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一位拥有多年东北地区工作经历的作家，老藤十分了解东北文化，并且他也善于在作品中进行深刻而丰富的思考。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的近作长篇小说《北地》中。作品以一位老干部年轻时建设东北的人生际遇为线索，展示了对当代社会政治文化和人生哲学等多方面的思考。作品既呈现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又在艺术上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体现出在思想和美学两方面的较高价值。

一、社会历史之书

小说主人公常克勋在晚年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于病榻喃喃呓语，追念“北地”，于是其子常寒松与友人任多秋开启了重走父辈奋斗路的北地之旅。常克勋是20世纪50—80年代开垦“北大荒”的重要参与者。作品以追溯常克勋的“北地招魂”（即“北地找魂”）为中心，再现了这几十年东北地区的生活风貌，也对常克勋的人生轨迹进行了细致展示。可以说，这一“招魂”的过程既是常克勋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也是其子辈对常克勋的了解和审视过程，两代人的观念在此形成汇合和碰撞，构成对社会历史的多元反思。

反思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信仰”问题的思考。从五四开始建构的现代文化的中心是个人主义，但是，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社会文化主体逐渐转向集体主义。将个人投入集体，参与革命和对祖国的建设，成为许多人的精神信仰。（1）当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这两种思想都会有纷争和纠葛，社会上也存在对集体主义信仰的怀疑和困惑。作品书写了几十年间集体主义精神信仰经历的波折，并通过主人公的行为和对历史的思考表达了对这一信仰的坚定认可和倡导。

作品首先通过主人公自身的生活经历表达了历史反思。常克勋是集体主义信仰最坚定的体现者。他的工作和人生中，经历过高峰和低谷，但无论是什么时候，他都是以集体利益为先，并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中实现自身价值。在种种困难情况下，他修建了“七星泡水库”，攻克了“攻心翻”“出血热”等难题，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即使到他年迈之际，人民和集体也依然是他的“魂”，他“招魂”行动的重要内容就是回顾自己一生对集体的奉献历史，反思的前提也是人民的利益和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集体主义”信仰构成了主人公精神最核心的内容。

其次，作品还通过对知青群体的书写进行历史反思。正如有学者所言：“知青文学中的‘青春无悔’和‘我的忏悔’是两个指向：前者是对于苦难价值和人生经历的自我认定，后者是给别人造成苦难的自我反思。”（2）社会对知青运动有多种认识态度，特别是对知青当年的苦难和牺牲存在较大争议。《北地》通过常克勋对知青事件的反思与回顾，深刻诠释了集体主义信仰的内涵，也对当前某种程度的社会信仰缺失的状况表达了批评。

作品先后两次回顾了知青运动。一次是塑造了为抢救被洪水冲走的电线杆而牺牲的徐华；另一次则是从罹患精神疾病的多位知青入手，回溯七位当年为救火牺牲的女知青。年轻的徐华为抢救集体财产牺牲，但作为后辈的年轻人却无法理解其行为动因。包括作品中的两个“招魂者”，他们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认为苦难对知青一代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对知青们的人生选择也不完全理解。但是，对这些知青们来说，所谓“苦难”即是集体主义信仰的注脚，是“青春无悔”的表达，“那段在有些人看来不堪回首的日子，在他们的记忆里却斗志昂扬”，（3）对苦难的书写也是对他们艰苦奋斗精神的书写。而且，知青们还有意识地拒绝展示苦难，“苦难都自己咽了下去，不把这种苦味传给孩子，他们担心自己的经历会影响孩子对社会的认识”。（4）作品的态度非常明确：“你可以怀疑甚至质疑一个恶人的信仰，但你不能嘲讽那些为信仰牺牲的人。任何一个为信仰而死的人，在人格上都是至高无上的。”（5）作品在歌颂这些信仰的护卫者和牺牲者同时，也对那些历史和信仰的怀疑者表达了情感上的不认同。

最后，作品还通过“北地”这一地域来展示集体主义信仰的意义。“北地”曾经拥有无数不畏艰苦、勇于牺牲的建设者：“从北大荒走出了梁晓声、陆星儿……他们都对自己的知青生活无怨无悔。”（6）这种“无怨无悔”的精神也渗透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一种地域精神，那就是“北地宁可耗光用尽，也要赡养年轻的共和国，这是长子担当啊！”（7）在20世纪50—80年代间，黑土地作为祖国主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生态意识的匮乏和过度开垦，导致水土流失严重，黑土有机质含量极速下降等问题，留下了很多后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在第三产业兴起后，以第一、二产业为主要支柱的东北地区经济受到较大冲击。然而，为了祖国的发展大局，北地以其宽广的胸怀，以其集体主义信仰，坚韧不拔地守护着共和国的粮食饭碗。作品通过两个建设者子辈的“招魂者”的视角，全面展示了上一辈人的建设历史和“北地”的发展历史，在感叹时代变化之余，更突出了他们为了信仰做出牺牲的意义，明确信仰既是个人，也是时代乃至整个民族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8）

对信仰的反思是作品的核心内容，此外，作品还对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反思，表达出富有现代色彩的生态思想观念。

作品首先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和生态问题。由于早期过度开垦，东北地区出现了黑土地水土的严重流失，导致植被退化、物种消失等严重生态问题，其中一些问题甚至是不可修复的。在此基础上，作品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与东北地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就是一定要保护好生态，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做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作品还直面现实，针对当前一些生态问题进行了揭示。在历史遗留的生态问题尚未得到完全修复的背景下，生态环境又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作品将反思历史与现实、经济问题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考察，既有宏观的视野，又颇具思想高度。

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中心。在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反思文学作品。但正如有学者所说：“政治思维是反思小说的创作经线。”（9）以往的绝大多数作品主要从政治层面进行反思，虽然有独特的深度，但宽度却有所欠缺。相比之下，《北地》的反思更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和生态环境问题层面。这两个层面虽然不能说是全新的，但确实是富有深度，更具有现实启示性。从人的精神层面来说，现代商业文化背景下，人们某种程度上出现信仰危机的问题，金钱崇拜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有所抬头。作品对集体主义信仰的坚持，也是对当下个人主义思想的重审；而生态环境问题更是关系到当代中国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大问题，甚至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作品的反思具有很强的现实针砭性，也具有超现实的更普遍的意义。文学不是简单地回答问题，但关注现实问题，并做出有前瞻性的思考，却是优秀文学的重要品质。在这一点上，《北地》的价值无疑值得充分肯定。

《北地》历史反思的视角也很有特点。作品的叙述者与主人公属于父子关系，也就是说，作品依托的是父子两代人的反思，父亲所表达的是历史亲历者的视角，代表了他那一代建设者的思想。而常寒松和任多秋表达的则是后来者的视角和立场。父子两辈的年龄、身份和社会语境不同，反思的角度和深度也有所区别，作品虽然在总体上展示出二者的一致性，特别是后辈对前辈的敬仰之情，但有时候也会显出一些冲突。这不是缺憾，相反，正是两代人的反思相互补充，让思想内涵更为真实和完备，作品艺术上也呈现出某些“对话”思想，呈现出复调小说的某些效果。更重要的是，作品的主要叙述采用的是作为子辈叙述者的当下视野，因此体现出宽阔的反思视野和更高的思想立足点，以及更严峻和冷静的思考。在这个角度上说，《北地》展现的是我们时代的思想高度，也展现出我们时代的文化价值。

二、人生哲学之书

在对社会历史思考之外，作品还进入人性层面，对历史中人的生存和命运进行了关注，既探索了人性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揭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从人性层面说，作品通过常克勋的情感“出轨”事件，探索了人性中的理智与情感问题，并进入对人的生命伦理层面的考察。常克勋在年轻时曾两次出现情感方面的困惑，作品对此没有丝毫的隐讳，而是进行了充分的袒露。常克勋本人固然是在晚年“呓语”中深刻反思，认为自己“辜负了春光”，甚至是一辈子在“酷夏里煎熬”，而且还让其子辈对其进行审视。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作品叙述常克勋与齐思思之间的感情。齐思思是常克勋的临时秘书，在工作中，二人产生了男女之情。但由于常克勋已婚，在一次事故中，齐思思遭遇意外，将其女儿房哲托付于常克勋，抱憾而终。齐思思在弥留之际，曾试图得到常克勋的吻，以寻求片刻温暖，但常克勋在沉默之后，最终选择没有逾矩。之后，他默默给予房哲经济上的帮助与支持，却不肯出面相见，直到年迈之时，才将“干女儿”写进自传提纲。

对于这段情感，常克勋一直充满内疚，他的“煎熬”源自他对齐思思母女的歉疚，也源于他对这段情感的珍惜和怀念。事实上，他的后辈们对常克勋当年的行为也没有简单批判，而是给予了理解。齐思思的女儿房哲虽对常克勋一直心怀芥蒂，但也不完全否定其功绩和人格魅力。而常寒松和任多秋则代表了两种态度，前者认为常克勋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遵循理智，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无奈”，后者认为人性是最重要的，特别在生死一线时，更应遵循情感，常克勋的选择是“无情”。在某种程度上，常克勋与齐思思的情感经历是个体的情感需求的体现，只是由于社会道德、法律等因素的制约，才促使常克勋做出符合理智的决定。所以，作品中的这段情感经历，突出展现了常克勋身上人性与理智的矛盾与角力，即在多种视角的审视下展示人性的复杂，反思人的生命伦理。

在各种人生际遇的展示中，作品还试图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事实上，这是作品很突出的特色之一，也是作者有意构建的一个思想层面。比如作品在多个方面营造出浓厚的哲学氛围，提升作品的思想高度。最突出的是作品的主要线索之一——常克勋的“自传提纲”和“榻上呓语”，它是推动整个叙事发展的主要基础，也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这些“呓语”大都由富于哲理性和隐喻意义的句子所构成，如：“贪高不顾坡陡，失去的往往是根基”（10）“我变成一只螳螂……每拦下一块落石，井下就能保住一条人命”

（11）“能否变回自己不取决于你怎么想，而取决于你怎么做”（12）等，将常克勋个体的经历凝练、总结成极富哲理性的句子，揭示人生的本质。可以说，作品所营造的“招魂”过程，也是对生命总结和哲学思考的过程。

具体说，作品的哲学思考主要体现在对“命运偶然性”与“历史必然性”关系的思考上。个体的人生际遇往往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生命的消亡与存续在转瞬之间，极具偶然性。常克勋曾遇狼群，以为就此命丧狼口，在危难之际却突然得到狍群相救，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狍子作为北地特有的生物救下了常克勋，建设者常克勋的命运与北地紧密地系在一起，为北地的建设而奋斗终身，这一偶然性的经历为常克勋的人生增添神秘感和“宿命感”。生命便是由一个个“偶然”环环相扣而成，从而形成某种历史的“必然”。常克勋曾向子辈解读“危机”一词，即“危中有机”“难里藏福”，他处于仕途低谷时，曾因患病巧遇了鄂伦春族中医莫家全，得到了解决“克山病”的土方子，大大降低了“克山病”和“出血热”的死亡率，借此摆脱了困境。从事件本身来看，“患病”“遇到莫家全”“得到土方”“治疗克山病”“治疗出血热”是一个个独立的偶然事件，这些“偶然”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系，从而共同构成了常克勋突破困境的“必然”。从生命整体性来看，常克勋无论处于何种境地，仍心系北地百姓，坚持集体利益至上的信仰，努力拼搏、艰苦奋斗，他的成功是“危”中的“机”，有其必然性，即便没有遇到莫家全，不是这一次的机会，也会有别的历史机遇出现，命运的偶然性与历史的必然性形成了统一。

作品的人物设计非常典型而集中地把其人生反思和哲学思考统一起来。作品的主人公是常克勋，与之如影随形的是毕克功这一形象。毕克功与常克勋两人是老同学、老战友，也是老对手。他们的性格、为人存在很大反差，工作也一直处于竞争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正反两极的特点，或者说是哲学辩证法的典型表现。对“常毕之争”的描写，巧妙地传达出对人性与哲学两方面的思考。第一，两人之争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性特质。常克勋富于进取心和人情味，具有强烈的生命活力和独立性，而毕克功则是政治的紧密跟随者，缺少人情味。他们的对比正显示了人性的复杂多元。第二，两人之争体现出命运的偶然性。常克勋注重政策之于百姓的实际意义，灵活协调政策与当地实际情况，在两者的平衡中寻求合适的解决办法，毕克功却局限于对政策的奉行。两人的能力相差甚远。但在两人的工作历史中，常克勋的发展却并不比毕克功更顺利，反而多次遭遇坎坷。作品在此表达了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对人生难以蠡测的感叹和思索。

三、乡土美学之书

《北地》在叙事和结构上颇具特点。作品以高度一致性的结构贯穿始终，又具有浓厚的东北地区地域特色，作品的美学内涵丰富。

首先，作品的整体结构工整，增强了叙事的史诗性。

作品的篇章在结构上呈现了高度统一性的特征。第一，《北地》的29个篇章中，以第1章《引子》为开头，以第29章《尾声》为结尾，中间27章均分别记述了常克勋曾奋战的每一个地方；第2—28章都以“榻上呓语”为引入，以“到某地、找某人、了解某事/寻找某物”的“北地之行”为顺序展开，以“自传提纲”为注脚，将此结构一以贯之，工整而统一。第二，作品以两条线性时间展开叙事，故事顺序与叙事顺序基本一致。常克勋的人生经历为第一条线，常寒松、任多秋的“招魂之行”是第二条线，后者的发展以前者为基本参照，顺序完全一致；两条线的叙事顺序也完全遵照故事顺序展开，以线性时间回顾线性历史，使读者在工整的篇章结构和一致的叙事逻辑中看见北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三，整体作品和篇章内部都由“榻上呓语”“自传提纲”和“招魂之行”三者共同组成，前两者分别代表了常克勋的感性和理性反思，后者则代表着子辈对其经历和其反思的反思，并补全了前两者中刻意隐瞒的部分。三者对应着不同的符号意义，“榻上呓语”代表着全书的隐喻，“招魂之行”代表着子辈的视角，“自传提纲”是常克勋的人生注脚，若将“榻上呓语”比作谜面，常、任的北地之旅则是解谜的过程，而自传提纲是谜底，以不同视角、不同代际、不同社会背景对同一事件反复描述与反思，增强小说的趣味性和反思的力度。

如《伊密林》一章中，开篇以常克勋的“榻上呓语”作为引入：

榻上呓语：我不敢跨入那条河，那是一张巨大的蛇蜕，没有生命的迹象。是我杀死了它，我甚至不如那个变成螃蟹的法海，法海只是把白素贞压在砖瓦塔下，而我却要了青蛇的性命。（13）

“不敢”“甚至”“只是”等词，描写了常克勋反思这段经历时强烈的懊悔、惋惜与自责等负面情绪，以《白蛇传》传说中的“蛇蜕”“法海”“青蛇”等意象塑造神秘传奇的，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底色，引发读者思考，常克勋为何“要了青蛇的性命”？又是如何“要了青蛇的性命”？随后转换至常、任的视角，开始“解谜”：常克勋为解决就业问题开建钼矿，却引发了尾矿泄漏事故，致使原本清澈的伊春河变成泥沙河，生态遭到严重的、不可逆转的破坏。至此，呓语中的隐喻已然清晰，“青蛇”代表原本清澈的伊春河，“蛇蜕”代表泥沙河，“法海”则是常克勋自己。到这里，“伊密林”的故事逻辑已经完整了，但此时又加入了常克勋的“自传提纲”作为叙事的结尾，揭示“白蛇”的隐喻和其个人经历的关联性。

“自传提纲”的加入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对同一事件的第三重叙事，增强了读者对常克勋“懊悔”情绪的感知。“榻上呓语”是常克勋的感性反思，这一层叙事带有传奇色彩和寓言性，“招魂之行”是对历史经历的客观还原，而“自传提纲”最后回到了常克勋的理性反思，一方面首尾相连，使结构完整，另一方面，从感性的反思最终到理性的反思，层层递进，常克勋对生态破坏的反思力度和情感的强度逐渐增强，并作用于现在和未来，既是对过往的总结，也是对子辈的告诫。

作品中的叙事视角转换频繁多样，与结构的一致性共同增强了文本的叙事张力。“榻上呓语”和“自传提纲”是常克勋第一人称全知视角，“北地招魂”之路以常、任的“他者”视角展开，此时运用了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其中历史亲历者的讲述又以第一人称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两种方式展开，形成丰富多变的视角转换。历史亲历者之于常克勋是“他者”，讲述了“他者”眼中的常克勋及其历史；常寒松和任多秋则是“子辈”的身份，走访常克勋奋斗的同一空间，以“采访”式的对话为基本模式，对常克勋的“榻上呓语”“自传提纲”及历史亲历者的“回答”进行总结，构成了“他者”的“他者”。叙事视角的转换在结构高度一致性的基础上，为文本增添了趣味性和灵动性。

其次，作品的地域性十分显著，展现了东北地方风貌，形成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北地”两字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即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是老藤创作的根基，其短篇小说集《熬鹰》、长篇小说《北障》《刀兵过》等都呈现出独特的“地缘美学密码”，即在一定地理空间中形成的具有排他性的地域特色，（14）在《北地》中，这主要体现在对东北地区特有事物的描写上。

第一，大量东北地名和特产等“地缘性”名词的使用，呈现出东北官话与普通话较为接近的语言特点，塑造出浓厚的东北氛围。小说以“北地”为名，其中有27章以东北地区的地名直接作为篇名，一方面强调了地理位置，一方面突出了地缘性特征。受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影响，东北地区既融合了俄罗斯、朝鲜等外来文化，又孕育着汉族、蒙古族、鄂伦春族等多民族文化，其地名的形成与多民族文化融合具有关联性，如蒙古语的汉语音译“红花尔基”，“尔基”即“洼地”之意，东北地区有“红花尔基”“富拉尔基”等地；又如“墨尔根”，即“嫩江”的蒙语古名。在文本中还出现了许多东北特产，如小烧（东北粮食酒）、嘎牙子（黑龙江特有淡水鱼）、嘎拉哈（东北地区对羊拐的称呼）等，大量“地缘性”名词的使用凸显了东北的地域特色，丰富了文本韵味。

第二，对民俗与地域性宗教文化的描写加深了文本中东北地区的文化特色。萨满文化在我国主要发源、兴盛于东北地区，“鲜卑、蒙古、鄂温克、鄂伦春、朝鲜等族都普遍信奉萨满教”，（15）萨满教对东北地区的民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民俗源自萨满教的仪式，比如作品中的重要线索“招魂”，便是一种由血亲进行的，寻找“丢失之魂”的方法。“招魂”的方式困扰着常寒松、任多秋，他们最终选择为可能寄托常克勋之“魂”的事物拍照，随着“招魂之行”的逐渐深入，“招魂”一事被有意淡化，最后揭示“招魂”即“找魂”，形成对“招（找）”的重构。萨满教主要源于朴素的自然崇拜，东北地区的“狐黄白柳灰”五大家传说也源于萨满教，在《刺猬沟》章节中的“刺猬”即“白仙”，作品中，捕捉刺猬烤食的大强子最后患上食道癌，常寒松直言“报应”，这种灭绝物种的行为与传说中“天道轮回”“报应不爽”相结合，形成具有“地缘性”的传奇色彩。

第三，详细记述了地方特有病症，与东北地区的历史相吻合。受到地理环境和气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形成地区文化的同时，有时也会伴生特有的负面产物，地区特有病症便是其中之一。作者在《奇克》一章中描写了常克勋使用鄂伦春族中医莫家全的土方子治疗“克山病”一事，这种做法在东北地区具有代表性。在东北民间，“克山病”（或“攻心翻”）较为常见，目前医学判断可能的发病原因之一源自东北地区的饮食习惯，但即便医学发展早已日新月异，一旦“起翻”，在东北民间首选的治疗方式仍为莫家全的土方。作品无论是对地方病症的描写还是治疗方式，都极具东北地域特色。

历史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使人思考。从文学史角度看，《北地》除了前面所说，在思想内涵上超越了传统反思小说的政治层面，进入信仰和伦理文化层面之外，还能将人性思考和人生哲学思考相结合，融合于独特地域性的审美形式之中，实现了思想性、人文性和审美性的兼顾。

注释：

（1）何明霞、谷鹏飞：《论延安文艺中个体叙事的价值取向》，《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2）张福贵：《知青文学的苦难书写与理想主义的价值难题》，《小说评论》2017年第2期。

（3）（4）（5）（7）老藤：《北地》，第180、258、161、4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6）陈启文：《共和国粮食报告》，第306页，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

（8）贺仲明：《我们时代文学的精神缺失——对当前文学的一种审视》，《当代文坛》2016年第1期。

（9）吴道毅：《论反思小说的政治向度——以张贤亮、王蒙作品为重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

（10）（11）（12）老藤：《北地》，第55、103、2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13）老藤：《北地》，第2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14）韩传喜：《老藤小说的地缘美学密码——以〈北障〉为中心的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2期。

（15）古春霞：《灵魂深处的吟唱——北方少数民族萨满文化中的遗韵价值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