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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晚，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单向空间联合主办的“被困住的人们——杨好长篇小说《男孩们》新书发布会”在单读视频号、十月文艺视频号同步直播。作家格非，编剧梅峰，文学评论家季亚娅，以及本书作者杨好做客单向空间直播间，围绕长篇小说《男孩们》，深入探讨了这个时代里人们面临的现实困顿和精神晦暗。

杨好最新长篇小说《男孩们》以“母与子”为叙事核心，通过呈现男孩们的秘密过往和成长困境，折射出当代家庭，包括男孩们背后的父亲、母亲们的精神和生存困境，探索了时代和个人、代际与性别、欲望与生存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关系。北京近郊的别墅里，十五岁的自闭男孩陈速为日复一日地玩着电子游戏《暗黑破坏神》，他的母亲罗老师小心翼翼保护着他。流浪、藏身于北京的男孩李问是罗老师给速为找来的新家庭教师，他从一开始就亲近并理解沉默的速为，但李问身上似乎有着更为复杂的过去。不同身份背景和生活境遇下的两个男孩相遇、观望，成长的隐痛、背负的秘密，两个家庭的故事也渐渐被揭开……

小说与现实：每个人的生存之困

“我们对事物理解的情感和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相通的，这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格非在读过《男孩们》之后评价道。

格非认为，这个困境并不仅仅是上一代对下一代，是放在更普泛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生存之困。“在这部作品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杨好对于世界观以及情感的特殊处理，以及她对这个世界的判断，她如何介入我们今天的现实，她的生存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提出，杨好通过一定的修辞手法，极好地展现了出来。”格非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季亚娅看来，杨好把虚拟和现实混杂着写，让它们互相发生关联，是一种双重的穿透。“我们到底被什么东西所控制，我们所感受到的现实之困是否就是我们的虚拟之困，或者这个双重的困境又是怎样以叠加的方式把我们牢牢束缚住，让我们不得动弹。这部分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

小说与电影：画面、空间感、象征性

梅峰指出，从电影角度看，杨好曾经的学习训练在小说里留下了不一样的痕迹，“学习电影剧本写作专业的同学接受的基本训练，一个是结构，另外一个则是画面叙事。在《男孩们》当中，这两点都表现得比较突出。它的整个结构布局，其实是她在营造某种悬念，这一个是速为制造的巨大悬念，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是他的弒母行为所产生的一系列悬念，这个悬念是组织在非常有布局感的结构当中的。”杨好的《男孩们》在画面感的创造这个方面让梅峰印象深刻，“她不太会有特别冗长的拖泥带水的心理描写，基本上是一个拉开距离的、冷峻客观的写作，她的这个风格是贯穿始终的。”

对于作品流露出的电影气质，杨好回应到，自己一直相信，小说也好，电影也好，所有具有结构性创作的作品，它们在自身看到的表面文本之外，其实有一个勾连很紧密的潜文本在。这个潜文本可能有些像不受控的第二层意识，它自己自身会发展出来一个叙事。

“最初这个小说的名字叫《缓慢滞后》，这个名字可能更倾向于第一层的主要文本，就是它的主要主旨的意思。男孩们更像是它的潜文本。后来改成《男孩们》，我觉得这个名字比“缓慢滞后”更开阔一些，它给出的想象空间可能更多一些。作为一个写作者，没有必要一上来就把大家框定在你就是要看到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或者它是一个关于时间前进之后必然会折射回来一些问题，关于人的困境始终在那无法动弹的问题。这些潜文本，最大的意义是在于读者自己从里面寻找，读到哪一层、读到哪一点，那一点发展出来变成它的潜文本，所以最后改成《男孩们》这个名字。”

小说与游戏：真实与虚拟人生

“对于将游戏文本嵌入到小说文本中，现实和虚拟之间出现的那种呼应和对称的感觉是《男孩们》带给我的非常不同的阅读体验。”季亚娅坦言很好奇杨好当时在设计游戏这个文本时的想法，以及游戏在杨好和当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上的意义和影响。

聊起两位主人公在故事中玩的游戏，杨好说，自己在小说里面没有完全百分之百还原《暗黑破坏神》的剧情，其中有一些是混杂了虚构与游戏剧情。虽然它名为现实，但杨好依然不太相信“现实”这个词，所以我她意识地让《暗黑破坏神》的游戏也变成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游荡的类型。故事中的另一款游戏《模拟人生》是一个可以把这个桌子都能模拟进去的游戏，真实世界有什么它就有什么，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但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你要住到最高的房子里，拥有这个游戏最大量的财富，过一个最完美的人生，然后孕育下一代。设定两位主人公玩不同的游戏是因为速为和李问这两个孩子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想让李问经历一个看起来更像小世界的游戏，李问和速为玩游戏的时候也被困在了游戏里，我们这一代人的现状也是如此。”

谈到小说里的性别，季亚娅好奇，杨好为什么采用异性别叙事写“男孩们”。杨好解释，“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中，因为游戏这个载体，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异性别理解得更广一些，比如不仅仅是男性和女性，也可以是现实性别和虚拟性别。我在写速为和李问这两个看起来是男孩的角色的时候，对我来说障碍并没有那么大，是因为我把他们看成真实性别和虚拟性别的异性别，没有看成生理性别的男性和女性。”

格非补充，“杨好本身是女性，为什么写的两个重要人物都是男性？这当中她有什么样的目的？她的文本叙事当中要实现怎样的目标？我觉得杨好在很大程度上，她有另外的一个使命，或者说有另外一个任务，她不是在生理性别上做简单区分，她想用游戏的真实性、虚拟性来取代非常狭窄化的性别。” 

（撰文：徐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