《收获》上存在的意义裂缝，在如何评价剩余的两个“非专号”的专栏作品上，应该具有更加深入的研究。或许“实验文体”之间和“先锋”之间不仅仅是包含关系，而有着更加复杂的交织缠绕。
二、围绕《收获》的“先锋”生产：选本与书信
虽然专号和专栏的推出过程与意义内涵存在有模糊之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上述分析确定一些基本事实，即不管是连续两年或三年的“先锋”专号，还是“实验文体”专栏都带有着程永新们一致的编辑态度，其主要目的还是“以敏锐的嗅觉推出年轻作家的作品”。通过推出一批新作家的带有极强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呼唤文学新样貌，同时也使《收获》旧貌换新颜。由此，围绕《收获》的“先锋”生产，存有来自编辑与作家两方重要支撑力量，下面笔者将从选本和书信来具体看两方彼时对“先锋”的认识。
（一）“新潮”——选本中编辑的编选原则
经由《收获》专号、专栏，我们了解到“新”作家主要有马原、史铁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北村、孙甘露、扎西达娃、王朔、皮皮、色波、鲁一玮、张献等人。然而程永新又提及专号“因为客观上的原因，没有莫言和残雪的作品，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遗憾。这种遗憾在我编书《中国新潮小说选》时稍稍弥补了一下”15。可见，虽然《收获》上不发表注解性文学，编辑程永新1980年代对专号、专栏上所谓“先锋小说”的认识却可在他于1988年间编选的《中国新潮小说选》中得到最直接的体现，彼时的他将选本中的作家作品特征定义为“新潮”。
从《中国新潮小说选》的序言中我们可以得知，程永新这一选本选取的作家基本阵容源自1987年《收获》第5期的“专号”，又补充了专号出现前莫言与残雪两位作家的作品，此外他原本还想选取韩少功的《爸爸爸》和《归去来》、张承志的《黄泥小屋》、郑万隆代表作等，然而因这些作品“多次收入各种集子，只得割爱了”16。通过每篇小说之后的编后语，大致可以看出程永新彼时对于自己推出的“先锋”或曰“青年作家”专号的认识与态度，亦能概括出程永新对于“新潮”的态度与认识。笔者整理出了几个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通过这些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编辑程永新编选原则，也即界定“新潮”——彼时程永新所理解的“先锋”作品的标准。
一是对“想象力”的提倡。这在大部分作家的作品编后语中都有或多或少的提及，特别是马原、格非、孙甘露、扎西达娃。程永新认为这些作家作品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在于通过灵活多变和旺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带领读者在想象中构造出种种奇特故事，体验某种可能的经验或精神。二是对“语言 ／ 叙事”的强调。大部分作家作品中的语言与叙事被重点关注，并获得“特殊性”评价，如程永新评价马原“强调小说语感，用明白如画的节奏感极强的现代白话写作”，有自己风格的比较成熟的叙事手段；格非是“流畅、自然、异常透明的语言”；苏童是“诗化的语言”；孙甘露是讲究的语言，“在流畅的旋律般的句子中，隐隐散发出一种典雅和富贵之气”；洪峰则是“透明度很高的语言”，由此“在组接、切断、插入、顺连等叙述手段方面，《极地之侧》达到了轻松自如的境界”；皮皮的小说叙事语言则是“毫无焦躁感，显得极为冷静和沉着”。三是对“感觉 ／ 境界”的关注。程永新评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是带有超越生死的悟性，人生境界“幽远高渺”；莫言小说的魅力来自“与众不同的感觉”，凭借感觉，作品才营造出“美丽而奇异的意象”；余华小说“善于捕捉少年或者青年男子的感觉和心理，很善于将一个年龄层次的心态演化为人类共通的感受”；张献的《屋里的猫头鹰》营造出了“人的生命力的衰退”的氛围感，此外还有女作家残雪小说中的异化象征与皮皮小说中“神秘的迷惑力”等。
以上大致可以说是对作品艺术性、美学性、哲学性的关注，此外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特殊的，是第四点，即作品编选体现了《收获》编辑程永新对“现代人 ／ 现代意识”的赞赏，或曰对作品“现代性”的关注。这种现代性的关注，是不再仅仅关注作品的艺术技巧、美学特征，而更多地关注作品的社会性、时代性意涵。比如程永新认为格非《迷舟》的成功即在于“为历史故事如何折射出现代意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认为苏童《1934年的逃亡》表达了“作者怀着沉甸甸的心情，用现代人的眼光，将逃亡过程中的农村人际关系的变化、农民转化为城市手工业阶层的曲折经历呈现给我们……是否具有现代意识，就要看他能否在回忆流水年华中持有一种超越时事的形而上，从而对人性的本质有深刻的揭示”；指出刘索拉《多余的故事》中“主人公最后将改写好的歌词扔给宣传队长后扬长而去”的情节描写，是刘索拉式的“现代人抗争环境的手段”；以及认为《极地之侧》“近乎十八世纪的浪漫追踪，集中地表现了洪峰作为一个现代人活得自由自在的个性”17等。这其中夹杂着的除了编辑程永新对文学形式的关注、对文学真实性表达的发掘与重新把握，还有对“新潮”独特文学意义、社会价值的关注，体现了彼时“先锋”意义内涵的丰富性。这种种定义“新潮”“先锋”的文学标准也正是新时期“文化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表征，强调了文学／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先地位，预设了文学 ／ 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然而这些话语的逻辑是否是生硬套用了“文学 ／ 政治”的二元论，其中被召唤的“先锋”是否“只是一个充满批判能量的‘空位’”？笔者认为还有待进一步的细致研究，因不是本论文的讨论内容，暂按下不表。
（二）编辑与作家关于“先锋”的通信
通过考察《收获》编辑程永新编选的选本中对于“新潮”的界定、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彼时“先锋”内涵的丰富性及其作为新时期“文化现代化”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的内涵与外延，此外，作家与编辑间的书信沟通也显示出1980年代“先锋”生产的多元复杂性。
通过1980年代作家与编辑之间的通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先锋”作品的见刊前史、见刊过程以及评价反馈，由此分析彼时“先锋”的多元内涵与生产。见刊前史如王朔的《顽主》18（1987年第6期）。以1987年9月王朔写给程永新的信来看，王朔最初给《顽主》列了很多备用名字，其中最满意《五花肉》这一标题命名，而编辑程永新却“以为不好”。王朔的信中重点提及小说可能“会使一些正人君子有不好的感觉”，所以希望小说名字尽量“自鄙”，选用“五花肉”也正是此意。而程永新最终选用的“顽主”一题，或正因受到王朔在信中的这一段表述的启发：“顽主”一词在北京是对混世魔王的谑称，用来形容这些人的生活状态也行。从中，我们能够看到编辑与作家对于作品的考虑各有侧重，但某种程度上两者都关注到小说可能在社会中带来的实际影响，尤其是编辑对于选用的“先锋”小说，会特别考虑小说所带有社会批判性力量。见刊过程如孙甘露的《信使之函》（1987年第5期），在未见刊之前，孙甘露曾于1987年7月去信提到“不敢设想会有很多人能像你那样接受这类作品”，以及引用“我们正平凡而毫不铺张地创造历史”来表达对于《收获》能发表自己的小说的看法，说明在孙甘露那里的“先锋”意味着某种非主流异质性、对立性，及对彼时现实的某种冲击性。
此外，在通信中，很多作家都对见刊之后的“先锋小说”，特别是对专号进行了评价反馈。如苏童1987年的去信称“这一期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余华1988年的去信称“去年《收获》第5期，我的一些朋友们认为是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最出色的一期”，洪峰1988年的去信称“我打算明年也搞一下‘先锋’专号，专发短东西，小刊物小呼应，也算呼应你的努力”，以及潘军1989年的去信：“去年第6期已被社会所肯定，遗憾的是我的那一篇逊色了，总想弥补一下，将功折罪。像我们这一路的小说，目下是众矢之的，不知《收获》的编辑方针有否改变，我们真怕把这一眼泉给堵了。”以上都可以看出作家们对“先锋”专号、“先锋小说”集束式出现的敏感与振奋，然而这种振奋大多都处在一种较为极端地追求小说形式创新的状态。1989年，一些作家们对“先锋”的认识又有了改变。如余华此年的去信中就有一些反思与揭示：“我担心刚刚出现的先锋小说（你是先锋小说的主要制造者，我是你的商品）会在一批庸俗的批评家和一些不成熟的先锋作家努力下走向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新生代作家们似乎在语言上越来越关心，但更多的却是沉浸在把汉语推向极致以后去获取某种快感。我不反对这样。但语言是面对世界存在的。现在有些作品的语言似乎缺乏可信的真实。语言的不真实导致先锋小说的鱼目混珠。另外结构才华的不足也是十分可惜。所以为何我如此喜欢格非，我觉得格非无论在语言还是结构上，不仅使汉语小说出现新姿态，也使他的个人思想得到了真实的表白。因此我觉得你编这一期（1989年第6期，笔者注）可能更为沉重一些。现在用空洞无物这词去形容某些先锋小说不是没有道理。”北村也有“我常在寻找新形式时忽略了小说的基本要素，走得比较远”“往回走了一步，是必要的”19。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1989年的《收获》上，又出现了一批新面孔以及写作新样态。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马原在通信中，就已经提及“刚读了孙甘露的《访问梦境》，真还不错，我有心把我的第一个奖给他，主要是语言方面的想法。想象力很可以的。不过他这样一下子就把小说写进了死胡同，步那个伍尔芙的后尘，为什么有意跟读者过不去呢”，揭露出先锋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彼时他还打算写长篇，但要求自己在不拘泥于某个固定的题材或想法，放开写的同时，“绝对节制，把握分寸，绝不铺张”。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于80年代“先锋”生产，作家队伍内部观点的庞杂及认知的分化。
三、围绕《收获》的“先锋”生产：批评
1980年代围绕《收获》中的“先锋小说”，另一边的批评界也进行了发声，参与着何以“先锋”与“先锋”何为的话语建构。
（一）“圈子批评家”：吴亮与李劼的“先锋”思索
1980年代，文学的讨论与发展一般都是在同人圈中进行的。围绕着刊物《收获》与作家，有一批“圈子批评家”在对“先锋”作品阐释与经典化进行着不懈努力，如吴亮、李劼等人。当时最著名的对于“先锋”作家的评论莫属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其主要是以一种“先锋”的批评方式来对作品进行分析阐释，正如吴亮自己所言：我不打算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依照小说主题类别等等顺序来呆板地进行我的分析和阐释，我得找一个说得过去的方式，和马原不相上下的方式来显示我的能力与灵感。吴亮在批评中通过分析作家马原的经验方式与小说故事形态，强调马原“更关心他如何处理这个故事，而不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让人们得到故事以外的某种抽象观念”20，从而在这其中发现马原小说的一大功绩正是在于“保证了充分的伸缩空间与富有弹性的想象性时间维度”，这恰与程永新对马原写作的评价有不谋而合之处，都体现了对于“先锋”形式背后存在的实在意义的关注和对文学真实性的重新阐释。在《告别1986》一文中，吴亮亦指认了马原小说形式的实在价值意义，认为其表达了现代人才能够进行的人的想象力的发挥，表现了一种现代人心理的深度。文章分析了《虚构》的故事情节与叙述结构，指出文中“马原创造了一个关于马原、叙事人和行动者三位一体的现代神话。一个现代人在西藏的精神游历、想象和幻觉加上部分的体验，构成了马原小说的一个固定情节核”，认为“故事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虚构》之中，而不在《虚构》之外或之前，《虚构》的价值是属于心理意义的，凡是在人的精神内界里涌现的事物，都是真实的，它们是以自己证明自己——《虚构》就这样把我们的视觉、经验和想象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21。这里实际是指出了小说形式的实在现实意义，那就是现代人阅读的意义。在《期待与回音——先锋小说的一个注解》中，吴亮更进一步指出“把语言和现实看成是不相同的世界，是先锋小说的最大贡献”22，将“先锋小说”视为文学中负责提醒想象的一类文学，能与读者之间形成一种个性的神秘深度默契，提供快节奏生活中停留的空间，是一种文字阅读中的体验。认为“先锋”的意义就在于呈现语言，让读者享有脱离集体语言而进行个人创作的自由，最大限度确保个人在语言上享有的自由，也是在展现现代人生活、满足现代人需求等现实意义上指认了“先锋”。
除此之外，还有李劼提出的“新潮小说”中对“先锋”的认识和界定，同样发现了“先锋”的现实意义。但与吴亮不同，李劼则主要强调了“先锋”对于从前整套的文学评价标准和意义系统机制，甚至于对人和文化的固有看法的反抗与破坏。如李劼在《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的语言结构》一文中先是将阿城的《棋王》，刘索拉的《蓝天绿海》、孙甘露的《信使之函》、马原的《虚构》均视为新潮小说。指出这些小说形式的现实意义——体现了对于经验世界的瓦解，建立形成现代人自我主体性逻辑。同年，在《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一文中，李劼主要通过分析马原的《虚构》，具体指认其形式的文学意义及现实意义——推翻了传统的中国小说的叙事方式及其在这种方式之后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诉诸创造、诉诸建设、诉诸思维和语言上的“推陈出新”，建立起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文学观念、审美观念。之后，李劼又在《中国当代语言革命论略》通过进一步分析马原小说《虚构》，指出“语言的规范化和逻辑化直接对应于思维的理性化和科学化”23，认为与阿城的《棋王》相比，马原在其小说《虚构》中的叙述是一种带有理性逻辑的叙述，展现了中国人“完成世纪性的历史转折”所需具备的基本品质，指认了马原小说的现实意义及意识形态功能。
虽然上述圈子批评家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然而所得结论是类似的，都指认了“先锋”形式体现的某些带有混杂性的现实意义内涵，都是以某种“非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达成了对“先锋”的意识形态功能指涉。
（二）其他批评及其“先锋”思索
关于《收获》刊出的“先锋小说”，还有一些现在不曾被纳入研究视野的批评在彼时同样作出了有关“先锋”的思索与阐释。如唐跃、谭学纯《语言能力在文学创作中的用途和类型》一文，从语言的形而上意义来看1987年《收获》刊登的先锋小说，认为其中的“主观型语言样式”呈现了作家主体感觉与主体想象，是作家感性体验的表达。文章指出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以及“同时发在最近一期《收获》杂志上”“模仿了马原的做法”的洪峰的《极地之侧》，正在向人们宣告，“倘若在他们的小说中拘泥于客观真实性的追究将是徒劳无益的，而最好把阅读的注意力放在渗透于小说之中的主体感觉和主体想象上”24，指认了“先锋小说”在主观真实性上的创造。李志娥《沉默的先锋——对中国先锋小说现状的思考》分析了《收获》在1987年、1988年两年刊登的先锋小说，先是指出先锋小说“尽管默默无闻，却体现了先锋小说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后又特别指出“从1988年第6期《收获》发表的几个小说来看，作家的技巧更为精湛了，作品的内容更为深厚，作家的思考更加深沉了。阅读这些作品，我们能感觉到作家的潜力犹存，先锋小说前程远大”25，并最终落脚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指认了这期刊登的先锋小说的现实意义价值。郭银星《小说正在泄密》一文也分析了《收获》1988年第6期的先锋小说，认为这一期的小说“显然比1987年的第5期《收获》又高出了一个档次”。文章指出“除了史铁生将从前的朴实变得有些做作了以外，苏童的《罂粟之乡》、余华的《难逃劫数》、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都有一种令人惊愕的成熟气度。格非、扎西达娃、皮皮的三个短篇也十分不俗。马原的《死亡的诗意》更是达到了点铁成金的效果，这篇小说完美地幻化了古典主义的结构法则，使故事的生动和深刻较之《冈底斯的诱惑》或《虚构》，更有了一层沉稳而持久的感动力”26，指认了先锋小说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上的意义，认为其很好地结合了形式与内容，使得故事更为生动和深刻，创造了一种持久的、真实的文学的力量。
同样是论述《收获》1988年第6期刊发的先锋小说，王欣《创作与“观照”》则专门分析了格非的《青黄》，认为其把新潮小说的魅力和困境都展现无遗。首先，文章分析了小说的故事情节，认为格非“成功地借助朴素的记实笔触和有节制的古典抒情韵味，传达了现代历史观念”。但是接下来，文章又指出“透过扑朔迷离的情节和朴素自然的语言，我们还是发现格非被一种工匠般的机智、被一种机智的观察与编织所围困。格非只是为读者提供了注意的两端：一是故事格局的趣味，二是意义迷宫的风景。我们仍旧没有领略事物本身和作者精神的神圣光辉”27。可见文章是在表现真实性上对先锋小说进行批评，认为其没能把握好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没能“在新的层次上实现美的观照”。
与上述批评的出发点皆有不同，王干则从先锋小说与刊物的关系上进行了批评阐述，他指认1987年的《收获》比1988年的《收获》更为光彩。但并非是从作品内涵价值出发，而是因为“那一年在所有文学刊物都处于紧缩状态之下，《收获》依然故我，接连推出了莫言、马原、叶兆言、余华、洪峰、苏童等人的不识时务之作，显示出高度的文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言语中将先锋小说视为“不识时务之作”。他还进一步指认这种“不识时务”为一种“新锐”，认为“新锐至少有两个意思，一是指那些富有生气的青年的富有实验精神的新人新作，一是指那些在文坛上已负盛名但仍不安分拼命折腾的探索之作”，指出《收获》1988年发表的《关于行规的闲话》（李晓）、《枣树的故事》（叶兆言）、《世事如烟》（余华）、《罂粟之家》（苏童）等“都出自新进的‘先锋’的第三代小说家之手”，而《一嚏千娇》《海骚》《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小说虽是王蒙、张承志、史铁生等名家近作，但没有丝毫的陈腐气和没落感，甚至具有比‘先锋’们更强烈的探索精神”28。总之，文章指认了《收获》中先锋小说的丰富性，认为“新潮”“探索”“实验”“先锋”都是与《收获》连在一起的，也因此认为“先锋”不仅仅限于《收获》专号中的作品，而是更大范围的“先锋”。
通过上述编辑、作家、批评家面对“先锋”时的考量，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他们评价何以“先锋”的标准是带有丰富性与张力性的，没有一味求新求异，也没有只强调其中形式的共性而不去关注其内容的个性，而是指认先锋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同时存在创造性意义。其次，他们的观点认识存在“不确定性”和阶段变化性，这也使得“先锋”的生产一直处于多元混杂状态。此外，他们考量中亦带有一致性的认知框架，那就是以某种“非意识形态”的表述方式达成了对“先锋”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指涉。总之，编辑、作家、批评家们对于何以“先锋”与“先锋”何为的多元阐释、考量代表着一种1980年代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的实践，同时，其中意义指向又是丰富而混杂的，既存在有对于政治的反叛表达，亦夹杂着个人审美自律理想，还含带有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性想象等等，不能一概而论，这便是本论文研究所希望揭示的。
余 论
通过以《收获》为中心的1980年代“先锋小说”生产语境考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数量上，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可能不仅仅限于文学史上的经典化代表作。“先锋小说”还将包括彼时“存在”但后来被主流阐释所误读、遮蔽或遗漏的文学作品，如《收获》专号专栏里扎西达娃、残雪、史铁生、皮皮、王朔的作品，尤其是王朔1980年代的作品，彼时的“先锋性”被有意忽略。其次，“质量”上，1980年代对于“先锋小说”的界定与生产也比现有的文学史表述要更加丰富与复杂。通过分析与《收获》相关的特殊周边，如“新潮小说”选本，作家和编辑间的信件与交往互动，以及批评家的多元批评等，我们看到，1980年代人们对于小说何以“先锋”与“先锋”何为的思考是交织在一起的，绝不仅仅是关注到小说艺术性、虚构性的一面，还对小说应带有的社会性、真实性一面进行了重点阐发，并且极力推崇两者的融合与和谐。这种交织的视野既推动了“先锋”在1980年代的多元生产和变化发展，同时也带有意识形态性特征。
概而言之，1980年代有关“何以‘先锋’”没有一套确定的公式，而对于“‘先锋’何为”的问题也存在更多的理解。由此以《收获》为中心的1980年代生产语境的“重返”或不仅能使得“先锋小说”的丰富内涵被明晰和区分，而且还能提示其历时生产过程中潜在的更多问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作家批评中的古典文学资源研究”（项目编号：20CZW05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如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二）》一章中“‘先锋小说’的实验”一节，其中以马原、洪峰为代表作家，指出“‘先锋小说’总体上以形式和叙事方式为主要目标的探索倾向”。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先锋”作家和‘先锋’小说》一章，其中指出先锋作家“马原、洪峰、残雪、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在形式技巧上对后现代主义的借鉴。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的《先锋精神与小说创作》一章，其中着重介绍先锋作家马原、莫言、格非、孙甘露、余华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探索的发展。
2 3 5 13 14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279、303、262、307页。
4这里涉及如何判定《收获》彼时集束推出现在所谓“先锋小说”的专号的性质问题。“‘先锋’专号”的说法现查最早出现在1988年洪峰写给程永新的书信中，带有“先锋”同人圈内部的主观色彩。与之相比，专号所带有的集束“青年作家”的意图则不仅更早产生，而且不失为一种较为客观的表述，因此文章认为这里暂可将这两种说法放置在一起，保留专号性质的混杂性，以便下文进行讨论。
6 8 9 15蔡兴水：《巴金与〈收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339、342、307页。
7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页。
10程永新：《从八三年出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11详见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4页。事实上，这一表述与程永新在1988年《中国新潮小说选》序言中的表达高度吻合：“一九八七年，在《收获》负责人李小林的支持下，我约请全国的一些青年作家将他们的小说近作交给我，集中编发在一九八七年第五期《收获》杂志上。”因此，笔者认为这一表述的客观性与可信度较高。
12李建周编《先锋小说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17页。
16程永新：《中国新潮小说选•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7上述引用均出自程永新《中国新潮小说选•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8尽管在主流文学史中《顽主》早已不在“先锋小说”之列，但笔者认为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首先是《顽主》出现在《收获》1987年所谓“先锋”专号中的事实，与它并列出现的都是余华《一九八六年》、格非《迷舟》、皮皮《光明的迷途》等一些当时程永新所认同的“新潮”小说。其次是编辑的说法，对于王朔《顽主》等作品带有的“痞气”，程永新认为其在彼时表现出一种能够击溃“陈腐的文化气息”的姿态，详见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可见《顽主》同样是带有着彼时编辑所认同的新潮性或先锋性。
19上述引用均出自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0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
21吴亮：《告别1986》，《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
22吴亮：《期待与回音——先锋小说的一个注解》，《作家》1989年第9期。
23李劼：《中国当代语言革命论略》，《社会科学杂志》1989年第6期。
24唐跃、谭学纯：《语言能力在文学创作中的用途和类型》，《江淮论坛》1988年第6期。
25李志娥：《沉默的先锋——对中国先锋小说现状的思考》，《青岛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26郭银星：《小说正在泄密》，《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2期。
27王欣：《创作与“观照”》，《福建文学》1989年第3期。
28王干：《气度与选择——关于〈收获〉〈钟山〉〈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的印象》，《读书》1989年第4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