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尖：文本、语境与社会史视野
文学是什么？这个本质论问题已经历史化了。卡勒说，文学是什么？这要看是谁问了这问题。面对一个5岁的孩子，回答可以很干脆，而文学专业人士之间，则说来话长。事实上，他忘了一点，这还要看是在哪儿、在何时提出这问题。比如30年前，在《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1］中，王晓明如是说：“每当看见‘文学现象’这四个字，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文本’，那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这当然不错，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不是惟一的部分，在它身前身后，还围着一大群也佩戴‘文学’徽章的事物。它们有的面目清楚，轮廓鲜明，譬如出版机构、作家社团；有的却身无定形，飘飘忽忽，譬如读者反应、文学规范。它们从各个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在许多时候，这些影响是如此深入，你单是为了看清楚文本自身的意义，也不得不先花力气去辨识它们。”而如今，看到这么一段话，太多年轻同行会对其中的苦口婆心大惑不解；即便是过来人，对当年那个不言自明的大前提变得心存疑虑的，估计也不在少数，“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我们确实已经跑得够远了，在文学的认知上，尤其是在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的路上。
这条路上，收获有目共睹。在我看来，“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是文学研究“历史化”结出的硕果。因为其动力和感召力之一便是，在世纪之交反思“纯文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定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与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现代变革、与20世纪中国、与中国革命这一最大“政治”之间的深刻关联；在近年有关文学史写作的竞争场域里，标举五四文学革命以降的“新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及“当代文学”这一脉的主导地位及其合法性，以及现当代文学发展道路与其书写的历史必然性；并在高度认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特别紧密而紧要的前提下，试图突破政治与文学的“笼统而抽象”的固化认知，力求深入地摸索社会历史在每个阶段的具体现实，以及一百多年来社会变迁的连续性过程；从而通过对具体历史情境中社会“内在肌理”的把握，来更新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体认，乃至重新认识当下中国的“政治”与“文学”。
与此同时，“历史化”的路上，问题也暴露了不少。突出表征之一就是，特别追求细部具体和局部真实，满足于“满地碎银子”，“历史化”堕入了愈演愈烈的“碎片化”：这不仅指诸多研究之间各司其事、各是其是，而且指不少成果内部，铺陈了背景材料、零星所获一堆，也并非没有心得妙悟，但千言万语“只盘带，不射门”，甚至最终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或者只为“慢镜头”播放式的“小历史”叙事而陶醉，而这也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时段和区域不断细分，研究论题越来越琐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二是历史观上，以“民族的、地方的、女性的或者族群”的“身份政治”取代甚至拒绝类似政治经济学范式或“阶级政治”那样的总体思考和宏大叙述。
由此看来，“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又还是应对文学研究历史化危机的纠偏之举，是“历史化”进路上的升级换代工程。因为，这一研究思路正是出于对“碎片化”的警惕与反省，而理直气壮地追求“大历史”叙事——既区别于“革命叙事”“救亡叙事”，又区别于“现代叙事”“启蒙叙事”，而最好是能综合了“革命”与“现代”、“救亡”与“启蒙”，又更贴合百年中国的新历史叙事；之所以要竭尽所能打开历史的褶皱，也并不是为了简单还原史实及其细节，更不是回到琐碎历史的汪洋大海，而是为了重构历史的整体感，新建有关现当代中国的大历史判断。因而此研究取向，以“社会史视野”名之，实质上，一是为了凸显上述这种“整”和“大”的诉求，二是为了与原来的“政治”与“政治史”既拉开距离，又若即若离；况且对于文学实践来说，再也没有比社会结构和长时段社会变迁这样的视野，显得更加整体而宏大的参照系了。换言之，“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今强调是放在“社会史视野下”云云，“社会”与“社会史”，确乎一类概称，至于是否取径于“社会学”或“社会史”来进行研究，大可不必太过较真［2］。
基于研究主体的意识与视野，尤其是“态度的同一性”，“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相互激发、共振，有渐成一股潮流之势。扩大而言，在洪子诚有力地论证了是“当代文学”生产了“现代文学”，从而使当代文学真正地学科化以来，在以蔡翔的《革命/叙述》一书为标志，“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学研究开始直接正面地“思想”起来以后，整个（现）当代文学界里“左”的一翼越来越活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研究的意向性也已经汇聚成了高度统一的学术愿景，不少个案的工作非常具有生长性，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博学”的精神状态和学术姿态，更是令人钦佩，让人不由地对当代学术有了更高的期许。但是期望越大、责任越重。在理念与行动、声势与实绩之间，毋庸讳言，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那种让同道奔走相告，也让对手肃然起敬的研究成果和实质推进，还是相当稀缺。要求再严格一点的话，即便是“社会史视野”取向的研究，有些也是令人遗憾地，未能同他们警惕的“碎片化”真正区隔，一不留神就难免“细节肥大症”，材料上“危险的增补”不断，而核心的原创观点却总是延宕，“捅不破窗户纸”。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当然是因为，这难题实在太难。正如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前无古人一样，伴随这一历史进程的文学也是在探索与挫折中前行；而且根据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不同步、会错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面对人类此前一系列文学艺术高峰，面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文化霸权”，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艺等等，存在与否？如何存活？怎么在竞争中发展？有过哪些经验和教训？所有这些，都是问题，也都是难题。多年前为研读赵树理，我曾经慨叹，这要靠“靠不住的自己”在论述中完成那“未完成的文学实践”，实在是难！就此而言，尽最大可能去占有各种历史资料，把活生生的现当代文学实践放之于活生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在对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高度互动、相互生产的历史现场的考辨与考察之中，努力发现作家作品与彼时彼地社会现实的具体性之间的真切关联，进而发现乃至发明现当代文学真正创造性所在，或起码形成必要的同情性理解。——这在原则上是毫无问题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事情越难，越得有个抓手，难题越积越多，势必要换入口。所以，“文本正是文学现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话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在策略上，势必要对“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也来一个历史化，搞清楚了当年为什么强调语境化之后，也不妨索性后撤一步。再找寻新的抓手或入口，“文本”则肯定首当其冲。这个“文本”，可以是泛化的文本概念，包括现当代中国的各类文学实践与试验，也包括所有非典型、未成形的文学样态，但其核心内涵还是，“由具体的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本”，特别是在重新强调文本的开始。事实上，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这在各派理论的文学认知中都是常识。在视文学为“镜”者的眼中，是文学作品映现了世界，这个世界即便是虚构的，也总是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而这种真实既可体现为文本里的人物、故事和场景等，也可解读为作品创生时那个世界的真实。在视文学为“灯”者的眼中，是文学作品表现了作家的丰富心灵，作品里有作家全部的思想探索和情感体验，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一个也不能少。而在文学流程论者看来，文学作品就更重要了，作品既是作家创造力的文字结晶，也是读者接受的文本依凭，作品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中介，却也未必不是造成误解的根源，但最终，作品还是解读论争惟一可靠的枢纽，也是文学作为社会交往系统而存在的基本理由。
当然，文学确实不只是作家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作家”和“作品”也尤其有必要扩大内涵或重新定义，但还是不得不说，在当下的文学研究界，作家创作的作品文本的重要性，实在是被严重低估。用成系统的理论话语套文本者有之，用成规模的外围材料释文本者有之，而借文本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者，那就更多；而且看起来都还是以引一点原文、也阐发几句的样子来进行。然而，真正将文学作品看成是具有自身完整性和生命力的文本，尊重乃至敬重文本者，又有几人？
值得庆幸，还是有的。这里以我国台湾学者赵刚为例。赵刚是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近年来却以其“对陈映真研究的巨大贡献”，“为我们作了一个作家研究的示范，让我们知道：在战后这一个极端扭曲的台湾社会里，像陈映真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青春的乌托帮幻想与政治整肃的巨大恐惧下，曲折地发展出他的小说写作的独特方式，以及籍由小说所折射出来的思想的轨迹；随后，在越战之后，他又如何发展出一套第三世界想象，并籍着另一种小说，思考台湾知识分子的位置及其潜在问题”。其实最初，赵刚所进行的也是我们似曾相识的工作流程：“首先，从阅读中抽绎出一些‘主旨’或核心概念或提问。然后，‘命题作文’，按照主旨/概念把各篇小说中的相关‘资料’找出；然后编织成一个首尾一贯的论文。”好就好在赵刚及时有了反省并付诸于行动，最终，“和我之前所设想的大不相同，因为我把‘素材’（也就是相关的小说）严格地保护在各篇小说的独特的历史空间中，而不让它被概念所分割、析离、重整。……我打定主意下笨功夫，写每篇小说的读后心得。那就得再读一遍、两遍，然后写出我的心得。既然每篇都要‘写’，我就不自觉地‘正襟危坐’起来了，如琢如磨，眉批、加注，打问号……”如此摸索形成了他的方法论。这里，有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的谦逊，有读者面对文本的敬畏。“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有机体”，“我希望保留每一篇小说的历史性与有机性”，“让自己比较柔软地在对象所规定的历史情境中优哉游哉，不要想当然，不要先入为主，解读的眼睛不要死盯着，要让对象自己走过来、浮出来。”“这里并没有什么神秘主义的意思，因为靠的是笨功夫。”［3］
赵刚将其“功夫”称为“篇解”。“篇解”而能对陈映真及台湾左翼思想研究有如许推进，这与个人的禀赋才华等当然相关。而且，研究对象如陈映真，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实用性与介入性，身体力行发挥文学实践的政治功能；研究主体如赵刚，正宗社会学出身，专业的社会科学训练；研究目标“终究在思想”，“把小说放回它所由之产生的原有时代的政治社会中，去体会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自己身存的历史环境与课题”，种种这些因素，都在这一成功案例中起到了作用。不过，赵刚在方法上高度重视作家作品、聚精会神研读文本，更毫无疑问地具有示范性。虽然他所针对的，其实是也十分普遍的“理论先行”，而不是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甚至赵刚同样是很强调“历史化”的。但是，为了反思文学研究在“历史化”过程中轻忽以至轻慢作品文本的倾向，援引赵刚的陈映真研究为例，强调“以文本为本”的重要性、优先性，还是非常适切的，而且应该还更能鼓舞人心、增强信心。
这是因为，无论知识立场还是问题意识，抑或文学认知、研究旨趣，“社会史视野”取向的同道中都可以有赵刚，也应该有“赵刚”；这是因为，“以文本为本”高度重视文本及其阅读，与“社会史视野”特别强调历史化语境，看似出入不小，而实质上二者共享的价值远大于差异。其一，事物的意义不在其本质，文学作品也不存在一个固化的意义；意义取决于关系，因而作品文本的意义处在其上下文之中，由语境决定；语境没有限定，所以意义也不可能终结。因此其二，把文本语境化乃至“永远地历史化”，这都没有错，甚至还不妨把这逻辑延伸至所谓“纯文学”，只不过“纯文学”视野中的文本语境是“空”的，是将作品文本与抽象的普遍性相联系，于是语境有也等于没有，于是无论什么文学，都一概虚化成了统一的“人性”“国民性”“现代性”“人民性”，或者“美”“反讽”“形式自律”。这个名单可以很长，也可以“后来居上”或者“五十步笑百步”，但总是概念化，不具体。所以其三，只有把作品放在其创生的社会语境里，放在作家创作历程的语境里，放在读者阅读反应和期待视野的语境里，放在作品所属文类和文学史谱系的语境里，总之一句话，只有把文本放在具体、生动、合理的语境之中，文学作品才能获得有效的、特殊性的理解，也才能“还魂”为活泼、充实的生命，乃至还原其本来的面目。事实上，我还更愿意换个简单直白的说法，即：才能把文本真的读通、读懂，进而才有可能读好、读透文学作品。
事实上，这便已经涉及二者的差异，或毋宁说是，在共同的、广义的历史化或社会史视野之下，“以文本为本”的独到之处和启示所在。也许看起来只是个工作方式的问题。“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何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于特别诡谲、峻急、多变的历史年代，许多作家作品是在与所处时代贴身肉搏中创生（乃至方生未生）的，所以，不通过巨量史料的掌握以想象性还原那饱满的“现场”及“瞬间”，不在态度、情感及“感觉结构”上与作家作品同呼吸共命运，那怎么行？但也就是在这里，必须提请注意：在赵刚们“以文本为本”的思路和做法里，那些都是“诗外”功夫，都是后台工作，是锻造自己成为合格研究主体必备的准备阶段；而在工作的前台，却是当然应当专注于“诗”，应当全神贯注于文本，对作品进行专业的文学性阅读；因而工作成果的呈现上，文学研究也就自然应当区别于历史研究，不再是史料或史学素养的直接展示，而是基于“历史化”而充分“语境化”地打开乃至穿透了作品文本。
这意味着工作方式和程序不同的背后，也确实有思想观念上的原因。限于篇幅，我们最后从理论的高度聚焦一个问题：“文本”的“语境”在哪里？“语境”首先就在“文本”里。文本构成文本自身的“第一语境”，这不是文字游戏，这道理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做过充分论述，我只是从底层逻辑强调其更基本的方面。文学是社会的交往行为，文学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作家创作与读者阅读两端的有效互动与配合；所以，一方面，作家在作品里总是预设了一个与“理想读者”共享的、不言自明的“世界”乃至“世界观”，另一方面，后来的“真实读者”为了打开文本、读懂作品，总是经常地需要通过“注释”来理解“语境”，需要打开“社会史视野”。在此意义上，“社会史视野”不是外在的，更不是外来的，而其实是“以文本为本”必然内生的需求，也是打开文本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行动。
且以我较为熟悉的铁凝《哦，香雪》为例。这篇小说在1982年的历史情境中诞生时，文中那个“塑料铅笔盒”对于香雪的吸引力及其象征性，在作家和她所期待的读者心目中，都是毋庸多言的；这也决定了当时对文本的基本理解。时过境迁，“塑料铅笔盒”象征的“现代化”意味，对于后来的读者不再不证自明，甚至在其象征的光环脱落 之后，塑料铅笔盒还不得不面对跟凤娇们的“发卡”如何区隔、跟父亲手工做的“小木盒”孰轻孰重等方面的质疑；这样的重读，既以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史图景的总体把握为基础，又因文本关键性的驱动而促发史料“二度激活”；事实上，这“二度激活”的“社会史视野”，因其深刻嵌入在文本之中，所以才更具生产性。也因此才有可能看到，对以上重读的重读已经正在发生：小说里有个重要名词，“公社”，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是比“塑料铅笔盒”更难吃透的，因为这背后，有香雪们更深厚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而在小说文本里，“公社”引发了主人公踏上“火车”去拿鸡蛋换塑料铅笔盒的英雄主义行为，又同样决定了英雄主角最后的回归，尤其是作家对这回归的最高赞美。总之，在这样的视野下，《哦，香雪》既讲出了一个“现代”主体诞生的启蒙故事，又讲“好”（？）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凯旋在新时期开启时刻的故事……
那么请问，这样的视野与方法，是“社会史视野”还是“以文本为本”？这样的解读，是“革命叙事”还是“现代叙事”？显然我的建议是，不妨也来反问一句：这种二元对立的选择题，是从哪儿来的呢？
文学“文本”之中，自有“历史”的“镜与灯”，由此“内曜”，方为文学性阅读与研究。
注释：
［1］《今天》杂志1991年第三、四期合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本文是与《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程凯、何浩、刘卓、萨支山四位笔谈的对话，文中对他们的引用不一一注明。
［3］详见赵刚《左眼台湾》，尤其“自序”及吕正惠、陈光兴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