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江子的散文新著《回乡记》，虽然描绘了富有“阵痛”意味的乡村生活图景，但大都化作了细节点缀或背景烘托，而不再支撑作品的主题和主干，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亚乡土叙事”，即着力描绘一向靠土地谋生的农民兄弟，在走出故乡，进入城镇之后所经历的摸爬滚打、辛酸苦辣以及悲欣交集。

毋庸讳言，中国大地上声势浩大的都市化浪潮曾经猛烈冲击了相沿已久的乡村秩序，传统的农业文明一时间窘境毕显……对于这些，在乡村长大且迄今虽身在省城却甘愿做家乡“卧底”的江子，自有深切的体验和充分的认知。他过往的一些乡土散文，正是从这样的体验和认知出发，以满载悲悯和忧患的笔调，绘制出富有“阵痛”意味的生活图景。在他的散文新著《回乡记》里，这种“阵痛”依然存在，只是它们大都化作了细节点缀或背景烘托，而不再支撑作品的主题和主干，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亚乡土叙事”，即着力描绘一向靠土地谋生的农民兄弟，在走出故乡，进入城镇之后所经历的摸爬滚打、辛酸苦辣以及悲欣交集。

农民进城打工之路无疑是艰辛而坎坷的，其中多有困顿和失败，甚至不乏屈辱和眼泪，但无法否认的是，为数不少的打工创业者正是凭借辛勤的劳作，逐步改变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命运处境，成为实际上的富起来的“城里人”：村子南头的曾善春，抓到手里的牌面并不好，但凭着脑子活络，敢于闯荡，跑遍全国做买卖，结果硬是住进县城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过起吃香喝辣的日子（《不系之舟》），如此等等。与此同时，在作家眼里，一度沦落的故乡也在发生着巨变：进村的土路已经全部硬化，村口又竖起了许多崭新的楼房，因为正值春节，街巷里到处是人，“他们的表情愉悦而满足，脚下的步伐喜庆而夸张。”整个村庄“像一条历经沧桑同时又身披锦绣的鱼，一座苦难又光明的殿堂。”（《回乡记》）

这是一幅不无苦涩和沉重，但更多是温暖和光明的画卷，其中应当包含着作家这样的思考和判断：从长时段大历史的维度看，农村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沉落并非是纯粹的悲剧上演，更不意味着华夏农业文明的终结。它或许只是社会进步历史前行必然付出的代价，是千年乡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滥觞和前奏。

正是基于对乡土变革与农民转型的深入了解，江子开始考虑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前景或“归程”问题。在这方面，作家承接七十余年前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乡土重建”的观点，透过一系列取之于生活的艺术形象，大胆提出了中国农民重返乡土的可能。

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在家里”的文化，安土重迁是华夏民众迄今尚存的心理定势，不竭的乡愁则是吸引他们回望乃至重返故乡强劲而持久的力量。《杨家岭的树》里，满崽在广东打工，娶了四川的妻子，早年为了生二胎在绵阳安家，可是一旦身体出现异常，便毅然回到家乡取暖。他的哥哥牛崽生理上有缺陷，是家乡的温情给了他生活的从容和精神的安慰。而即使是故乡大地上的逆行者，如《临渊记》里的李瑞水，以及古时的邓汉黻、刘时显，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了家乡，但他们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保留着故乡的信息，不屈不挠地传递着对故乡的思念。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赏读《回乡记》，有一个问题显然无法回避：它究竟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恪守或体现着通常所说，如今已在散文领域众所纷纭的散文的真实性？关于这点，江子大约早有预料。为此，他在书前的序言里郑重写道：“本书的人物都有原型，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写的都是现实中的人，如果需要，我完全可以一一将他们指认。——大多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平心而论，在信息严重不对称，以致根本无法进行传记式考证的情况下，作家的言之凿凿其实并无太多的说服力。不过这里有一点必须重申，散文发展到今天，所谓真实性已不再局限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主要是指一种存在的真实、体验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当然也包括技巧层面再现的真实。而在这一意义上，江子所拥有的对乡土生活长期的切身的体验，以及其日趋娴熟和精致的驾驭散文语言的能力，正好可以提供强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