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探讨：“书评的品格”
编 者
朱光潜曾说：“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欣赏一部书，如果那部书有文艺的价值，也应该是在心里再造一部书。一篇好的书评也理应是这种‘再造’的结果。”（《谈书评》）那么，“再造”一篇好的书评又需要书评家具备怎样的品格呢？本期话题就围绕“书评的品格”展开，作家、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聂震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人文》学术集刊主编祝晓风，结合个人对于读书与评书的独特体验，带来了他们对这一话题的辩证思考。
好的书评不等于好书之评
祝晓风
祝晓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人文》学术集刊主编。
“书评”这个话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实际上是要谈什么是好文章，同时又牵涉到什么是好书。这本来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儿。现在还要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种抽象的高度，探讨书评的“标准”和“品格”，难度就又加大了。而篇幅只有两三千字，显然，想完全讲清楚、说透，不大容易。当然，从另一方面说，也正因为对这个问题大家看法不一，才有讨论的必要。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系统研究和高明见解，有的只是读书和工作中遇见的一些实例，以及由这些实例和一些流行说法不一致而产生的困惑。
关于书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书评是评介好书的，要把好书推荐给广大读者。一般来说，这话当然不错。我们在报刊上看到的大多数书评，也都是如此。但如果从宏观的意义上来概括一个“好书评”的总的概念，这种说法就需要讨论了。从总体上讲，我甚至认为，这个说法是对书评的一个最大的误解。因为有许多书评，就是专门批评的，而且很有价值。俞平伯评丰子恺《子恺漫画》，就是一页一条地挑毛病。但这些意见，我们今天读来也仍受启发。《文艺研究》杂志有个书评栏目开了十余年了，其中的书评就多以批评性的为主。《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发表葛剑雄、曹树基的长篇书评《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指出杨著错误过多、漠视他人研究成果等问题，认为这部长达370万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从“总体上说是不合格的”，是“一个基本失败的课题”。这篇书评一万多字，列举了许多硬邦邦的证据，主题就是批评。书评发表后，学界震动，但普遍称好。李伯重先生甚至专门就此话题写了长文，经我手发表在《中华读书报》，李先生认为葛、曹这篇书评“使我们得以免去由洋人作裁判来对国人违规行为进行惩戒的尴尬，确实为我国人口史学界挽回了一些面子，所以我们应当为此感到庆幸才是”。所以说，评介好书或评书“之好”，只是书评的一部分。好的书评，并不就是“好书之评”，也不就是“评书之好”。
也有人说，评论要全面、客观——这也不尽然。周作人1927年写过一篇文章《谈〈谈谈《诗经》〉》，通篇批评胡适的《谈谈〈诗经〉》。此文被收入钟叔河编订的《知堂书话》，可见算作书评，没有大错。周氏此文评论胡适的解诗“未免可笑”，“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纱厂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记这是二千年的诗了。倘若那时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坐了火车采风，孔子拿着红蓝铅笔删诗了”。——您看，连讽刺带挖苦，这能叫客观吗？而且，对胡文其他方面的贡献和长处，周氏几乎一句没提，显然也算不上“全面”。而就所谓“客观”一说，也要看对谁而言。当年受葛剑雄、曹树基批评的那位学者，就认为葛、曹这篇书评一点儿也不“客观”，而是“学阀、学霸作风”。据我近30年当编辑的观察，书的作者绝大多数都认为评论家对自己著作的热情肯定、高度评价都是客观的，而且，评论者肯定得越是充分，评价得越有高度，被评论的作者就越会认为这篇书评非常客观。你把他比作鲁迅再世，他也大都会认为比较客观，虽然口头上会说过奖，但绝不会愤怒。在我们旁人看来，大多数批评都是比较客观中肯的，虽偶有言辞尖锐、刻薄，但所论事实大体不差。而许多溢美之词与所评之书的实际的距离，要远远大于批评之于被批评者偶尔之偏差的距离。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情况却是，大多数被批评者对于批评，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反唇相讥、恶语相加，有的甚至暴跳如雷乃至诉诸法庭；可对于明显过分拔高的表扬、赞美，让人肉麻的谀词，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见到过作家怒斥评论者严重失实、恶意诽谤的，当然更没有见到有人愤而将过度严重的赞美者告上法庭。
所以，凡是涉及“好坏”等价值判断的问题，都是相对的，都有一个在什么意义上、对谁而言的前提。这个前提不明确，许多问题讨论不清楚。不同的人，对书评的期待、要求和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出版社、出版商更看重的是宣传，作者希望听到社会反馈和有价值的专业意见；读者呢，一般读者希望通过书评了解书的大概内容和特色，而专业人士则关注书评所讨论的学术问题。这些要求深浅不一，正反不同，口味各异，很难同时满足。
比如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书评要写得有文采，要生动活泼，至少也要写得通俗，要让人爱读——就大多数情况而言，这也不错，但也同样地不尽然。先说“有文采”和“生动活泼”。戴不凡的《小说见闻录》，算不算有文采我不知道，但肯定不能说有多么生动活泼。杨联陞评青木正儿和吉川幸次郎等人的《元曲选释》、评周策纵编的《文林》，这些书评都说不上生动活泼，而是严肃端庄。事实上，学术理论方面的专业书评，严肃、严谨，不做没有根据地发挥、渲染，恰恰是其优点。“通俗”“好读”，也有不少反例。《读书》杂志是最有代表性的书评杂志之一，上面有的文章就比较高深，高深到连《读书》的老主编范用和沈昌文都说看不懂，但也不能就此说，这样的书评就不是好书评。
另外，这个话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虽然书评不一定都是评“好书”的，但毫无疑问，与“什么是好书”这一问题密切相关。而什么是好书，简直与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一样，更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现在大家公认的几乎所有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化经典，不管是莫泊桑、海明威的小说，还是叶芝、徐志摩的诗，什么《水浒传》、四书五经，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那一概都是“封资修”，是“四旧”“毒草”，都被付之一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几年全国人民痛骂《论语》，对孔夫子本人也搞大批判，甚至人格侮辱。那几年的全国各大报刊上说到孔子，客气点儿地直呼孔丘，大多时候都叫“孔老二”。这些批《论语》的文章当年可都是发表在中国“最最最”权威的报刊上的“最最最”好的书评——这个“最最最”就是当年的流行语之一。同样一拨儿人，40多年前狠贬《论语》，过了一二十年又把《论语》捧上天。那么请问，好书的“标准”在哪里呢？这些历史，是不是需要首先向现在的年轻人大概讲讲清楚呢？
有的朋友会说我这是在抬杠，在玩儿“奇葩说”。其实不然。因为一个问题要讨论清楚，就要认真，就要适当深究，不能大而化之、泛泛而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书评”，并没有说是只讨论某一时期的某一类书评。既然如此，就要考虑到书评的各种情况，各种类型，还要研究同一本书在历史上所受的不同评价，予以研究讨论，最后总结概括，得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按照学术化一点儿的语言说，就是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一个概念。
可是，通过小文上面的讨论，我发现这个事情恐怕不是能一下子彻底解决的。见仁见智，都会有一定道理。如果非要我正面地说一个意见，刚才说了，这个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倒也简单。书评既然是文章的一种，那么，关于好文章的所有标准、“品格”，我认为都适用于书评，这就是所谓“一般性”和“普遍性”。而书评是主题和内容方面以书为主、与书有关的文章，这就是一点儿“特殊性”。好书评就是把好文章的“一般性”寓于并体现于书评的“特殊性”之中，既具备好文章的一般品格，又能较好地照顾到有关书的内容，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一篇好书评。
“拯救”书评
聂震宁
聂震宁，作家、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
应邀参加书评写作的讨论，又一次想到，书评写作，如今在写作界——无论是文学艺术的还是学术研究的写作界，非议多多。非议中说什么的都有，诸如红包书评、人情书评、广告书评、营销书评、雇佣书评、评奖造势书评、溜须拍马书评、赞歌浮夸式书评、恶意贬损式书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名声不是太好。而对优秀书评的褒奖、对客观真诚书评的尊重却几近寥寥。于是，在各种专业领域，对于书评写作者，相当一些专家学者不是侧目而视便是漠然视之。可是，写作界和出版界的大量出品又是如此这般地需要书评把新书信息四处传扬，日趋活跃的国民阅读更是如此这般地需要书评的导引和解读，线上线下的媒体也在祈望通过书评把作者、出版者和读者集合到一起，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和点击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一边是名声不彰的处境，一边是毋庸置疑的现实需求，这就是一个时期以来书评的尴尬风流，于是，忽然就有了一个念头：拯救书评！
为什么要拯救书评？
书评写作，当落到了红包、人情、广告、营销、雇佣、评奖造势、溜须拍马、赞歌浮夸或者恶意贬损等等铜臭味、世俗气十足而文化学术价值被忽略不计的尴尬境地的时候，难道还不需要拯救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活跃期，书评写作曾经有过颇受关注的岁月，当时李健吾、萧乾、沈从文、朱光潜、常风等就是当时比较受关注的书评家。1928年，李健吾以20岁出头的年纪，在书评写作上一骑绝尘，在《大公报》等报刊连续发表了针对鲁迅、周作人、伍光健等文学界大人物的译作多篇批评性书评，此后又对巴金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和卞之琳的诗集《鱼目集》发表批评性书评，引发作家和评论家之间坦诚而激烈的讨论。李健吾还对当时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如沈从文的《边城》发表了高度肯定的书评，对当时读者还不熟悉的作家作品给予大力推荐，为李广田的《画廊集》、何其芳的《画梦录》、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写下热情洋溢、富含学理、见地独到的书评。回想起来，自那时起直到今天为止，对李健吾以及他同时代的许多书评家，又有多少专家学者敢侧目而视或者漠然视之呢？其实，更应该反过来说，如今又有多少书评家能够像这些前辈书评家以高质量的书评文章赢得社会、专业普遍的尊重呢？虽然，这些年并不乏优秀的书评家和高质量的书评文章，只是这些为数并不多的优秀者已然为过多的劣质书评所遮蔽，铜臭味和世俗气弥漫书评界，不能不令我们有了拯救优秀的书评家和书评文章名声的想法。
书评地位的高低，确实是可以从书评家受到行业尊重和需要的程度看得出来的。现今，在文学圈子里发展的人士，似乎做专业的文学批评倒是光昌流丽的文学正道，庶几还可以谋上一两个优秀文学评论奖，而做书评的且不说肯定矮人一头，也不会妄想获个什么书评奖——好像从来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奖，甚至连在文学圈子里是不是入流都有危险。可20世纪30年代的情形却与今迥然不同。1935年萧乾在天津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曾为书评写作大声呐喊过：“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请注意，只需要两个批评学者，而书评家却要50个，需求是何等的急迫，书评文章是何等的受关注！不少人并不知晓，作家萧乾平生出版的第一本书竟然是《书评研究》，由商务印书馆1935年11月出版。当时萧乾为了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他还在《大公报》上组织书评写作讨论，设计了“作家谈书评”“书评家谈书评”“读者谈书评”等三组文章，邀约到叶圣陶、巴金、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张天翼、艾芜、施蛰存等著名作家、学者、评论家撰文，成为写作界的一时之盛。
为了让书评再成写作界、出版界的一时之盛，必须拯救书评！
那么，如何拯救书评？
其实说来简单，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书评在哪里落到尴尬境地就在哪里拯救。前面列数书评的种种铜臭味和世俗气，归总起来看，就是在其精神品格缺失时发生的。
拯救书评应当从拯救书评家的精神品格做起。
好的书评家要有勇于担当的精神品格，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写作书评是一种职业，是个人谋生的手段，也是个人思想的表达，可是也不能“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还要有对文本负责的担当，对专业负责的使命，要有社会公益精神，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理想和抱负。眼下书评的口碑不佳固然有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原因，可是全怪市场也是书评家的偷懒和失职。试想，既然不愿意以良好的公益精神为社会、为专业、为读者有所担当，又何必去推介他人的著述，言辞灼灼地导引社会去阅读？
好的书评家要有思想家的精神品格，具有鉴古知今的洞察力。做书评不仅要解读文本，更需要判断文本的价值，洞察文本的思想意义并加以褒贬扬抑。洞察文本的过程往往就是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既要正视社会现实，理解社会现实，思考社会的发展，还要回顾历史，要擦亮历史的镜子，以史为鉴，以“不忘初心”的明镜，明确“继续前进”的道路，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找到发展规律和继续前进的方向。书评家需要以鉴古知今的洞察力去导引读者正确地阅读文本。
好的书评家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具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我一直记得，在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曾经听到周扬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作家、艺术家要有恩格斯所提倡的“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我理解，“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就是追求真理的勇气，鉴古知今的洞察力，坚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李健吾的书评受到文学界人士普遍的尊重，因素多多，其中一条就是他的艺术家的勇气。他不遗余力地推荐沈从文、李广田、何其芳、林徽因、夏衍等新锐作家的作品，他并不在意当时的舆论和权威怎样看待这些作家，只是坦承自己：“批评者注意大作家，假如他有不为人所了然者在；他更注意无名，惟恐他们被社会埋没，永世不得翻身。他爱真理……”（《咀华二集》）李健吾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品格特别表现在他与巴金、卞之琳的争论上，他的名言“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释吗？不！一千个不！”至今还让文学界人士们记忆深刻。
好的书评家还要有种种良好的精神品格，例如，与人为善却不盲从的精神品格，乐于讨论且能服从真理的精神品格等等，还有，不可缺少文章家的精神品格。书评文章不仅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还要言之可读，言之有文，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这也是做书评文章须臾不可忘记的吧。
书评也是批评
孙 郁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报刊的诸种文章中，书评大概属于难写的一类。所以，以书评为业的人一直不多。
书评的难写，一是读了厚厚的作品，心得也就一点点，不能赋成长文，入与出不成比例；二是有时候难逃专业限制，不免说一些外行的观点，要把握不熟悉的知识要义，需要补课，文章酝酿的时间就很长了。与书评写作接近的是书话，就显得有些轻松，往往从书谈开去，东游西走，变成一种关于书的随笔，这样的文本，带有旧式文章的色彩，也有评论的功能，所以我们现在谈书评，书话有时也是包括在里面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编过副刊，其中有一个读书的栏目，每期都有一篇读书笔记。对于读者而言，这类文字，有短、新、快的特点，是别的文章不能代替的。那时候在书评领域有贡献的几个作者都是有一点学问的。孙犁、汪曾祺在20世纪90年代有许多短章问世，他们阅读图书时，与艺术的感觉碰撞在一起，形成独特的表述。这些老作家恢复了一种中断的文体，对于许多年轻人都有影响。像后来涌现出来的止庵，自己研究京派文学，涉猎域外小说，文章总有些锋芒在，趣味也带着古风，有一些鲜亮的感觉。雷颐研究学术史与知识分子，点评文坛人物，出言常带历史的余音，辞章也很讲究。李长声介绍东洋著述，精准而率性，一些心得都纠葛着东亚史的枝枝叶叶，都是不错的文章。他们在读书版面的短文，呼应了前辈学人的写作风气，民国间的笔致依稀可辨。副刊有分量的文章，常常是靠这类作者支撑的。
我们平时看到好的书评，总会产生寻找新书的冲动，自己是被引领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新文化出现以来，书评对于新思潮的引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胡适与陈独秀都有名篇问世，像周氏兄弟的评论文章一时耀世，除了日本、英国小品的痕迹外，古代辞章的影子依稀可辨。这种风气波及很广，钱锺书先生年轻时写过许多书评，博学之中，透着锋芒，风格与同代人迥异，一些看法至今也散着热气。他的阅读，涉及古今中外的话题，都可以说是后世的师范。类似的人物很多，我们一时是数不过来的。
好的书评是对于文本隐秘的发现，说出别人没有注意到的隐含。张申府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介绍了许多域外好书，他自己翻译罗素文章和维特根斯坦的随笔，现在读来都很受益。比如他推崇的罗素，一生写了许多评论的文章，对于经典与流行的书目都曾留意。罗素在《关于〈格列佛游记〉》中，就发现史威夫特对于科学至上主义的警惕，这对于他后来形成的科学是中立的思想有很大的帮助。罗素的读书笔记有怀疑主义的立场，但每每有新的思想的闪光，也能够建立自己的认知模式。这个传统，在许多西方学者和作家那里都有体现，博尔赫斯博览群书，书评与小说都好，是很有代表性的书评家。比如他的《弗兰茨·卡夫卡〈审判〉》一文，就散发出书香之气，不是一般的文本感受，而是对于作者背后精神背景的透视，说出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这种文字是精神的导引，我们读它，所得也不亚于浏览原著的感受，或者说，他替我们这些读者想到了无法想到的东西。
书评最为难得的是批评精神，敢于面对问题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西方的学者的随笔不用说了，现代中国学者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朱自清生前写过多篇书评，都是尽量客观审视文本，不被作者的情绪牵引。我的印象他是很儒雅的人，为人也很温和，但看了他的书评，发现了他锐利的一面。40年代中期，他写过一篇《论老实话》，评论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老实话》，指出政客的文字里的谎言。那时候国家蒙难，四面哀歌，虽然是讨论域外的书籍，却也看出对于中国时局的态度。借着讨论西方书籍进而批评国民党的虚伪，令人浮想联翩。他还写过《诗与话》，批评诗人陆志韦诗歌理念与创作的悖论，对于审美里的难题做了坦率的表述。文章从容道来，平和里也有生气，看出了作者的纯然之心。这样的评论最为难得，可以作为今人写作的标本视之。
现在一些大的学者，多不太写书评，以为是一种小道。倒是一些报人的文章，对于图书的评鉴很有眼光，文字也不拘于旧式辞章的老气，从当下的语境出出进进，把一些思想激活了。曹聚仁、唐弢都写过不错的书评，我们可以将其文字当作美文来看。刘绪源先生生前编过《文汇读书报》，自己也写了许多可观的文章。他的书评有严明的逻辑，从文字缝间看到历史的脉动，见识不俗，笔带幽情。这种追求也给他的版面带来美意。他编辑的报纸总能看到一些漂亮的文字。这样的文章，已经有了书话的味道。刘先生为文认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不随波逐流的。有一年，他看到我的一本书，对于胡适的新诗有点微词，便写来一篇与我商榷的文章，说了一些不同的话。对于他的严谨与博识，我是佩服的，要说书评，他的文字都值得现在的青年人看看。
我自己也写过许多的书评，回想起来多不能满意。友人林贤治批评我的表达过于温吞，是中肯的劝告。我自己对于文本过于迁就，缺少求疵的勇气。有时是遇见自己喜欢的作者，不能跳出作品客观冷思，也说过失准的话。这些文字，现在看来就很难说有什么价值了。孙犁晚年写了许多有味道的文章，就很有批评家的情怀，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那原因是远离功利主义，不与流俗为伍。邵燕祥先生也是这样，他的书评像其杂文一样，是含着是非观念的，容不得庸俗之见，内心有着明快的精神。这样的思想者的书评就很有风骨，他们才是文坛上的可敬佩之人。在我看来，今天的人要写出那样儒雅、深切又有锋芒的文字，其实很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