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短论：所有人的一生
在《浮生二十一章》的前言《为无名者立传》中，任晓雯交代了这一系列人物素描的缘起：“2013年，《南方周末》朱又可先生建议：你在写作版开个专栏，写点‘故事性’文字。我说，那来一组人物素描吧。这样写起了《浮生》。”因为发表介质的缘故，《浮生二十一章》在当下文学创作中有着清晰的辨识度。因为篇幅限定在两千字以内，任晓雯不得不用字极为精省，“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的白描手法成为小说的主要表现形式。文言与沪语的混用让小说平添了几分古意与烟火气。任晓雯以古为师，特别是向明清笔记小说学习，创新了动词的用法。四字短句与长句参差交融，使得语言颇具弹性，自成腔调。内容上，这批小说也颇为整饬。小说以人物名字为题，人物名字也一律为三个字。与小小说、短篇小说主要表现生活的横断面不同，任晓雯立志要在两千字里表现出一个人跌宕起伏的一生。听起来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晓雯是怎么做到的呢？同样在前言里，任晓雯坦诚交代了“浮生”系列的“配方”：“我的首要工作，是从一地鸡毛的人生里找出叙述支点——这个男人的懦弱。”也就是说，人物的性格是预先被设定的，且不具备成长性，有点主题先行的意思。“我据此挑选细节，又借细节抹去构思意图。”细节不是从人物自身内部生长出来的，而是为主题服务的。“于是定下整个系列挑选人物的宗旨：个性明朗，境遇普遍。这与惯常的构思方式不同。在小说中，人物个性理应通过情境碰撞和一次次自由选择来呈现。但《浮生》没有迂回空间。两千字的人生，不得不剔除非常态和戏剧化。我让人物从最初开始，就黏连在社会图景里。让他们的年龄、出身、经历，尽可能参差。就像用一枚枚浮子，标识出漩涡的方向。”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任晓雯的“浮生”系列仿佛是在做思想实验，她选择不同性格类型的人物，投掷到历史的漩涡中，以此观察人物在历史中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物素描只是方法，而历史才是她真正的着眼点，用任晓雯的话说就是“对历史进行微观叙述”。那么，任晓雯如何叙述历史，叙述的又是怎样的历史？
任晓雯习惯于用细节暗示历史。对于《曹亚平》而言，历史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一场电影，他诞生了一个“新鲜的人生理想”，即成为一名演员。这一理想被历史冲击得七零八落。无论他如何挣扎，都无法改变像“一条被命运拉紧项圈的狗”的事实，唯有《柏林情话》这部电影一直停留在他的生命中，宛如理想破碎之后的献祭。对于《杨敏安》而言，历史是1958年的除四害运动。正是在这一场运动中，杨敏安不慎摔下楼，成为残疾，自此一生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因为残疾，他发奋读书也无法“跳龙门”，在每一个关口上都与机会擦肩而过。对于《江秀凤》而言，历史是百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大事件，战乱、新旧政权交替、三反五反、反右、上山下乡等等，在一次次历史大潮中，人烟凋零，江秀凤成为了历史的幸存者。
除了“历史”，“上海”不出意外地也成为任晓雯叙述的重心。《浮生二十一章》中有若干篇什讲述的是人们对上海的痴恋。《张忠心》里的张忠心幼年时随着父亲支援三线建设迁居皖南，就像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一样，终生陷入对于上海的恋而不得的绝望情绪中。父亲对于时代召唤的应答成为他怨恨的来源。当父亲要求他借高考这一新的时代潮流重返上海，他感受到生命的荒诞。如果说，张忠心是作为“上海”的弃子而存在，那么，《余鹏飞》里的余鹏飞则显示了上海对外来人的强烈诱惑。余鹏飞对于上海的记忆来自电视屏幕。各种物事造了一个事关“上海”的梦。为了这个梦，余鹏飞宁可低就，也绝不允许失去来上海的机会。对于上海的执念最终投射在一个上海姑娘姚悦婷身上。有意思的是，小说通篇以余鹏飞的视角展开叙述，却在结尾处突然转向了姚悦婷身上。在跟随余鹏飞返乡以后，姚悦婷见识了乡村的种种，口是心非地落下泪来。与余鹏飞一样想成为上海人的还有《周彩凤》中的周彩凤，她也试图通过婚姻成为上海人。为了这一梦想，她与不甚满意的方沪生结婚，乃至于不惜放下身价，从老师一变而为工厂里打扫厕所的人。她也如愿成为了上海人，丈夫却始终不那么甘心她的心想事成。而她却要这么过下去了。
由此看来，在任晓雯的辞典里，“历史”也好，“上海”也罢，都不指向具体的事件或者地理空间，而是指向对于人的某种摧毁性力量。这力量是如此强悍，又是如此神秘莫测，大多数时候，我们称之为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任晓雯宣称“小人物背后的浩大历史是支点”，事实上她从来没有描摹历史的一砖一瓦的愿望，当然，“浮生”的诸多限制也不允许她如此，她反复书写的是一个人怀揣着属于他的热情，在命运的漩涡中几经沉浮，然后被吞没的故事。这才是“浮生”的核心。以此作为尺度，我以为，“浮生”系列里写得最好的是第一篇《袁跟弟》。这是一个初步获得女性自主意识，要强、好学又能干的女性袁跟弟想要获得自己独立生命意志，却反复被打断的故事。袁跟弟的一生自立自强，却始终未曾获得完全实现的空间。她的孤独在短短的篇幅内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既肃然起敬又酸楚难当，实现了作者“为无名者立传”的初衷。
那么，推而广之，“浮生”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这大约也是任晓雯的困惑。由此出发，她展开了充分的尝试。《朱三小姐的一生》就是在《高秋妹》素材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高秋妹》是从女儿的角度展开叙述的。在有限的报章体中，高秋妹是行动者，她从孤儿院的孤儿到收获一个家，又不期然失去了她所钦佩的父亲，小小年纪就被送到工厂做工，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她有可能得到一个男友，却被没有生存能力的养母破坏掉。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毫不犹豫检举了母亲。小说以母女间的对诘结束全篇。在《浮生二十一章》中，视点人物大多是行动者，他们需要以行动确证自己的存在。到了短篇小说，养母身上所具有的情感强度反而凸显出来。任晓雯感到有必要深切凝视这一人物，叙述她的历史。小说讲述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朱三小姐的一生》是从这一生最后的落点开始讲述的。“仿佛永远不会死”的朱三小姐由此超越了有限的具体性，抽象成一个象征问题。为了表明“一生”，小说给了晚年的朱三小姐一个长镜头，跟随她在流言漫舞的街道踽踽独行。现在，故事从朱三小姐年轻时候讲起。朱三小姐的人生经历的是漫长的失去过程。她先是失去了她的小姐妹们，同时也仿佛陷入了“永远也不死”的诅咒。接下来的故事，是《高秋妹》中已经讲述的部分。她破坏养女张桂芬恋爱的故事，有《金锁记》里曹七巧的影子，也敞开了人性的幽深。紧接着，是养女张桂芬的死。相依为命的女儿的死，击穿了朱三。深夜被楼下“四眼”强暴，更是将她推至疯狂的境地。小说以凛冽的语言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朱三悲凉的晚景。就像一个完整的圆，朱三小姐来到了开头的花梨木太师椅上，“她已经坐了百多年，仍将继续坐下去”。任晓雯寄希望于通过短篇小说对本质进行发问。通过完整叙说朱三小姐的故事，她确实发见了幽暗摇曳的人性，并在读者心灵深处激荡起阵阵回响。
就这样，以“浮生”为轴心，任晓雯尝试建筑自己的文学大厦。在报章体小说中，她叙述大略，触碰到命运的轻轻叹息；在短篇小说中，她打开一个人精神的褶皱，与死亡、孤独、残缺等根本性的生命处境狭路相逢；在长篇小说中，她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经，以上海这一城市空间为纬，让生命的小溪汇入历史的长河中，并渐渐消弭于无形。“浮生”在不同的形式里呈现不同的样貌，它让我们意识到，所谓“浮生”，其实是所有人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