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入所谓“社会史的视野”，在近年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无需特别提倡，相互激荡之下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潮流。表面看，这不过是学科“历史化”“社会科学化”趋向的一种自然延伸。针对这一趋向带来的问题，相关的质询也有所展开。可惜的是，此类检讨的结果，并不让人十分满足，因为如果仅停留在“方法”的层面，检讨学科跨界、“诗史互证”之得失，仍不免落回“内部”与“外部”之类的名相之别，不能真正触及研究前提与问题意识的整体反思。在我有限的理解中，相较于以往“返回历史现场”“文史互动”等提法，“社会史视野”的引入，至少有一点前提的不同，即：不简单将社会、政治、历史当作文学发生的背景或表现的对象，二者的关系更多地放在一个动态的、包含多层次认知与实践意涵的进程中去把握，文学本身由此也被理解为一种进入社会肌理、回应各种复杂状况，并保持一种理论紧张的内在实践。当然，这一前提的转换与在社会史视野中重新理解革命、理解革命对20世纪中国社会内在翻转、重组的思路不无关联，即如延安及解放区的文学研究之所以进展显著，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上述认知的打开。无论是赵树理、柳青这样的小说写作，还是木刻版画的实践、乡村的戏剧活动，都是在介入实际战斗和社会改造的进程中，在与普通民众生活世界的细密触碰中，才获得活力，重塑了自身的形式、方法和内涵。当文学不再是原来那个文学，政治很可能也不再是原来那个政治，革命工作的意涵也会随之更新，被提升到新的层面。

或许也正因如此，“社会史视野”的引入，有其内在的针对性、规定性［1］。要处理高度内在于革命实践的革命文艺，这一视野不可或缺，但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普适性的研究范式，转置、外推于其他类型的作家作品，其实是一个要审慎对待的问题。仅以个人的研究为例，最近几年，我一直致力于研读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一批作家诗人，如沈从文、卞之琳、穆旦、路翎、沙汀、朱自清等，怎么处理这些并不完全处于抑或完全外在于革命政治，但又沿着各自的感受与思想脉络回应历史变动的个案，也让我颇为困惑。站在历史“完成”的角度，去审视这些自由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未完成”的实践，即使并未“打发他们去”，给予相当的历史“同情”，不免仍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做法；将其回收于“现代主义”“抒情传统”“形式实验”，以及知识分子思想困境、精神“搏求”一类话语，则更会封闭讨论的空间。特别是，上述话语依托了80—90年代社会思潮所形塑的观念、感受结构，这些结构恰恰是需要突破、重造的。

谈及40年代战时的新文学，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事实是，战争带来的迁徙、流亡以及中国内部空间的重构，对于文艺生产、传播方式、作家主体意识的影响，依照朱自清的说法， “大众的发现”与“内地的发现”构成了战时文学的基本主题。这意味着生成于中心城市、沿海口岸的新文学，在流转迁徙之中必须与广大的“内地中国”“边地中国”相接触，下沉或卷入到更为复杂，也更具异质性的现实中。虽然国统区作家不一定掌握“生产斗争”的具体知识，也没有太多被高强度的革命政治所调动，但在碰撞、下沉、卷入的过程，他们的写作和思考也在各自的脉络上，触及到“战时中国”乃至“现代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些核心议题，如基层社会的认识与治理，国家与地方、团体与个人关系的调适，民主政治及文化的建设，知识分子的身份选择和文化担当等，其中不乏独特、丰厚的现实感知，包括常被提及的40年代文学形式的实验性、探索性，也与多方面绽开的社会结构性张力相关。像沈从文在抒情与人事之间尝试的文体“综合”，就离不开他想“‘从深处认识’的情感来写战事”的执着努力。因而，要理解上述文学努力背后的社会、认知条件，一种相应的具有结构性和层次感的“社会史视野”不仅必要，也是可能的。

这里仅举一例。在流亡、迁徙、南来北往的聚散离合之中，“返乡”是战时流动的路径之一。有的作家只是短暂驻留，有的则是深入乡间，长期沉潜，在“内地的发现”的意义上，得以重新认知乡村生活内在的脉络和形态。在故乡四川安县避祸多年又笔耕不辍的沙汀，他的写作本身就自带社会史“光圈”，《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等作品对战时行政力量介入之下川西基层社会的书写，很能切合当代社会史的一些认知模式，比如乡村文化权力网络、社会“内卷化”、基层治理的困境等等。向前回溯的话，自30年代中期开始，沙汀就主动调整自己的现实主义路径，自觉以“场镇”而非村庄为单元，剖析、呈现四川乡村盘根错节的权力结构以及袍哥乡绅阶层的升沉。这样的文学书写在问题意识乃至方法上，与同时期兴起的受功能主义影响的“社区研究”，似乎不乏暗合之处。后者也是因战争带来的机遇，才得以深入四川、云南等“内地”“边地”，在更丰富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费孝通领导的“魁阁”群体在“云南三村”进行的土地制度的类型学考察，有林耀华在凉山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同样出身于燕京大学的蒋旨昂，在重庆附近两个乡场通过观察、访谈完成的《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以及伊莎白（Isabel Crook）、俞锡玑同一时期在“兴隆场”的逐户调查，都关注到“新县制”背景下，四川基层社区治理与袍哥势力的关系。这两部社会学著作，甚至可以和沙汀的小说直接参看［2］。

需要注意的是，倘若配合现成的社会史框架，解读沙汀小说中的相关问题，如战时基层治理的困局，袍哥与乡绅势力的消长，兵役、烟政、资源开发的乱象，以及“新县制”的推行等，这样的讨论或许看上去很“社会史”，却可能只是将文学“嵌入”已有的认知格式，并不一定能打开更具生产性的讨论空间。引入“社会史的视野”，在增进理解沙汀写作现实针对性的同时，实际上也能带来一种反观的视角，进一步体知他面对的困境。《淘金记》出版后好评如潮，也引发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如小说没有提供一种历史的出路和远景，写法上偏于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等。路翎就认为《淘金记》是一部典型的“客观主义”作品，提供很多关于“坏蛋的知识”，却不能给读者以“热情的洗礼”。这样的苛责，出自胡风一派的文学立场，同时也指向了文学认知的方式：“作者，是被理论刺激着去看见人民的”，对于小说中活灵活现的诸多人物，读者“有了一些实感或者概念；然而，读者却是需要这以外的某种东西的”［3］。沙汀一直强调丰富“生活知识”的重要性，对于战时基层社会的问题也有精准的、多层次的把握。路翎的批评却隐含了一种提醒：“客观主义”不仅会导致主观性的缺乏，同时也可能缺乏一种真的客观性、一种非概念化的对社会生活的别样感知。事实上，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如何不止于现象的呈现，乃至正确的政治判断，而能够在内在脉络的深入体察中，发现社会变革、转化的可能契机，是沙汀同时代的文学、严肃的社会科学以及革命的政治实践都要面对的问题。

沙汀写作中“出路”面向的缺失，有批评者归因于旧的现实主义立场，换个角度看，这一定程度上与单一“场镇”视角有关。诚如不少社会学者论述的，如果仅将目光聚焦于村庄，不能完整把握乡村社会的结构，因为农民生活、消费、交往的空间，不是封闭的村庄，而是处于信仰、婚姻、文化、权力多重网络之中的基层市场社区。作为商品交易、文化消费、信息流通、乃至基层政权的“节点”，县以下的小城镇或市镇，在这样的基层市场社区中无疑处于中心的位置。在40年代战时的语境中，国民党“新县制”的推行、抽丁征税的压力，以及行政力量与地方袍哥势力的铰合，也落在乡镇这一层级，使之成为“应力结构”的中心。在“五四”之后的乡土小说中，小城镇的意识虽然并不缺乏，但上文也提及，在辛亥以来四川社会与政局的变动中来表现“场镇”的内部关系以及内外“因应”，是沙汀非常自觉的一种文学努力。但如果失却了更为基层的村庄视野，仅仅完成一个“场镇”的深描，同样不能完整把握战时乡村社会的构造，尤其不能在镇与村的张力之间，体知乡村社会的痛苦、矛盾、以及蕴含的反抗与联合的活力。在《淘金记》《困兽记》之后，沙汀也消化了一些批评意见，主动调整自己写作的策略，后来创作的《还乡记》就扩大了书写的范围，自觉将 “村庄”与“场镇”、山民与袍哥纳入到一种关联视野中，以双方伦理、经济的冲突为线索，拉带出更为隐在且变动中的意识状况、社会结构。扩展来看，同时期依托乡村建设、乡土重建思路展开的“社区研究”“社区调查”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此类研究与调查，往往强调社区系统内部因素的平衡、调适，但受限于自身的学科认识装置，或过多信赖社区自身的修复能力及合理化的现代行政方案，对更为纵深的历史结构以及社区内部变革的可能性，却可能缺乏敏感。如何突破单一的“社区”视角，超越“治理”“平衡”的思路，在“变”中理解“常”的意义，或许也是“社区研究”开展的内在动力。从这个角度看，沙汀小说在分享“社区研究”基本视角的同时，也分享了此类社会学科方法的难题和限度，他的创作不仅是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探索的一个坐标，在认知乡土中国的路径、方法层面，也具有相当症候性的意义。

探讨国统区的文学，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相对于延安解放区正在生成的“人民的文艺”，国统区文学还是发生于五四新文学的脉络之中，仍然受制于它的传播方式、媒介形式及其与读者的关系，特别是诉诸个体内在性的书写机制。在“内地的发现”“大众的发现”之外，“个人的再发现”抑或“个人的成长”，也是40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如何理解这一“内在性”的再发现，在相当程度上也应兼顾到社会史的脉络，因为战争对原有的社会组织、文化生态乃至家庭伦理关系的强力搅动与重组，已使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些文学的新的历史动向也要在这种变化中去理解。

比如，在大规模的社会迁徙、流动中，40年代的个体感知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中，漂泊与流亡成为普遍的精神结构，但战时的“流动”也伴随了“再组织”“再嵌入”的可能。除了“到延安去”的选项，其他形式多样的战时实践，如参加各类服务团、演剧队、训练营，包括投笔从戎，直接置身战火之中，都会使国统区青年面对严峻的历史现场乃至新的组织化环境。借用鲁迅的比喻，一粒粒原本被轧了几下就可能被弹出历史的小石子，也有了被碾碎、重造、嵌入社会肌理的契机。对于新文学而言，这或许是一种新的经验面向。像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卞之琳《山山水水》、何其芳《夜歌》、沙汀《闯关》，当然也包括常被讨论到的丁玲《在医院中》等作品，即便写于国统区的环境中，都不同程度处理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组织环境下的新经验、新困惑。像《财主底儿女们》的第二部，就精心设置了三个不同的叙事场景：“旷野”“演剧队”“乡场”，三个场景为个体的流亡所串起，让蒋纯祖得以在不同类型的严酷环境中去接受考验、锤炼，由此呈现他的“成长”，呈现在追求“个性解放”过程中“走向人民”的曲折与艰难。其中，有关演剧队这一组织化环境的描写，最具戏剧性、爆裂性，路翎似乎故意让“知识者狭隘的民主要求”与“缺乏正常民主生活”的革命组织之间的冲突骤然凸显。事实上，在这个段落中，路翎并不是抽象地“反教条主义”，而是像研究一个社会单位的内部关系那样，比较细致写出政治原则落在一个群体中，不同心性、位置成员的心理变化及意识状态。在此基础上，路翎也将蒋纯祖的视角相对化了，通过生活检讨会等情节的构造，来探讨组织生活改善的可能，这恰恰是该段落在幽微之处颇具强度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上述作品值得在特定社会、心理、认知脉络中做更为耐心的解读，其中往往蕴含了作家对微观人际的敏锐感知，也寄托了对一种合情又合理的新社会、新共同体的构想，一般所谓个体与组织的冲突或辩证框架，并不能完全打开其认知的层次与活力。

如果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原因之一在于革命知识分子调整自己的认知感受结构，在深入基层社会的过程中，有效把握到内发于中国社会自身的伦理、情感、生活诉求。非革命的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则与现代文化导致的疏离性个体相关，并不深植于中国社会原本的结构之中，在“人民”中属于少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并不被看成是革命政治的主力。但考虑到20世纪中国社会结构本身也处于变动重构中，这一类“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不仅构成了现代中国相当重要一种经验，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断创造的文化及人格形态，不断提出的政治参与、政治认同的诉求，也是一个贯穿现代中国、当代中国的结构性命题。即如沈从文、穆旦、路翎等，他们在40年代进行的努力及面对的困境，其意义便不止于自身，同时体现了在40—50年代历史的急骤展开中，特定的知识群体、青年群体如何沿着自身的脉络，带着自身的创伤、热忱和期待，加入到新中国、新社会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这种“内在性”的限度与活力，加以调整、转化、使之衔接于社会和国家的重造，便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改造”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人”的理解问题，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重造的问题。

这一探问不单指向对40—50年代经验的整全把握，与当代中国文学感知的良性培植，其实也会有比较切近的关联。可以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几位作者，在当代特别受到一类青年读者的关注，也潜在支援了当代文学若干倾向的展开。这不仅因为80年代以来文学评价标准的颠倒、文学潮流的变更，也不简单因为作品本身的独特风格和强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原有的社会结构、集体主义文化逐步解体之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个体意识的强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变，实际上使得很多读者也包括作者和研究者，在社会位置、时代感知、自我认识以及遭遇的困境方面，与沈从文、穆旦和路翎们，有了更多结构性的相近。因而，20世纪中外文学之中高度不安定、疏离的、内向性的经验，也能得到比较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又内在加入了80—90年代文学感知、历史感知的形成。从当代小说、诗歌、电影、艺术的表现来看，在风格、技巧、主题等方面，对“丰富、丰富的痛苦”的表现，似乎已是一种常态。深究起来，由于脱节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经验，并在观念上将此“脱节”视为文学之现代的常态，其表现的深度、广度，反而可能远不及当年。

从某个角度看，这是当代文学缺乏深度人文建设的一个结果。如何回应这种症候，从传统以及革命年代集体主义、理想主义中转化出内在的支援，在这方面，很多朋友已经有非常深入、有效的思考。这里想补充的是，怎么处理这部分不安定的“内在性”经验的问题。如果这部分经验没有在具体的社会结构、社会矛盾中被很好地整理，只是简单予以排斥，或匆忙对接于小资产阶级话语、现代主义、生命哲学等观念框架，则不能克服20世纪激进历史及其反动造成的感受分裂，反之，更会进一步造成“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之感受结构、认知结构的常态化、原理化，更进一步固化内在心灵的不安与疏离，将其能量继续区隔于合理的社会构建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史的视野”中，深入“丰富、丰富的痛苦”的内部，体察其历史认知的可能，检讨其内在的局限，在与左翼革命文学脉络的参照、对话中，构造更为整全的联动性视野，也会有助于当代文学感知、社会感知的成长、突破。

注释：

［1］程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文学评论》2015年6期。

［2］蒋旨昂：《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伊莎白（Isabel Crook）、俞锡玑：《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邵达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王笛的新著《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所依托核心材料——燕京大学学生沈宝媛1946年完成的毕业论文《一个农村社团家庭》，虽然相对简单，也可看作同类性质的成果。

［3］冰菱（路翎）：《淘金记》，《希望》第1集第4期，194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