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曾刊登过一组关于“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5年后重续这一话题，除了《文学评论》是这一话题的“始作俑者”，有责任继续推进这一话题的深入讨论之外，还在于经过几年的典型个案研究的积累，这一视野或方法的问题阈或“边界”已逐渐显现，具备了重新讨论的条件。参与这组笔谈的讨论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生代学者，与第一组笔谈立足于提出问题，谨慎地探讨“社会史视野”的“适用性”及其包含的内容不同，这组笔谈问题意识更加明确，主体、实践、总体性、情感（结构）、文学性、文本、语境这些概念，在“社会史视野”下得到了讨论者的不同强调和深入展开，讨论范围也主要从20世纪40-50年代的革命文学实践扩展到了不同地域、不同取向的文学实践。这是一组对话性较强的笔谈，不仅与上一组笔谈有对话，本组各篇之间也互有对话；不仅与“社会史视野”有对话，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日益强劲的“历史化”进路也有对话。

倪伟：社会史视野与文学研究的历史化

文学研究必须贯彻历史化的原则，即把研究对象放在其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对于那些自觉地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它更是必须遵循的第一原则。詹姆逊就提出了“永远都要历史化”的口号，并认为这是一切辩证思想的一个绝对的甚至可以说是“超越历史”的律令。但怎样才算做到了历史化，却仍然是一个争辩不休的问题。很多时候，历史化甚至会被挪用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策略，用来颠覆关于历史的既有的权威叙述。这些策略性的做法恰好可以用来印证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历史不是超越文本表征的客观现实，而只是在特定的话语系统中被建构起来的叙述。果真如此，那么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就需要改写：历史既不是文学的根源，也不是其最终指涉的对象。【详细】

吴晓东：释放“文学性”的活力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转向”的声浪中，文学研究追求回到历史现场，也的确呈现了丰富的历史原初景观，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实绩。但与此同时，文学有日渐沦为史学的婢女的迹象，而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关系却鲜有研究者从理论的层面，或者说从“元叙述”的角度进行清理。文学研究本身的合法性、文学性的本体性、文学文本的位置以及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诸问题，也因此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赞赏“历史化”的文学研究者们大都承认“文学作品是以历史为对象的，历史是作品存在的条件”，但我们习惯于处理的所谓历史往往是外在于文学文本的，通常是从外部引入一个附加在作品之上的历史解释。而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其实是互为镜像的关系，文学这面可以携带上路的镜子中自然会映射出历史的镜像，但镜像本身显然并非历史的本原，而是历史的形式化，历史的纵深化，乃至历史的审美化。历史中的主体进入文学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文本中赋型的过程，主体是具现和成形于文本之中的。尽管历史中的主体与文本中的主体在历史的和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均有一种同构的关系，但是文学文本在积淀历史的表象的过程中，显然还生成了自身的逻辑，这就是审美之维与形式之维的介入。形式之维使思想得以具形，审美之维则使主体获得感性。而这种感性恰恰是理性的正史在岁月的风尘中被慢慢掏空了的。【详细】

倪文尖：文本、语境与社会史视野

文学是什么？这个本质论问题已经历史化了。卡勒说，文学是什么？这要看是谁问了这问题。面对一个5岁的孩子，回答可以很干脆，而文学专业人士之间，则说来话长。事实上，他忘了一点，这还要看是在哪儿、在何时提出这问题。比如30年前，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1］中，王晓明如是说：“每当看见‘文学现象’这四个字，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文本’，那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这当然不错，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不是惟一的部分，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它们有的面目清楚，轮廓鲜明，譬如出版机构、作家社团；有的却身无定形，飘飘忽忽，譬如读者反应、文学规范。它们从各个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在许多时候，这些影响是如此深入，你单是为了看清楚文本自身的意义，也不得不先花力气去辨识它们。”而如今，看到这么一段话，太多年轻同行会对其中的苦口婆心大惑不解；即便是过来人，对当年那个不言自明的大前提变得心存疑虑的，估计也不在少数，“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我们确实已经跑得够远了，在文学的认知上，尤其是在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的路上。【详细】

姜涛：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研究中 “社会史视野”的适用性问题

引入所谓“社会史的视野”，在近年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无需特别提倡，相互激荡之下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潮流。表面看，这不过是学科“历史化”“社会科学化”趋向的一种自然延伸。针对这一趋向带来的问题，相关的质询也有所展开。可惜的是，此类检讨的结果，并不让人十分满足，因为如果仅停留在“方法”的层面，检讨学科跨界、“诗史互证”之得失，仍不免落回“内部”与“外部”之类的名相之别，不能真正触及研究前提与问题意识的整体反思。在我有限的理解中，相较于以往“返回历史现场”“文史互动”等提法，“社会史视野”的引入，至少有一点前提的不同，即：不简单将社会、政治、历史当作文学发生的背景或表现的对象，二者的关系更多地放在一个动态的、包含多层次认知与实践意涵的进程中去把握，文学本身由此也被理解为一种进入社会肌理、回应各种复杂状况，并保持一种理论紧张的内在实践。当然，这一前提的转换与在社会史视野中重新理解革命、理解革命对20世纪中国社会内在翻转、重组的思路不无关联，即如延安及解放区的文学研究之所以进展显著，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上述认知的打开。无论是赵树理、柳青这样的小说写作，还是木刻版画的实践、乡村的戏剧活动，都是在介入实际战斗和社会改造的进程中，在与普通民众生活世界的细密触碰中，才获得活力，重塑了自身的形式、方法和内涵。当文学不再是原来那个文学，政治很可能也不再是原来那个政治，革命工作的意涵也会随之更新，被提升到新的层面。【详细】

铃木将久：“社会史视野”的张力

一谈起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史”方法，我们就比较容易直观地理解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史”，即通过发掘史料调查文学作品的背景情况。诚然，对文学研究者而言，重现写作文学作品当时的情况，无疑是一个理想。甚至可以认为不理解写作当时及作品本身背后的情况，就无法明白该作品的全部意义。不过几乎同时，我们也都知道根本不可能全面了解写作当时的一切情况，即无法完全回到历史现场。我们生活在与写作当时相当不同的时空里，只能了解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或多或少受现在视野的限制。再说，文学作品还被认为是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获得普遍性的艺术品。有些研究者重视文学作品的普遍意义，几乎不屑于回到历史现场的努力。概而言之，回到历史现场虽然自有其吸引力，但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而且文学研究的方法也不限于这个方向。因此“社会史视野”的提倡要面对双重任务：要探索回到历史现场的有效方法，同时要通过“社会史视野”拿出充满说服力的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