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转向”的声浪中，文学研究追求回到历史现场，也的确呈现了丰富的历史原初景观，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实绩。但与此同时，文学有日渐沦为史学的婢女的迹象，而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关系却鲜有研究者从理论的层面，或者说从“元叙述”的角度进行清理。文学研究本身的合法性、文学性的本体性、文学文本的位置以及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诸问题，也因此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赞赏“历史化”的文学研究者们大都承认“文学作品是以历史为对象的，历史是作品存在的条件”，但我们习惯于处理的所谓历史往往是外在于文学文本的，通常是从外部引入一个附加在作品之上的历史解释。而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其实是互为镜像的关系，文学这面可以携带上路的镜子中自然会映射出历史的镜像，但镜像本身显然并非历史的本原，而是历史的形式化，历史的纵深化，乃至历史的审美化。历史中的主体进入文学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文本中赋型的过程，主体是具现和成形于文本之中的。尽管历史中的主体与文本中的主体在历史的和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均有一种同构的关系，但是文学文本在积淀历史的表象的过程中，显然还生成了自身的逻辑，这就是审美之维与形式之维的介入。形式之维使思想得以具形，审美之维则使主体获得感性。而这种感性恰恰是理性的正史在岁月的风尘中被慢慢掏空了的。

文学文本中的主体因此与历史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历史是主体得以生成的最后和最基本的依据，但另一方面，历史却很难自我意识到自身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凝聚在文本中的主体身上，积淀在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形式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形式构成的是历史的某种征候。

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构想则进一步展示出：优秀的文学文本，也呈现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某种整体性和过程性的本质直观。而在社会史视野下重新检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同时提供了探索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以及文学性的位置等问题的一个有效的界面。

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所秉持的纯文学理念和审美意识形态导致了对“文学性”理解的固化，也才有了“史学转向”重新把文学研究历史化和语境化的努力，“社会史视野”应该也可纳入这一思潮之中。但另一方面，“社会史视野”的理念诉求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化尚不是同一回事，因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向“历史化”致敬的同时，依旧在关注文学性本身的问题，无论相关研究者是否是出于主观和理论自觉。因此，这一“社会史视野”在重新检视了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社会现实、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历史等重大议题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释放了文学性本身的潜能，给文学研究带来了久违的活力。而激活上述这些话题以及文学性的内部潜能，也构成了“社会史视野”的有效性之根源。从《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发表的关于“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四篇笔谈中［1］，即可看出这种内在的活力。而四篇笔谈所触及的问题视野，仍值得学界进一步体认、思考和拓展。

四篇笔谈虽然话题各有侧重，彼此观念亦有差异性，但作者们大体上分享了共同的研究理念，即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其中的革命叙事图景的研究中，引入一个社会史的观察视野，进而对现当代作品中的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以及诸多重大问题重新加以整体性的探讨和把握。四位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这个所谓的“社会史视野”不是外在于文学的，其研究的基本指向，是力图从文学作品中重新发现社会总体，继而对文学本身进行检视，把中国的社会变革、革命历史、政治实践、主体历程、情感结构等论域重新带入文学研究之中，由此建构出“文学”“历史”“社会”三维坐标彼此参证的动态格局。这就使“社会史视野”不能仅仅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转向中进行理解，尤其是把“文学性”视为结构性张力的重要变量，有助于恢复文学“与现实对话的活力”。如果说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潮流客观上加剧了“文学性”的窘迫，继而使文学研究乃至文学本身的合法性也遭到了质疑，那么“社会史视野”或许正在探索一条重拾文学性研究的新路。

正如程凯在笔谈中所指出的：“怎样突破深入社会历史现实时的笼统与抽象，摸索现代历史进程的内在肌理是引入社会史视角的初衷。”对“现代历史进程的内在肌理”的摸索是在文学作品中进行的，因此，我所理解的“社会史视野”，是从文学文本出发，最终仍要回归或者落实于文学作品，而不是诉诸社会学或者历史学文本。因此，文学性问题，以及如何看待文学形式的问题，都成为社会史视野中先在的或者从逻辑层面要求自洽的固有议题。如何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历史与形式的关系格局中重新看待文学，进而重审以往的诸多二元论判断，也构成了“社会史视野”的令人瞩目的突破。

在我看来，既有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相关论述，在以下几个议题中已然逐渐成型，值得学界深入总结和进一步探索。

其一，重建叙事的整体性。社会史视野一个可贵的初衷，是追求文学研究重构历史和现实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不是从单纯的社会史材料中条分缕析加以整合的结果，更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在文学作品中，借助于对历史肌理的梳理，通过文学家和研究者的本质直观所重新发现的更具“真实性”的图景。它一方面证诸历史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也诉诸把握文学史的一种宏观的整体感。在这里，历史的整体性与文学史叙述的整体性是同构的。也只有通过重建历史叙述的整体性，才能超越近些年来历史叙事见木不见林的琐细化趋向，扭转“研究者能够详尽知晓1789年的面包的价格，却不知道这一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的那种效仿年鉴学派却画虎不成的庸俗微观史学。

刘卓笔谈文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反思：现当代文学研究“越来越注重具体、局部的经验，文本的分析更为侧重民族的、地方的、女性的、或者族群的身份，以获得其真实性”，而“这并不是文学研究中所独有，在社会史学研究中同样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即未加反思地强调特殊性或地方性的经验”，因此，“历史化”的真正诉求是重建“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整体理解”。而革命历史和革命文学的双重合法性，也只有在这种“整体理解”的基础之上加以审视，才能生产出有说服力的历史叙述。

其二，对僵化的文学/政治二元结构的突破。早在80年代中期，在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的课堂上，我第一次了解到所谓的“柳青难题”。记得洪子诚老师略带迟疑地讲述了柳青《创业史》中的历史困境：当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那一段历史以及方针政策被后来的历史纠错之后，我们如何反过来评价与历史捆绑在一起的《创业史》这类文学作品？这一难题中蕴含着文学与历史和政治关系的某种难解的困局，一直令我困惑至今。如果柳青坚持认为他在《创业史》中所反映的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社会图景是历史真实样态的反映，就文学图景而言也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从今天后设的历史视角观察，是否对《创业史》的评价会更加审慎？

读了萨支山的笔谈，至少令我对柳青的困境多了一份理解的同情。萨支山指出，对于柳青那一代作家来说，“政策、生活、文学之间的差别和距离，并没有今天我们所认为的有那么大，它们交融、交汇的地方要远大于它们的差异。他们投身到土改、合作化运动这样巨大的社会改造实践中，是在动态之中来理解生活的，因而政治、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就不是一个外在于生活的存在，而是蕴含着变化的生活，或者说政治是溶解在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的”。这一论述对我的启发在于：在一定意义上说，柳青们所亲历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真实，也是作家们的心理真实，更是他们试图再现的文学真实。因此无法从是否真实的意义上苛责《创业史》一类的作品。但是衡量一个文学家的尺度或许也包括他在认定生活真实乃至历史真实的时候，是否也能洞见到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乃至个体生活之间所存有的裂隙，这种裂隙当然不是梁生宝们所能弥合的，甚至是无从体认的，但却是作家本人多多少少应该有所察觉的。这是那些既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优秀作品所应该有的洞察，至少应该无意识地反映规约了政治生活的主流意识形态背后的某种历史褶皱，这就是文学文本中可能蕴含的历史无意识、政治无意识或者社会无意识。严家炎先生当年之所以认为《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被塑造得更为成功，也正是因为恰在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出历史进程中的某些无法化约的政治复杂性和社会褶皱性。真正的社会史视野不是祛除这种文学中的政治无意识，而是恰恰还原了无意识的结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支山的文章把政治的规约、意识形态的驯化与作家们对现实复杂性的文学理解统合起来，进一步提供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乃至“文学的方式”本身的认知视野。正如“保马”公众号在推送这组笔谈的“编者按”中评价的那样：“文学不是政治的附属品，作为政治理念与社会现实的中介，文学书写一方面把握社会结构的变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社会各层次活力的激发实现政治理念。文学/政治二元框架的错误在于将文学简化为政治理念附庸，从而过滤掉了革命实践发生的社会空间。”社会史视野恰恰激发了文学方式本身的政治潜能，使“政治”成为文学史研究中重新有效和有力的维度。

其三，对情感结构和经验图景的注重。“情感结构”是四篇笔谈中的一个高频理论范畴，也意味着社会史视野对文学文本所蕴含的情感政治表现出格外的关切。与固化在社会史材料中的历史细节不同，文学通过其情感容量，作家的主体性介入，对人物的活生生的心灵世界的动态还原，展现的是人类丰富的情感结构和经验图景。

如果说，历史叙述通常要彰显一种历史理性以及历史叙述者求真的权威意识，那么，文学叙述则更致力于人类内在的感性、心理与审美世界。历史叙述通常会有一种建筑在揭示历史真相的本体论基础上的不容置疑的优越感，而文学叙述则不仅仅弥补着理性正史之不足，而呈现的恰恰是历史叙述力所不逮的感性和经验图景。问题是为什么要在社会史视野中注重并重现所谓的情感结构？这是因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政治变革如果没有深入到人们的情感、心理、心灵、意识甚至潜意识的层面，就难说是成熟的，更不能说是成功的。研究者在土改研究中对翻身与“翻心”问题的讨论，在新中国戏曲改造研究中提出的“细腻革命”问题（张炼红），都是基于类似的思考。正是这类研究中对情感与心灵世界的阐释，揭示出社会改造和政治革命既有滞后性，又有超前性的悖谬特征，也揭示了情感结构并非外在于政治和社会制度层面，本身就是社会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有着心理结构、情感政治的介入，某些革命和社会进程才是可理解的，也才是深入人心的。而无论是讨论政治情感化还是情感政治化，都有赖于对文学机制本身的深入探讨。

其四，对“现实”的重新体认。社会史视野的核心诉求之一是有效阐释现实甚至介入现实。正如程凯在笔谈中所说的：“那个不断挑战着革命的‘现实’和革命所介入的‘现实’究竟应该如何把握？以此为基础，那个必须与现实一同摆动的‘政治’才不是空洞的。……因此，把握‘现实’中的革命，就需不依赖革命的现实描述，而需进入现实的状态、结构中，进而理解革命的现实作用和它与现实的关系，换句话说，要把革命还原到现实结构和脉络中把握。”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一“现实结构和脉络”本身如何获得？任何一个时代的现实都可以说是多维度的，有多元并生性。无论是既往的中国革命史，还是研究者意图介入的当下现实都是如此，“现实”变得越来越多维，其中一些维度彼此之间是永远碰不了面的。对有些人来说某些现实维度是隐形的，而且越来越成为无法触摸的存在，不同阶层、不同境遇、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所面对的现实可能都不尽相同，没有通约性。即使文学家宣称他把握住了现实，但也很可能是深陷于自我认知的局限性的“现实”。

或许正是基于对“现实”的繁复性的体认，“社会史视野”对文学性抱持一种更高的期许。真正优秀的作品，具有一种突入现实进而在不同的现实维度中穿越的能力，一种能揭示出总体现实的艺术总括力，尤其是把表象背后的真实揭示出来，进而抵达现实背后的深层逻辑。而“文学性”固有的本质直观或许正许诺了这种穿透力。

其五，重新激发文学以及“文学性”范畴的活力。社会史视野重新激活了文学与政治、历史、社会的关系，也把“文学性”真正还原为一个历史化的范畴，进而在一种张力形态中理解文学性，为文学研究拓展了阐释空间，也释放了文学性的活力。这不仅仅因为社会史视野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文学作品、作家主体以及文学活动，而更在于把文学性放在了一个整体化的动态结构中进行考察，重新挖掘文学性的“结构-功能质”，也就有可能把上世纪90年代以后被污名化了的审美意识形态打捞回来，重建一种“审美—文学性研究”。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视野可能要进一步关注文学性和文学形式的潜能，关注文学所蕴藏的单纯的社会史材料无法呈现的内涵。如文学中的主体性、抒情性、社会无意识、政治的审美化等等。而社会史视野中固有的“社会”范畴，也在文学性的视野中获得了新的理解空间。比如是否存在一种类似于集体无意识以及政治无意识的、无法被社会史研究规约的“社会无意识”结构？这种社会无意识如何捕捉进而结构化？是否可以在文学性这面镜子中显形或者赋型？

美国新文化史学者达恩顿曾指出：“我们再也犯不着牵强附会探究文献如何‘反映’其社会环境，因为那些文献全都嵌在既是社会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象征世界中。”［2］但是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嵌在既是社会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象征世界中”，它本身即是建构“文化的象征世界”的有意味的复杂形式，这是文学区别于一般社会史材料的独异属性。有研究者在反思达恩顿的代表作《屠猫狂欢》的方法论时认为：“文学研究者面临的很重要的争议是，如果是实证性的历史结论，为什么不是数据、不是更重要的史料，而是文学文本？而如果是文学内部的问题的话，又如何能够带出更为广阔的意义？”“我们该如何找到自己的总体地图？本雅明在选择波德莱尔的时候应该会有人来向他询问：为什么一定是这块‘鹅卵石’能反映出19世纪巴黎的文化底层。这都是反过来提示着我们不能将文学研究简单处理为‘文化史’的原因。它们诚然精巧，但可能也因此而忽略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结构。”［3］“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正是试图为文学文本“带出更为广阔的意义”，找到“总体地图”，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希冀抵达“有鲜明理念支撑的‘真实’”，进而通往“更为广阔的历史结构”。但一个无法规避的基本前提是：研究者们途经的，是由“文学性”所铺设的充满曲折又坎坷不平的道路。

注释：

［1］四篇笔谈分别为：程凯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何浩的《历史如何进入文学？——以作为〈保卫延安〉前史的〈战争日记〉为例》、刘卓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化”》、萨支山的《“社会史视野”：“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载《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下文中提到和引用这组笔谈中的文章时，不再一一注明。

［2］达恩顿：《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第323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3］刘东：《〈屠猫狂欢〉：小事件如何通往大历史？》,《写作》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