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将久：“社会史视野”的张力
《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组织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专辑，这组笔谈提出了不少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带来了冲击，促动研究者反思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不过，如“编者按”敏锐地指出的，这组笔谈还只是提出问题，实际留下了很多讨论的空间。研究者虽然认识到这组笔谈的重要性，却很难找到有效回应的途径。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定义与历史学意义上的“社会史”的关系，也就是说，如“编者按”所讲，“文学中的‘社会史视野’与历史研究中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取向有何异同？”下面，我通过整理“社会史视野”与历史研究中的社会史的异同以及“社会史视野”作为文学研究的特点，试图回应“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谈。
一谈起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史”方法，我们就比较容易直观地理解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史”，即通过发掘史料调查文学作品的背景情况。诚然，对文学研究者而言，重现写作文学作品当时的情况，无疑是一个理想。甚至可以认为不理解写作当时及作品本身背后的情况，就无法明白该作品的全部意义。不过几乎同时，我们也都知道根本不可能全面了解写作当时的一切情况，即无法完全回到历史现场。我们生活在与写作当时相当不同的时空里，只能了解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或多或少受现在视野的限制。再说，文学作品还被认为是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获得普遍性的艺术品。有些研究者重视文学作品的普遍意义，几乎不屑于回到历史现场的努力。概而言之，回到历史现场虽然自有其吸引力，但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已，而且文学研究的方法也不限于这个方向。因此“社会史视野”的提倡要面对双重任务：要探索回到历史现场的有效方法，同时要通过“社会史视野”拿出充满说服力的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
为了理解“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特点，先让我回顾一下日本研究者曾经做过的尝试。竹内好1963年发刊《中国》杂志。《中国》的主要读者对象是日本广大的普通老百姓，竹内好面向日本老百姓转达有关中国的诸多信息，即是从历史上的大事件到日常生活的细节等不同层次的消息，试图让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更加亲切。60年代冷战格局严峻的时刻，竹内好直面中日之间的鸿沟，力图通过杂志拉近双方的距离。不言而喻，竹内好发刊《中国》，并不是文学研究的工作。但即便如此，竹内好的工作方式里隐含着他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竹内好认为日本人阅读中国文学，不得不意识到中日之间的距离，如何克服距离接近中国文学，就是竹内好研究中国文学的基本目标。重要的是，竹内好研究中国文学的基本态度，与他发刊《中国》推动日本老百姓理解中国的想法有密切的相关性。
竹内好在《中国》上连载了题为《为了知道中国》的系列散文。在刚开始连载时，他这样写道：“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其理想的状态是，必须精通该国的各种事情，尤其要精通老百姓的生活。要不然，翻译起文章来，也翻不好。但这是理想，谈何容易。……这里写的首先是对于文学研究的我的观念，下面我想扩大概念，把同一个原则运用于历史、政治和社会机制。我们实在不知道中国，让人吃惊地不知道。而且我们连不知道中国这个事实本身，自己也没有充分意识到。首先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是‘为了知道中国’必须迈进的第一步。”［1］这里清楚表达了竹内好的思想和态度。第一，竹内好主张文学研究的观念可以扩大到其他领域。如上面所讲，竹内好试图运用他所理解的文学研究方法，发刊杂志扩大影响力。第二，他的文学研究的方法，重点在于精通与自己有距离的外国的事情，尤其重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重视日常生活，表现着他的文学观：竹内好所重视的“文学”是既反映老百姓的日常伦理观念又推动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文字表现，换言之，他认为文学该是与老百姓有紧密关系的活动。第三，他清楚知道这仅仅是理想而已，几乎无法做到。我们可以看出竹内好始终意识到“精通”与“无法精通”之间的张力。第四，竹内好强调承担这个张力的第一步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他强调“无知”，并不意味着他感到虚无，也不意味着他要展开哲理性的思考，反而恰恰因为意识到了“无知”，才力图了解最为基本的事情，即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如中国的度量衡等。竹内好似乎主张这么点点滴滴的“知识”才能导致读者更正确地理解中国文学，拉近中日之间的距离。
竹内好的尝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笔谈中，何浩这样说明“社会史视野”的初衷：“正由于我们身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我们关于历史的叙述也往往受制于特定的思想意识、认知构架，充满经由某一特定历史时刻所形成的固定视角的高度过滤。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视角即是如此。”［2］何浩虽然重点批评当下中国流行视角的缺陷，但严格来讲，他质问的并不仅仅是当下中国的叙述方式，任何时刻的视角都会受制于特定的认识结构。竹内好在60年代日本感到当时流行的视野不足以理解中国文学。一定程度上，何浩的问题是直面与自己有距离的文学作品时不免遇到的困境。意识到这种困境的何浩，正如竹内好意识到“无知”就开始整理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一样，为了突破当下的特定视角，开拓“社会史视野”。
问题在于，“社会史视野”如何打破特定视角的局限。竹内好重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然绝不追求琐碎的生活细节，反而力图把握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感觉。竹内好在上述文章中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1942年他第一次去上海时，要求向导带他去看上海的住宅区，实际看了上海的弄堂、天井、亭子间等，才明白中国小说的空间感［3］。住宅区的空间安排虽然对外国读者来说很陌生，但对中国读者而言是用不着特别言说的常识。再说，住宅的感觉其实与小说主题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懂空间感也可以欣赏小说。换言之，在解读作品的思想意义时，这种空间感觉并不重要。但竹内好执意理解这种感觉。他认为充分理解这种不关乎小说的思想性但实际支撑小说世界的生活感觉，才能真正“知道”该作品的文学世界。当然，竹内好并不主张自己理解空间感就能完整地体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世界，他依然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关键是，竹内好为了突破中日之间的巨大距离，不满足于思想层次上的理解，从看似琐碎的生活感觉入手，致力理解中国文学的生活世界。他甚至认为，这样的努力才能促进对文学的更好理解，促进中日老百姓距离的拉近，并建立起两者之间的良性关系。
参考竹内好的尝试，我们就能理解“社会史视野”为何强调“整体性”。谈起“整体性”，容易让人误解“社会史视野”试图建立统合一切层次的唯一视角，“整体性”似乎覆盖从琐碎小事到国家大事的一切事实。但正如竹内好意识到“无知”才寻求生活感觉一样，“社会史视野”追求“整体性”，也是突破当下特定视角的一种尝试。程凯这样说明“整体性”：“这种把握如果缺乏必要的整体与结构性参照，则不免满足于相对主义式的‘多元性’，且流于实际上的‘碎片化’。……怎样突破深入社会历史现实时的笼统与抽象，摸索现代历史进程的内在肌理是引入社会史视角的初衷；但同时亦须兼顾还原社会历史脉络时重构结构性视野和再认识各部分、各层次间的相关性。”［4］这段话充分表达了“社会史视野”的基本方法。首先，“整体性”的反义词是“碎片化”。“碎片化”的历史事实，即便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真实，也不能帮助读者理解该作品的文学世界，也就是说，不会支持竹内好所期望的阅读行为。其次，在说明“整体性”时经常提到“结构性视野”，也意味着历史事实并不处于隔离状态，一个个事实、一个个层次之间始终有相关性，充分注意到各个部分之间的相关性，才能出现“社会史视野”下的“整体性”。总而言之，根据程凯的主张，“社会史视野”的“整体性”是通过整理各个历史事实之间的相关性，力图避免“笼统”和“抽象”的理解，致力于接近该作品的生活世界的尝试之一。
如果这样理解“整体性”，我们也就不难明白“社会史视野”为何反复谈到“感知结构”。文学研究中讨论“情感”问题，固然有很多积累。最近成果比较丰富的是从拉康的理论吸取灵感的理论性较强的文学文本研究。除此之外，与“社会史视野”有关的是年鉴学派的史学方法。部分年鉴学派的研究者探索心理状态的历史，开拓了心灵史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社会史视野”关注“感知结构”有其不一样的独特性。
萨支山在笔谈中谈到了“情感”的重要性：“上述例子中，作家在叙述故事时提供的鲜活的感知经验，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作家在参与具体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他们的理解和应对方式，在他们那里，政治、政策、文件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落实为具体的工作和生活。当政治意识形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并以文学的方式展开的时候，对文学的解读，就不能仅止于指出它们之间的矛盾和裂隙，更要将它们还原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进行考察，作为重新理解那个时期历史和文学的一个切入点。”［5］首先，萨支山用“鲜活”一词来形容“感知经验”，也就是说，他显然重视“情感”的活力。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萨支山重视“鲜活”的“感知经验”几乎相当于竹内好的尝试，力图接近文学叙述的生活世界。其次，重视“鲜活”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它说明“感知经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反而保持高度流动性，要力图把握流动中不断发生变化的“感知”的动态性。如此理解“感知”的萨支山，接着强调“政治、政策、文件”等一般被认为枯燥政治层面上的事物也是“鲜活”的存在，而不是抽象的存在。萨支山重视以文学的方式展现这些政治事物的过程，主张必须关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感知经验”。也就是说，文学叙述和政治事物并不隔开，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文学叙述和政治事物都具有“鲜活”的动态性，切入到那个历史时代，“感知经验”能起到重要作用。
“社会史视野”下的具体研究丰富多彩，但我们大概可以概括“社会史视野”的几个特点：它的初衷是要打破当下视野的局限，力图接近与自己有距离的历史时刻，尤其要进入那个历史时代的生活世界；由于重视生活世界，因此避开“碎片化”的事实，致力于理解各个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形成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理解；也因此重视有高度流动性的“感知经验”，以“情感”为切入点，理解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和“结构性”。
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与年鉴学派的心灵史研究不同。心灵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屠猫记》，在序文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本书探讨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6］可见，达恩顿关心的是历史上的人的思考方式，他试图勾勒某一个历史时代的人的思考。也就是说，他的最终目标是重构一个历史时代的思考的模式。相比之下，“社会史视野”不关心重构一个历史时代，也不关心建立一个历史时代的模式，而力图体会一个历史时代的人的生活。如果年鉴学派重视“感情”因素是因为“感情”构成人们思考方式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社会史视野”重视“感情”是因为以“感情”为切入点能够接近人们的生活世界，再现活生生的历史时代。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年鉴学派与“社会史视野”的差异虽然可以归纳为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的不同诉求，但是，不管年鉴学派还是“社会史视野”，他们都没有固执历史和文学的分野，反而有意突破两者之间的鸿沟。“社会史视野”显然吸收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成果，在此前提之下，他们进一步探索适合于自己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
以上是我对“社会史视野”的理解。如果这个理解成立的话，最后要探讨的是“社会史视野”的边界问题。实际上，“社会史视野”虽然是面向与自己有距离的文学创作的研究方法，但并不适合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所有作品。笔谈的四篇文章都讨论20世纪50年代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深刻关联的文学作品。这个时代的文学最适于运用“社会史视野”。首先，因为那个时代的革命实践与当下的我们离得太远，现在的研究者几乎无法接近50年代的经验，更无法共鸣当时的生活。某种意义上，对现在的人而言，50年代中国是最遥远的时代。其次，50年代中国在生活和感知方面发生了震天撼地的大变革。要理解这一大变革，“社会史视野”关注“整体性”和鲜活的“感知”，无疑特别有效。在此意义上，“社会史视野”的文学研究方法，与对50年代中国历史的重审有密切关系。一定程度上，“社会史视野”的文学研究不仅对5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而且对该时期的历史研究，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最重要的是，“社会史视野”设法摆脱当下视角的限制，致力避开当下的价值判断，这样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发现50年代中国社会的“张力”。正由于“社会史视野”抓到50年代中国社会的“张力”，为有效打开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不过，“社会史视野”对50年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显著“有效性”，几乎同时意味着这个研究方法并不万能，如果运用到其他时代的其他作品，至少要调整一部分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无条件地接受或全盘批评“社会史视野”，都不是建设性的态度。在充分理解“社会史视野”的特点之后，如何接受“社会史视野”的启发并产生适合于自己研究对象的新的研究方法，才是我们接下来要认真探讨的课题。
注释：
［1］［3］竹内好：《中国を知るために（为了知道中国）》〈代用品「開講の辞」（代用品“开讲词”）〉，写于1963年，《竹内好全集》第10卷，第8页、第11页，第10页，筑摩书房1981年版。
［2］何浩：《历史如何进入文学？——以作为《保卫延安》前史的《战争日记》为例》，《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4］程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5］萨支山：《“社会史视野”：“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6］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建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页。原文为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3.
