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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之年》:携带着真相上路,与脆弱共生
来源:文学报 | 金理  2021年08月09日08:59

东来曾获豆瓣阅读征文大赛首奖,我初读她的小说是2019年的《大河深处》。那是一篇明亮、绽放出“光”的小说。开篇写雨下了三天三夜,但是到了第四天清晨,晨光穿透了乌云,于是“我”继续上路。“我”是生活在都市里的女孩子,去往大河深处追踪一个陌生、民国时代的男人——名叫路翎,和你也许熟悉的文学史上著名的七月派作家同名——的生活足迹。路翎中产家庭出身,世代为茶商,偶然遇到一对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然后抛妻别子、放弃所有,追随传教士深入到偏远、人迹罕至的云南山寨里去传教。女孩子见过路翎的一张新婚照片,好像被电击中了一样,“老黑白照片里的人都发出柔光”。也许被这柔光所召唤,女孩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路翎当年安居下来的山寨。她看到一间破败的房间,旁边是用石头搭成的、仅可容纳一人弯腰爬进去的“一个人的教堂”。这时“光”又出现了,“暮光从石头错落的缝隙中透进来,构成一个光之十字架”。多么震撼的一笔,“光”是信仰、真理、承诺,也可以理解为高贵而伟岸的人性。

在东来的第二本小说集《奇迹之年》中,“光”的主题被复杂化了。我注意到两个迹象:首先,《奇迹之年》中的阿来,梦里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往西边去”。鲁迅《野草》中的“过客”也曾听从“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这神秘的“声音”不能实体化,近乎至上而绝对的召唤、指引,昭示着一种纯粹的、非经验的精神向度。从视觉的“光”转化为听觉的“声音”,受此感召的又同是“追寻者”(《大河深处》中的路翎与“我”,《奇迹之年》中的阿来)。然而表面的相似却难掩深刻的区别,阿来周围渲染了一层明晰的反讽色彩,他本身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梦中的声音很可能只是“幻听”“癔症”,也就是说,恍如神迹的“光”/“声音”遇到了解构的危险,就好像他最终走向大漠深处不知所踪。其次,《南奔》中的“我”从事古戏台研究只是为了打发时间,“逃避一切具体的苦恼”,“伪装得像个真正的文保工作者”。这是当下青年文学中常见的人物造型,抑郁而颓废,主体无法身心充实进而稳妥安顿到生活与工作中;这是一群感受不到“光”、听不到内心“声音”的人。当真理绽放的时刻降临时,他们无法领受,只是在左躲右闪。东来两部小说集的变化兴许在这里:《大河深处》中的“光”来自天外,明亮、自在;《奇迹之年》中的“光”经受着风雨摧折,处于明暗摇曳之中……

上述这道看似下行的轨迹,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位青年作家的涉世和成长,一段举步进入真实世界的旅程。《大河深处》中,路翎最后在山寨里建造的只是“一个人的教堂”,也许在暗示其传教事业绝非一帆风顺。但是在迎受“光”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曲折与颠仆,并不在《大河深处》的前台,却成为了《奇迹之年》的主题。与此相关联的是,阅读《大河深处》时心境平和、沉静,但是阅读《奇迹之年》却不免焦虑、紧张感。为什么会这样?在作家的青春期,写作就像抖包袱,真理与真相的呈现也就意味着小说的收束。“五四”时代的新青年流行书写浪漫的“出走”故事,张爱玲忍不住讥诮:“小说戏剧做到男女主角出了迷津,走向光明去,即刻就完了——任是批评家怎么鞭笞责骂,也不得不完。”(《中国人的宗教》)仿佛慷慨“出走”,便从黑暗旧家庭一步登天到了阳光灿烂的新天地;实则“出走”只是一段未知旅程的开始,这段旅程可能饱含更多的艰难甚至危险。就好像《奇迹之年》中阿来走向大漠深处,吉凶难卜、一片混沌。所以在迈过青春期的下一个写作阶段,就必须处理洞察了生活的真相后——已经看穿了——如何继续进入生活。携带着生活真相上路,往往意味着冒险旅途开始了,因为真相、信念、承诺,在进入实际生活之后,会面临扭曲、发生冲突、遭遇挑战,这就需要领受“光”的人舍身到洪流之中,去求证、捍卫……人类在求证信念的同时,本身就伴随着关切、焦虑与紧张感,与脆弱共生。诚如纳斯鲍姆所言:“人性卓越之美,正是在于它的脆弱性。”(《善的脆弱性》)脆弱性本身不值得欢迎,但我们必须将它设定为追求善好生活的、不可避免的条件,愿意暴露在不明朗的世界中,通过与一切无常事物的纠缠来萃取出真正的善,就好比明暗摇曳的光经受时代风雨摧击。这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本身意味着人的成熟、卓越与自由。

东来笔下的“追寻者”家族,也是一群逃离生活常规的人。激情与理性、超越与日常、例外与常态、他方与此地……这群人无疑倾向于对立项的前者。《奇迹之年》中的阿来深陷八九十年代席卷中国大陆的特异功能狂潮,却在2012年12月21日这个“世界末日”中失去了异能。断代感如此决绝:特异功能的世界有趣、旁逸斜出,特异功能祛魅后的世界理性、功利,“2012年之后的世界,缩小了,超出常理的部分全部被剪除了,平滑得像块新草坪”。有意思的是,东来作品中又内生出强悍的自反性,揭穿特异功能狂潮中充斥谎言与骗局。一方面向消逝的、旁逸斜出的时代致敬,另一方面也警惕怀旧中的过滤与美化。比照、判断不同的时代,并不是将特殊境遇中的经验和价值唯一化、凝定为固定标准,而是在相对的历史脉络中打开与珍重各自存在的合理性。这种自反性同样标示出东来的渐趋成熟——携带着真相上路,与脆弱共生,“在复杂结构中感觉到并且回应来自四面八方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