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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漂流瓶:论孙频的小说创作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 | 张磊  2021年03月15日08:54
关键词:孙频 “80后”

80后女作家孙频的创作体现出跨越青春写作的苍凉与凛冽,与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风格相近,她曾谈及从少年时代就开始阅读50后女作家的小说,并被她们严肃的文学观和鲜明的女性书写所影响。而在外国作家中,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孙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正如法国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指出的:“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1]每一位作家都会受到前辈作家的影响,当下的创作是与前辈作家之间的对话,孙频恰恰接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遗赠的文学漂流瓶,体现了文学的传承性特点。

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

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普希金开创了描写“小人物”的传统,之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作家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人物类型,成为俄国文学中的一道特殊风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描写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往往身份卑微,他们认为承受苦难是走向天堂的必由之路,通过承受苦难可以实现自我救赎。由于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影响,孙频的小说同样擅长描写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讲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面对创痛屈辱时的毁灭与自我救赎的故事”[2]。

谈及为何对底层人物情有独钟,孙频写道:“我喜欢写小人物,因为从小见到的看到的都是小人物,自己也一直是一个挣扎在生活中的小人物,我觉得小人物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他们代表着平凡,努力,倔强,丑陋,慈悲,罪恶,还有必将到来的死亡和对生的渴望。”[3]在《乩身》《不速之客》《假面》《同体》等小说中,孙频笔下塑造了一系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这类人物时而是双目失明被遗弃的女盲人、大学中的“贫困生”、高学历的大龄“剩女”,时而是“红灯区”的出卖肉体者等。正如评论家所说,孙频的小说“诚实地触碰到了一些大时代的秘密信息:祛魅的时代、城乡接合部的生活、地域化的山西世界、故乡”[4]。

在小说《乩身》中,常勇和杨德清是两个处在社会底层、卑微渺小得如同“虫豸”一般的人物。他们活在人世间,千方百计想要维护一丝可怜的尊严,最终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获得救赎。

常勇一岁半时因意外而双目失明,被父母遗弃后跟着爷爷一起长大,爷爷给她改名为常勇,要求她像男人一样活着,甚至要求她必须像男人一样站着撒尿。因为爷爷知道,让她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她变成男人存活在这世界上。因而,对于常勇而言,“女性成了她的一种疾病,一种耻辱,一种遥远而模糊的幻影”[5]5。爷爷去世之后,常勇本想依靠给人算命来维持生计,可她几乎没有生意,只能半夜到垃圾堆上去找吃的。后来常勇还是被强奸了,而她竟然爱上了强奸她的人,因为这个人终于让她做了一次女人。常勇的可怜之处在于,为了生存不得不隐匿女性的身份和情感,最终成为他人眼中的不男不女的“阴阳人”。

小说中的另一人物杨德清与常勇同病相怜,“十几岁上便相继没了父母”,变成了四处流浪的“窜房檐的”,甚至为了谋生,他专吃死人家的饭,抬过棺材,捧过童男童女,专捧死人的东西。到了二十几岁的年龄,“平日里人们见了他连躲都来不及,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所以,在一次丧礼的帮忙中,杨德清将两爿血淋淋的猪肉扛到厨房,半天没有出来。此时杨德清被压抑的欲望被新鲜猪肉上的一个洞所刺激,“不能和女人做,总能和猪肉做吧,他就是死也死得其所了”。杨德清看似也和其他人一样活着,但本质上卑微到不配有欲望、不配有男女情感的地步。他的性欲对象从女人变成猪肉,在与猪肉的交媾中,杨德清彻底将自己降格为动物,如虫豸一般卑微地活着。

常勇误以为强奸她的人是杨德清,而杨德清觉得常勇比他更加弱小,所以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看望常勇。在常勇这里,杨德清感受到被需要、被认可,感受到人应有的尊严,甚至渐渐找到一种家的感觉。腊月里,他提议二人在迎神赛社中做马裨,表演穿杖。马裨往往是社会中底层的人来扮演,而穿杖时需要用一根钢钎穿过两个人的腮帮子,将两个人穿在一起。在他看来,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机会,只有通过成为乩身,通过这种极端的自虐,才能找回些许作为人的尊严。

“就在这一瞬间,杨德清忽然有了一种正站在灯光华丽的舞台上的错觉,他正衣着优雅得体地站在灯光深处受着所有人的膜拜。他甚至微微笑了一下,一使劲,那支钢钎就穿过腮帮子戳进他嘴里了,人群一声惊呼,有的人捂住了眼睛却又马上透过指缝观看。”[5]35

在众人眼中难以承受的疼痛,在杨德清看来却是一种能带来快感的享受,因为在这短暂的被观看、被膜拜的过程中,曾经被鄙视、被唾弃的耻辱消失了,而自戕产生的痛感转化为受虐的快感,在他的心中,渐渐升腾起某种神性的崇高。此次表演穿杖之后,杨德清开始四处进行各种自戕式的可怕表演,表演越危险,观看的人越是敬畏他,觉得他已经被神灵附体,而他依靠这种方式来远离曾经的耻辱。杨德清一次次以自戕来捍卫那一点可怜的尊严,最终因伤口感染,凄惨地死在常勇的炕上。

而常勇在穿杖之后成为乩身,她认为自己确实是被神灵附了身的,不再是一个凡人,甚至渐渐喜欢上被人围观的感觉,仿佛成了“人、神临界处的一个优伶,在灯火辉煌处供众生赏玩”。小说的结尾,常勇在众人的围观中走向自焚,火苗迸发的那一瞬间,她想告诉死去的杨德清:“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终于冲出了自己的地狱。你是,我也是。多么好,我们都不是饿死的,也不是被人打死的。”[5]51她的盲眼竟然于金色火焰中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作为女性的袅娜身影,自从常勇的女性身份被阉割之后,她终于在火中获得了救赎。

对于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尊严是一种奢望,而想要维护尊严,就极容易受到侮辱,受辱之后的感觉就是羞耻,所以孙频认为:“我写尊严和羞耻的时候本身就是在强烈表达一种渴求,人类的一种基本渴求,就是有尊严地活着。”[6]

二、叙事的复调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复调性”使其有别于传统的“独白型”小说,而“对话”成为陀氏复调小说的标志性特点。在巴赫金看来,自我存在于他人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接壤处,“一个意识无法自给自足,无法生存,仅仅为了他人,通过他人,在他人的帮助下我才展示自我,认识自我,保持自我。最重要的构成自我意识的行为,是确定对他人意识的关系”,所以,“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7]在陀氏的“全面对话”小说中,作者不再是统摄全局的“上帝”,作品中的人物也不再是作者精神的简单代言人,而是与作者处于一个平等对话的关系,同时作品中的人物之间也展开对话,以及人物自身性格分裂也形成对话。因此,《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等小说中,人物不断与他人、与自我进行争辩,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对话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影响了孙频的创作,她在《一万种黎明》《自由故》《夜无眠》等小说中,体现了多声部的复调叙事特色。

在《自由故》中,吕明月在即将博士毕业之前放弃了学位,跑到德令哈去寻找理想中的自由和人生。在决定退学的那个晚上,吕明月清醒地感觉到原来她的身体里隐藏着一个又一个自己,人物自身分化出许多不同的自我,她们发出不同的声音,使得吕明月面目全非。与此同时,孙频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与吕明月形成呼应的人物,每每在关键时刻,桑小萍都发出不同的声音。

吕明月在德令哈待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发信息给桑小萍,“女人,今晚我忽然觉得从没有过的孤独,我现在有大片大片的空白时间,没有人再逼我赶我,为什么我却还是觉得不自由”。桑小萍的回答是“那是你还不习惯,就像你戴枷锁戴得时间太长了,就算给你摘掉了,你还是会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走路”[8]48。后来当王发财向吕明月表白之后,吕明月毫不留情地拒绝,甚至因为和王发财睡了一觉而感到内疚和羞愧。她和桑小萍再一次展开对话:“女人,你说为什么真的有个男人愿意对我好,我还是这样孤独这样不自由?”另一个声音回答她:“你们知识分子就这样,得意时做做儒家和宠妇,失意时做做道家和弃妇,还要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如果换个时代你其实愿意做的是一个女成吉思汗。所以一个人对你好怎么能够用?”[8]57看似两个女人之间的对话,其实代表着人物内心的两种不同声音,人物内心两个分裂的自我。这种复调性叙事的特点在后面又多次呈现出来。

最后,吕明月在一个小公司里给老板当秘书,这个年近60的男人对吕明月展开追求。吕明月的虚荣心极度膨胀,她迫不及待地想将这个消息告诉桑小萍。此时吕明月在镜子深处看到了桑小萍,她们经常看着彼此,相依为命但又相互厌恶,两个分裂的自我以这种形式同时存在于吕明月的意识中。

除了人物自我的分裂和对话之外,不同的人物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互相交织的对话。《自由故》中的王发财是一个亡命天涯的在逃犯,来到德令哈安定下来之后,他知道自己的自由和人生随时会中止,所以狂热地热爱着每一天。早上一起来,王发财的歌声就会响起来,而且每天风雨无阻地都会从菜市场为自己买一枝玫瑰花。在二人之间的矛盾激烈爆发后,吕明月质问王发财有没有爱过她,王发财回答:“我们都是些卑微的人物,没有人会在乎我们的生死。今天我们活着,也许明天我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我总是拼命地想去爱我活在世上的每一天,去爱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在吕明月因寻找自由而陷入失望痛苦之时,王发财告诉她说:“也许,你的自由就是被束缚,被一样东西紧紧地束缚着你才会感到自由。有的人天生适合戴着脚镣跳舞。你就是。”[8]66-67对于自由和爱情,王发财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和吕明月、桑小萍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像一部交响乐一般。

所以,孙频的小说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性”特点,而巴赫金将这种处于话语层面的对话称为“微型对话”,通过这种对话的方式,她笔下的人物进一步显现出其心理上的问题。正如孙频所说:“我的小说属于往精神深处走得比较‘内化’的小说,我只对研究人的心理感兴趣。”另一方面,“很多人都是如此——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心理疾病或者病态人格”[9]。

三、人性之罪与罚

孙频的小说中很少宏大叙事或者复杂的人物关系,擅长对人性进行深入挖掘,力图展现对于人物内在的深入剖析。她谈及将人物置于某种绝境和精神上炙烤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本身是一个内向追寻挖掘的写作者,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充满兴趣”;另一方面,“这种拷问气质可能是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3]

《月煞》中讲述了小镇上祖孙三人的悲惨遭遇,体现了孙频对于人性的深层思索。祖母张翠芬30岁守寡,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将女儿刘爱华抚养成人。心高气傲的刘爱华在高考中,因看错时间,最终只考取了一所很普通的大学。大学毕业时,刘爱华本来准备和深爱着的男友结婚,却被母亲张翠芬叫了回去,从此成为永别。张翠芬将女儿刘爱华当作自己后半生唯一的依靠,所以她自私地想将女儿留在身边,逼她在县城里嫁人、找工作。刘爱华的男友千辛万苦地找寻过来,张翠芬却告诉他,刘爱华已经嫁人,嫁到县城里去了。此时的刘爱华正被母亲关在东厢房里。一个月之后,张翠芬突然发现女儿的目光变了,似乎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最终彻底地疯掉了。刘爱华经常一个人在外面乱跑,后来被人强奸之后,生下了女儿刘水莲。祖孙三人就靠张翠芬经营一个小烟摊和织点毛线袜维持生活,成为小镇人眼中的一种另类存在。

其实,刘爱华的发疯、刘水莲的出生,何尝不是对张翠芬人性之自私的一种惩罚呢。当年因为她的私心,刘爱华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变为年轻的疯女人,落得被几个男人强奸的下场。祖母张翠芬默默地承担着一切,忍受着命运对她的惩罚。每当刘爱华病重的时候,母亲张翠芬每天都要出门寻找,找到后再拉着她的手把她拉回家,就像找一个贪玩的孩子一样。清醒之后的刘爱华无法接受疯癫了18年的残酷事实,最终选择用死亡的方式结束曾经的耻辱。当刘水莲质问张翠芬为什么要让一个疯子生下她来受苦时,祖母痛苦万分地回忆道:“第二年的春天,我忽然发现她怀孕了……我也暗暗地去查过到底是谁做的孽事,可是,天哪,我再也查不下去了,因为,不是一个人强奸过她,不是一个人哪……我还去哪里找?都是我做的孽。”[10]高考之后,刘水莲考取了省城的一所大专,尽管她知道祖母张翠芬根本无力供她上学,但还是将录取通知书放在祖母面前,认为这是祖母应该接受的惩罚。

张翠芬忽然站了起来,对刘水莲说,跟我走。于是祖孙两人在一个明亮的夜晚,开始了她们的讨债之行,而当年强奸过刘爱华的那些男人,都将经历一场人性之罪与罚的冲击,都将面对人性的无情拷问。在这个有月亮的晚上,她们一共敲开了九家人的院门,终于把8个男人的钱先后要到了手,这8个男人都在为自己18年前的罪孽还债,现在祖孙二人的讨债是他们应该接受的惩罚。几天后,在一个残月之夜,她们再次来到第九个男人家里,这个男人极有可能是刘水莲的生父,但是在所有的男人中,这个叫王满水的男人最为冷漠、无情。尽管张翠芬和刘水莲住在了他家的院子里,但他对二人熟视无睹。这场决斗全镇人早已知晓,而且镇上的女人用拒绝到王满水小卖铺买东西来默默支持这两个女人,男人们来这里买烟的也越来越少。也许当年强奸过刘爱华的人不止这9个人,可是在18年之后,这些躲在暗处的男人早已心怀愧疚,他们通过刻意疏远王满水来默默声援张翠芬。

祖孙二人在和王满水对峙6天之后,祖母张翠芬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追债。她在王满水家的院子里,将滚烫的开水举过头顶,她只说了一句:“‘你这是还不还债?’说完,她举着水壶的那两只手忽然一斜,整壶滚烫的开水冒着雪白的蒸汽向她的头上脸上奔去,像一道雪白的瀑布。在那一瞬间,她就像是站在一幅画中一样,正沐浴在陶罐中流出来的泉水中。”[10]镇上的老人们听闻张翠芬受伤后,纷纷去医院看她,她用这种极端的反抗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最后,全村人都来为刘水莲送行,在汽车开动的一瞬间,她在人群里看到了那几个熟悉的面孔。他们默默地注视着她,她隔着玻璃与他们对视着。刘水莲最终选择原谅当年的那些施暴者。

孙频的小说属于“内倾化”的写作,将人物的内心、人性的细微之处进行细致剖析,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一特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相通的。正如孙频所说,一位作家能被另一位作家所影响,那肯定是真正热爱他的作品,而孙频就是接收到文学漂流瓶的后代里的作家,她的创作跨越了时空界限而体现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似性。

虽然孙频的小说中涉及底层写作、小人物及悲剧性主题,但是她的小说在对人性展开审视、批判的同时,也展现出人性中的善良与温情,在强烈的张力之中展现人性的复杂,使读者看到了希望。

注释:

[1]王瑾.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2]徐勇.城市的边缘人与游荡者——读孙频的三部中篇[J].名作欣赏(上旬刊),2014(11).

[3]专访80后作家孙频:中国“生产”不出阿伦特和桑塔格[OL].澎湃新闻,2017-12-27.

[4]项静.尘世的恐慌和安慰——孙频小说阅读札记[J].名作欣赏(上旬刊),2014(11).

[5]孙频.盐[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6]孙频,走走.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快感很重要[J].野草,2015(5).

[7][苏]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344.

[8]孙频.自由故[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9]孙频.我要写人性的复杂[N].乌鲁木齐晚报,2015-6-25.

[10]孙频.月煞[J].上海文学,2013(2).

[基金项目: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7年重点课题“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三晋新锐作家研究”(项目编号:SSKLZDKT2017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